[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分析，它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从未来趋势分析，则是适应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必然要求。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重在实现主体的自主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寻求“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一个幽灵，一个增长中心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即使在最近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讨论中，这一气氛也苦苦挥之不去。究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导向是什么？或者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放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场声势不小、且有可能成为“十二五”主题的“转方式”，恐难达到预想目的。笔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基于此，特撰此文，专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重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二是在实践中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究竟应把握哪些着力点；三是如果确立“以人的发展为导向”，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支撑？
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先就“转变方式”的内涵或者层次作一界定。
2007年，笔者在《中国发展模式论纲》中曾提出关于“转变方式”的三个概念：第一个，“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瞄准“要素投入结构”，解决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问题，可称为1.0版的转方式；第二个，“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聚焦点除了“要素投入结构”以外，再增加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可称为2.0版的转方式；第三个，“宽方式”－－超越经济，上升为整个国家总体发展方式（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等），可称为3.0版的转方式。
问题是，今天讨论“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定位在哪里？根据目前中国的阶段任务，我建议在前面讲的三个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基础上，再补充三个结构，即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后三个结构，既属于社会发展问题，同时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容。至于其他的，是不是暂时不把它列入。这大体定在“中方式”与“宽方式”之间。本文以此定位进行分析。
一、“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指导理念
为什么在中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强调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根本指导理念呢？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曾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然，在当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的境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能不能因为今天难以完全“实现”，就不以此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呢？能不能调整一下，提出中国今天朝着这一目标去“促进”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持续追问：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思想精髓就是“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正是基于此，在拙著《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我没有使用“实现”而用“促进”这一概念，指出“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2]5强调“促进”人的发展是我们担负的历史使命。[2]6
不仅如此，关注人的自身发展也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念。纵观二战结束以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可以见到，由GDP增长至上的“物本”主义转变到注重人自身发展的“人本”主义，是社会发展基本趋势。
学术界比较熟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就是典型。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扩展自由不仅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更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所谓扩展自由是指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主要是指五种自由，即：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经济自由（经济条件）、社会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自由（透明性保证）、防护性自由（防护性保障）。这些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3]
除了马蒂亚·森（Sen，Amartya）以外，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佩鲁（Perroux），他在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4][2]9到20年后的2003年，我国也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可见，这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国今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不要顺应人类发展的这一趋势呢？
（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中国提出“转方式”非自今日始。据本人所看到的历史文献，早在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彼时刚上任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就曾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5]1995年，中共中央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共“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30年来，总的来看，“转方式”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原因何在？我认为，虽然有外部冲击的客观原因，但从深层根源上看，基本上还是旧的发展理念和体制在惯性运作，在束缚着中国。这里的要害是什么呢？虽然那句“速度比较实在”讲了多年，但仍是以GDP为中心的速度增长主义的思想在作怪。
这里有一个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因速度增长主义至上，于是主要靠投资。因此，长期以来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10年来一直保持在35%以上，近六年连续超过40%（至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刺激计划的2008年，达43.5%则属特殊情况）。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单向度增长主义所导致的“投资饥渴症”，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扩张冲动”即经济决策者对生产增长的数量冲动，无休止地渴求增长，与此相联地“投资饥渴”，不仅在企业中存在，而且存在于中央和各级主管部门中。[6]在这里，科尔奈分析的是传统体制环境，但在今天中国转型期，由“扩张冲动”而导致的“投资饥渴”这个问题仍在惯性运作。
既然存在“投资饥渴”，何以能够大规模驱动投资呢？显然，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以至于到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仍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
由此可见，“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要摆脱这一链条的惯性运作，必须从源头上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出现某种阶段性变化。尽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有500余个贫困县，3597万农村贫困人口（以1196元新标准计算，2009年底统计数据），但经过30多年，总体上判断：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这就意味着，下一步中国将从前一阶段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要诉求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7]阶段转变的分水岭在哪儿？估计以2011年为标志，即以“十二五”作为开端。
