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4日)
今天关于产权市场和更大范围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报告,是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成立3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在开讲之前,我先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成立30周年表示祝贺,向今天在座的天津市产权界、资本界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致以问候。
大家都很关心如何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如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与我们产权市场密切相关。去年,我提出了“产权市场第二构想”,即《“全要素 多资源”:产权市场新构想》(见《产权导刊》2023年第11期),引起国内产权界关注。围绕这个问题,我今天讲三个总体性“怎么办”。
天津是我年轻时读书和开启经济学研究的地方。1979年春,我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参与的第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老师主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经过三年研究,于1983年6月上报了课题成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984年被中共中央《改革决定》起草组所吸收、采纳,见《常修泽学术自传》中“缺页的故事”一节)。正是基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理论根基,1987年11月,我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杭州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回到天津以后,中共天津市委内部刊物《对策研究》,于1988年2月16日率先刊登了这篇构想文章。文章刊登以后引起《天津日报》关注,遂该报在4月13日“经济版”公开发表。天津首发后,立即引起新华社有关方面重视,当年4月22日,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用套红标题刊登了这篇构想,题目就是《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当年被评为“新华社好稿”。由此,它也成了产权市场创建和演进发展的一段史料。后来有关资料显示,在改革浪潮中,产权市场于1988年5月诞生。
36年来,中国的产权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到全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我们说的“非标准的资本市场”。它在中国市场体系中,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市场力量。
从1987年提出“第一构想”到1995年本人奉调进京,在津八年间主笔出版了三本关于产权的书:《资产重组》(1992年)、《现代企业创新论》(1994年)、《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1995年)。其中《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在产权界流传较广。何亚斌先生(中国产权协会原副书记、副秘书长)当年作为湖北产权市场的创始人,就曾在武汉三镇书店寻获这本书,我们由此结下深厚友谊。我早期在津的产权研究,一方面与产权界结下缘分,另一方面也为后来(2009年)进一步研究和著述《广义产权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年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成立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研究。那时候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还归天津市政府体改部门管,经过曲曲折折的发展,从1994年正式成立“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到今年恰好是30周年。
30周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94—2003年为第一阶段,即初始创业阶段。从2003—2020年为第二阶段,即快速发展阶段。2020年改制,由事业转变为企业,至今为第三阶段,可以称之为创新突破阶段。
刚才,我参观和了解了几个部门的情况,经过这次调研以及平常对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的了解,有几点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交易范围已经向“阳光采购”平台拓展。我很关注这个突破。在天津市国资委领导下的35个市级国企的阳光采购,基本上在这里进行交易,规模较大。当然还有一大块就是非国资委系统的那些单位的阳光采购,还没有被纳入,距离理想的目标还有拓展空间。
第二,向农村产权交易和文化产权交易拓展。我听了天津农交所运营与发展情况的介绍。农村产权交易有新东西,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标志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已经突破了原来所设置的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窠臼,已经向农村产权交易发展,纳入了农村农民的资产流转。此外,还有文化产权交易等等。就是说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已经向“配置全要素、交易多资源”开始迈进。
第三,内部的机制改革有进展。这就不只是对外的业务,属于内部的体制性或者说机制性的改革,比如用人制度改革、机构改革。由于机制的变革,队伍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活力在增强,把过去比较板结的结构变成一个有生机的结构,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此外,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抓合规建设也很好。因为,咱们这个行当内外合规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我们产权界已经有少数交易所的朋友出现某些问题,所以一定要抓合规。
第四,在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产权交易融合方面有明显的进展。因为在这个数字革命的浪潮下,核心问题是数字经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基本上可以说是实现了业务数字化“全覆盖”,信息化程度高。
(三)看看兄弟省市产权交易市场的概况
这些年,全国“东西南北中”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我调研了将近一半——
“东”:我调研了山东、浙江和上海。据介绍,上海发展比较快,2023年9月已经建立了上海交易集团,实行产权交易与公共资源交易的包容性发展,都归属上海交易集团,下一步估计将由“包容”走向“交融”。
“西”:我调研了重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特别是去年12月,我与何亚斌先生一起看了重庆交易集团,一致认为他们做得好。对此,何亚斌先生已在《产权导刊》2024年第2期专门发表了推荐文章,称它是产权交易的“一个样本”,我赞成。
“南”:我与何亚斌先生一起调研了深圳交易集团和海南产权交易所。深圳改革力度很大,海南也正在按照“海南自贸港建设规划”来推进。今年开春他们还与浦发银行联合组织了市场化研讨活动,并邀我参加。
“北”:除华北京津和东北辽吉外,我比较重视黑龙江交易集团的实践。我在《产权导刊》2023年第11期发表的那篇《“全要素 多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新构想——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实践参考之后的思考》,就是有感于黑龙江产权市场的实践而萌发的。
“中”,我看了江西和湖北(武汉光谷产权)。江西现在已经成立了江西交易集团,今年4月,我在参观庐山会议旧址后,应邀前往南昌调研,他们正在筹备成立“中部地区六省产权要素市场联盟”。
总之,“东西南北中”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其中,东边的上海、西边的重庆、南边的深圳、北边的黑龙江、中部的江西,给我印象较深。在实践中呈现产权交易与公共资源交易等机构的几种不同组合形式——“内在交融一体式”“包容性大屋顶式”,以及原来的“互不隶属板块式”等,下一步如何发展,有待继续调查研究和提炼。
朱熹《观书有感》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地产权市场的创新实践,为我的理论研究提供了 “源头活水”。谢谢中国产权界各位朋友。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支撑:怎么准确把握?