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生存型”阶段不同的新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如果说，在“生存型”阶段，讲究GDP指标还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讲究“健康、教育和人均国民收入三个分指数的算术平均值”的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则更有意义。
2007－2008年本人在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研究写作时，对“人类发展指数”作过研究。2009年6月，在国务院研究室召开的“十二五”发展战略专家座谈会上，我建议用HDI（“人类发展指数”）－－这个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实用指标来替代GDP。当然，现行的“人类发展指数”，也未必能全面反映人自身发展的要求和机理，比如说，它没有反映收入贫困、不平等趋势及环境状况，但比较而言，它比GDP指标要更富有人性化的特点。若按GDP总量，2009年中国排在世界第3位，2010年甚至能排到第2位，但若按HDI计算，根据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以2007年的数据计算，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772，排名世界第92位。哪个更能反映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发展”情况呢？显然是HDI（“人类发展指数”）。
总之，为适应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的新要求，今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二、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四个着力点
从人的发展角度着眼，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二五”期间，着力点放在哪里？建议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
（一）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
如何看待消费问题，在最近的讨论中，是有分歧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居民消费并不是不足，并批评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居民消费增长太慢，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的观点，是“一个认识误区”，并且是“第一个认识误区”。[8]为讨论清晰起见，这里有三个概念首先应区别开：一是消费率（指消费支出占“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消费增长率（指消费量与基期相比动态增长幅度，而且不能等同于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三是消费贡献率（指消费增量与“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
应当承认，从消费增长率来看，近两年来与GDP增长幅度相比大体是差距不大或比较接近的，甚至在2008年，消费增长率达到9%，等同于修正前的9%的GDP增长幅度。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更高达15%以上（2009年，扣除物价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高达16.9%）。从这一角度来看，说“中国老百姓不是消费增长很慢的”，这句话是对的，但症结不在“消费增长率”，更不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而在“消费率”（指消费支出占“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鉴于消费、投资、净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是“此长彼消”的关系，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投资驱动型”的国家来说，今天聚焦“消费率”有特殊意义。
从消费率看，确实是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从横向看，虽然“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增长得并不慢”（焦点不在于此），但中国的消费率是低的，不仅低于处于较高阶段的发达国家（东邻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0～70%），也落后于处于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2007年消费率分别为75.7%、67%、64.9%，而中国仅为49%，大体相差15～25个百分点。特别是从居民消费率看，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这一指标为60%，而中国仅为34%，差距达26个百分点。这是客观事实。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比最不发达国家还低”，那是另一个命题。
从纵向看，进入新世纪来，消费率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48.6%，降低了13.7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持续
下降到2008年的35.3%，下降了11.1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过一句格言：“死人抓住活人”；现在，中国是“死物（投资）抑制活人”。怎么能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论”是个“认识误区”呢？
人，不应被视为“加工大业的工具”；人，应被视为“消费大业的主体”。中国，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2]27至于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欲望，如何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需求，那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另作讨论。
（二）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
研究产业也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经济增长的角度；另一个是人的发展的角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所论述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对研究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颇有启迪。在产业结构中，如果说农业（第一产业）与人的“生存型”需求关系更为密切的话，那么，服务业（第三产业）与人的“发展型”需求关系更为直接。尤其是今天服务业中的教育、健康、文化、创意、研发、旅游等，都与人的升级性需求紧密相联。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有所上升的，由2000年的0.732到2007年0.772，七年提高0.04；此期间服务业本身也有发展（2001年－2008年，服务业年均增长10.8%），但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
从横向看，中国服务业比重依然偏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经济体）为72%，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为59%。台湾地区2007年第一产业占1.45%、第二产业占27.5%、第三产业达71.05%。大陆地区2007年服务业只有40.1%（第一、二产业各占11.3%、48.6%）。虽然发展阶段不同（大陆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也不同，但大陆与台湾第三产业相差30多个百分点，也令人感慨。
从纵向看，服务业近年比重提升微乎其微。2008年与2000年相比，服务业的比重从39%上升到40.1%，八年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只上升0.14个百分点。这与
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有明显的差距。
需要指出，发展服务业，不仅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需求有意义，而且也是发挥人的自身潜能、实现人的自身价值的平台。无论是处于生产制造业前端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还是处于后端的品牌培育、市场营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中间投入，尤其是创意产业，更能发挥人的潜能和价值。随着中国下一阶段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过去那种以物质资源的“硬性”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将向服务等“软性”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不仅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人的自身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
鉴于这种状况，应改变“过去八年总上升1个百分点”的局面，可以考虑今后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左右。现在40%多一点，五年后提到45%到46%，十年超过50%。只有这样，
才能随着服务业的发展给人的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三）在投入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主体的自主创新
投入结构的核心是解决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其中最关键的是技术创新。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而且涉及到“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问题。
从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后的最新实践看，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1997年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曾发表《无限制资本家》一文，该文指出，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CosmicCapitalists－－开始出现。按照美国学者的分析，（1）这批人是“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2）这批新人“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3）“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4）“他们不信仰宗教，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等等。[9]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经提出过，本人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在这批新人所呈现的“无限制”特点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它反映了信息革命所重塑的一代新人的基本特点－－就是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2]
从中国发达地区的实践看（例如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园区），在探索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一批新人也开始崛起。这批新人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还是人文学者或文化人，也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所重塑的一代新人发展的新特点。
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尴尬，也是一个民族的尴尬，就是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过去30年，中国给外部的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就技术而言，自主创新不足。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PCT（三方专利），美国是5.2万件，中国只有0.54万件，才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何况中国是13亿人口呢。更可悲的是，韩国排在中国前面。仔细研究，技术落后的背后有人的精神问题。韩国以“身土不二”为国训，中国满街上跑的多是洋品牌的汽车，自己的“身”与自己的国“土”到底是什么关系？下一步应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由“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这不仅仅是提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问题，而且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重塑千千万万个创新主体的问题，是促进一代新人成长的问题。
（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点促进“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天人合一”是中华哲学的最高境界。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涉及到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据公开的数据，中国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549万吨，超过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1414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这种情况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遑论人的尊严？环境问题的恶化，将导致老百姓喝不上健康的水、呼吸不到清洁空气的后果。个别地方发生的环境事件已向决策层敲起了警钟：要防止可能发生的没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内生的“绿色骚乱”。
按照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比2005年下降10%，“十一五”前四年，单位GDP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了9.66%和13.14%。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这既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也给实际工作带来了艰巨任务。现在，中国人已经有了环境资源的初步意识，下一步应向“天人合一”的绿色模式转型：一向技术创新要绿色，二向结构调整要绿色，三向政策设计要绿色，四向市场机制要绿色。这种态势需要努力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建立一套完整的“ESH机制”即“环（境）安（全）健（康）”机制，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环境产权制度”拟在下一节阐述。
三、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支撑
要做到以上诸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从人的发展角度研究，以下四方面改革刻不容缓，以便尽快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体制支撑。
（一）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要提高居民消费率，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必须调整分配结构，改革分配体制。这涉及到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和再分配中“居民”收入问题。我在《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中曾指出，在初次分配领域里，近几年来因利润蚕食工资，出现劳动者报酬比重呈下降趋势。2000－2007年，该比重从51.4%下降到39.7%，七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为什么劳动者的收入比重下滑了11.7个百分点？我认为这里有劳权弱化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确实低廉，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的增长及其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里确有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而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实质，则是中国劳权的弱化。因此，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提升到人权特别是劳权的高度，要有保障人权特别是劳权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问题。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为什么劳权明显弱化？关键在于劳动力要素所有者还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一种“金三角”的社会结构，由工会代表劳方（雇员），由雇主协会代表资方（雇主），由政府代表国家。目前来看，资方力量（含国有资本）在一些地方还比较强大，相对来说劳方的力量比较薄弱，尚没有形成“劳资谈判”协商的机制。虽然一些企业也有工会，但是在关键之处（如通钢事件，如山西黑砖窑等等）人们看不到工会的力量。需提出工会转型的问题，即工会不应成为行政组织的依附力量，而应有其相对独立性。这就涉及深层的体制改革问题。只有社会形成一个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制衡的“金三角”结构，才能从制度上缓解“向非劳动者倾斜”这一问题，进而为劳动者有尊严的劳动和生活提供支撑。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里，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所反映的数据看，1996-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则分别从17.1%和13.6%上升到24.1%和18.4%，分别上升7和4.8个百分点。鉴于此，需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切实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完善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在内的公共产权收入再分配制度，并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投资结构，以增加全民福利。不妨探讨一下，收入分配的“三方面倾斜”（向非劳动者、向政府部门、向垄断性行业），哪个倾斜度最高？或者说，在解决“三个倾斜”的过程中，哪方面的利益约束最为严重？我认为是政府。政府应率先改革。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
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最早运用“二元经济”概念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社会学家J·H·伯克（J.H.Boeke）。约在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后来，经济理论界又对二元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W.A.Lewis）。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后经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费景汉（JohnC.H.Fei）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该理论划分了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农业部门。这就是所谓二元结构问题。资本越多，就可以将更多的劳动者从自给农业部门吸收到城市工业部门中来。当剩余劳动被完全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时，二元结构就变成了一元结构，也就完成了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远比上述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的问题，除了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外，还有深刻的体制性问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鸿沟。人一出生就被天然地分割成“城里人”和“乡下人”。这是对人自身发展的阻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口完全隔绝、严格禁止迁移与流动的格局得到改观，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和“非户籍性的迁移”明显增加。从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07亿人，这6.07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据有关资料，目前进城务工者已经占到产业工人总数的1/3以上。但是，进城多年同时也有相对固定职业的农民工，迄今尚未解决户口问题，也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户籍制度的障碍，特别是户籍身份上所附着的福利差异，影响了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
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鸿沟早就应该填平了。当前，可将这部分农民工群体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率先实现市民化。在这一过程中，应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既可以以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又可以使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提高自身素质。这是中国农民及其后代实现自身发展的一条新兴之路。
（三）构建环境产权制度
如前所述，推进绿色发展应沿着技术、结构、政策、市场四条线展开，而市场的力量关键在于环境产权制度。这就是说，中国构建以低碳为特征的经济体系，不仅需要相关的政策引导和技术保障，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
笔者之所以强调产权制度安排，是基于如下认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人权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其中牵涉到深刻的产权关系。基于此，笔者认为，欲真正缓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世界性环境问题，从深层分析，必须建立完整的“环境产权制度”。
从理论上分析，“环境产权制度”是整个现代产权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1995年主笔出版的《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一书①曾对“产权体系”作过论述。长期以来，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产权实物观”（即把产权仅仅理解为一种实物形态的东西）的影响，环境领域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产权概念，普遍认为对于环境这种无形之物可以“无价”或廉价获取，于是环境产权制度成为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产权经济界研究产权问题的一个重大缺失。
按照产权经济学中关于产权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的经典定义（哈罗德·德姆塞茨，Demsetz，Harold，1967），笔者认为，环境领域也有“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即是说也有产权界定、产权交易、产权保护制度的问题。基于此，2006年，结合资源环境与收入分配问题，笔者撰写了有关“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研究报告。2007年，针对环境产权这一薄弱环节，又发表了《再论建立环境产权制度》。
在现实经济中，对于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的治理，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由政府进行干预，如对排污者征收环境污染税或排污费之类，这是一只由“有形的手”来操控；另一条思路，就是以“交易成本”分析的方法，通过产权关系来解决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这是由一只“无形的手”来调节。对于前一条思路，人们比较熟悉、比较重视；而对于后一条思路，人们对此比较陌生、比较忽视。这主要是长期以来受根深蒂固的“环境无产权”观念的影响所致。例如，二氧化碳，千百年来都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没有产权关系，但是现在出现新情况，二氧化碳也应产权化。
建立环境产权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做好环境产权的贡献界定和损害界定工作。凡是为创造良好的环境作出贡献的地区、企业或个人，应该获得环境产权的收益，把权利和利益明确界定下来。反之，凡是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地区、企业或个人也应把其责任明确界定下来。第二，促进环境产权的公平交易。在此方面，突出的问题是价格问题。务必要落实环境成本的科学还原，逐步使矿业企业合理负担其开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成本，形成“完全成本价格”。第三，实施环境产权的严格保护。这里的关键是要确立相应的环境产权利益补偿机制，包括环境外部经济的贡献者和受益者之间直接的“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以及以国家为主体的间接的“纵向利益补偿机制”。第四，做好与创建环境产权制度的协调配套工作。通过环境产权，给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安上一个产权的“马达”，用经济手段、市场力量进行“倒逼”减排，[10]这样做，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过上低碳的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四）政府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
“政府转型”这个问题是最难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才能担当起领导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重任；也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上面几项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就我所看到的文献而言，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里面，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同时，即提出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任务，并相应作出两点重要判断：一是“这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二是“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建立”。18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读来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为什么改革难以深化？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建立？看来，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很重要的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审视和探讨。几年前，笔者曾从人文价值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是：体制转型中的问题是不是与中国的人文价值取向和基础制度失范有关？笔者认为，表面上看是政府职能转型的滞后，而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基础性制度规范的缺失，再深入挖掘下去，则根源在于人文价值取向问题。基于此，笔者曾提出三个方面的看法：一是确立“公共利益关怀”的价值取向，克服“政府部门利益化”倾向；二是确立“公平交易”的价值取向，克服滥用行政权力、实行行政垄断的问题；三是确立“独立分治”的价值取向，解决政府与企业、国资、事业和中介组织交叉、混同的制度性问题。[2]
今天研究政府转型，也必须坚持上述三个方面的人文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重点是抓政府职能的“两位”：一是解决“越位”问题－－从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二是解决“缺位”问题－－更加重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同时，适应新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权贵资本和反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可能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还应当看到，近年来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这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当政府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些利益集团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既得利益集团中，要特别关注权贵资本，关注政府中那些以权谋私或称“权力寻租”者。
2010年4月，中国西邻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发生剧变，虽可能有外部大国力量的作用，但关键还是内部原因－－－掌权者“近乎劫掠地瓜分财产”，“围满了贪赃枉法之徒”，（俄罗斯《独立报》4月9日文章），这再次证明了中国有识之士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也再次提醒中国尤其要把反腐倡廉摆在重要位置。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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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常修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