我想结合上面各地产权市场的情况,就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理论问题谈一些看法。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请注意“深化”和“高标准”五个字,“深化”就不是“浅化”,更不是维持“不化”;“高标准”,就不是“中标准”,更不是“低标准”。应该说我们国家不是没有市场体系,但是用市场化指数衡量,现在的标准不高,还是属于低标准的。那么要创建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标准的“标高”在哪儿?根据我个人理解,就是“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根本途径”在哪里?(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根本途径”)就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生产要素的配置”。所谓市场机制就是需求、价格和竞争三大机制,我这里以价格机制作为代表真正地引导市场要素的配置,从而达到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目的。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实际上,近几年中央已经开始在做铺垫。例如,2020年3月30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另外一个,2021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为了落实上面这个中央提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意见,专门印发了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方案讲的是怎么向纵深发展,这标志着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建议产权市场要向“全要素、多资源”拓展。对于这项改革的理论支撑:到底怎么准确把握?我谈三个理论支撑。
第一个理论支撑,关于要素的内涵、类型及其性质问题。
2020年6月5日,我在中央党校作过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报告,同年在《改革与战略》第9期公开发表了《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再探讨》的论文。为什么称“再探讨”?因为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地探讨要素市场化,比如说我的关于《创建劳动力市场》以及关于“资本市场”的文章等。所以2020年研究这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属于“再探讨”。但在这篇《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再探讨》文章发表四年后的今天,再探讨实际上就是第二轮“再探讨”了。
第一点,先讲要素是啥?要素的内涵是啥?
如果简单用一句话来界定“要素”,它是经济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资源。“资源”是它的中心词,但是“资源”这俩字容易被狭隘化。一说资源马上想到“自然资源”,我讲的资源是经济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各样的资源。那么,人类对这个资源问题的认识,以至到今天要素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简要地把这个过程捋一捋。第一阶段,马克思以前人类对资源的认识只有两个,一个是劳动,一个是土地。代表人物是谁呢?是威廉·配第,他著名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第二阶段,马克思又加了第三个要素——资本。他写的《资本论》实际是论资本(马克思还有一些科技思想和管理思想)。第三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技术要素。注意,这个技术要素里边包括了知识和技术两个。2002年十六大增添了“管理要素”。第四阶段,2017年12月中央政治局集中学习,第一次提出“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到了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正式增列了数据要素。
经过四个阶段,到了今天形成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个要素”。大家下一步要发展全要素市场,要知道“全要素”全在哪里。
第二,“七个要素”分成几类?
“七个要素”中,其特性和功能各不相同。我把土地、资本称为“物本要素”,把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称为“人本要素”,把数据看成既有“物本”成分,也有“人本”成分。因此,在以上我说的七大要素里边,两个“物本”,四个“人本”,数据属于“物本与人本混合型要素”。
1991年,我在南开经济所主持完成了一个重点科研课题《资产重组》。下达者给的项目名称是“资产”,但是我研究中涉及“资本”和资本运营。这就需要回答“资本”到底姓啥的问题。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南巡,思想界还有禁锢,普遍回避“资本”,并认为“资本”姓“资”(即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该课题于1991年结项,1992年出版,我在里边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观点:“资本中性论”。认为资本跟商品经济一样,也姓“中”,是一个“中性”的经济范畴。
我在南开曾跟着高峰教授读过《资本论》原著,马克思确实写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我领会马克思这句话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不是说的“资本一般”,尤其说的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资本到底“姓”什么?我在这本《资产重组》一开始第三页说,既然商品经济是一种中性的生产方式,那么植根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范畴,也是中性的。按照这种逻辑,资本范畴也是中性的。它姓“中”,既不是一个“香东西”,也不是一个“臭东西”,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好像火车的“车厢”一样:挂在社会主义火车头上,它就为社会主义服务;挂在资本主义火车头上,就为资本主义服务。
直到近年,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有人仍说资本“是丑陋的”等等,弄得人家搞资本的人抬不起头来。我问:国有资本是不是“资本”?如果说资本是丑陋的,国有资本是不是丑陋的?搞资本运作一定要对资本有个正确的认识。
前面讲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四大要素都属人本要素。那么,人本是不是生产工具?现在社会上“把人作为工具”的思想很浓厚。“以人为本”是春秋时期齐国明相管仲最早提出来的。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但是他这里是把“霸王”与“人”挂钩的,把人作为统治的“工具”。我不赞成这种思维。我在《人本体制论》中,曾讲要抛弃“人本工具论”,秉持“人本实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只补充一句:在下一步改革发展要素市场涉及“人的产权”时,要防止居高临下的“赋予论”。
第二个理论支撑,关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客观必然性理论。
为什么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考虑的战略基点是什么?
第一个逻辑,改革自身的逻辑:深化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和战略的选择。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些日子说要研究深化改革开放。很好,要深化经济改革,深化的趋势就是要走向要素市场化。
中国改革的进展如何,要看市场化程度指数。根据我对国家宏观情况的了解,经过45年的改革,到了今天,中国的商品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97%。
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市场化多数是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即按供需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这三大机制来调节的。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中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商品市场这块,应该说已经放开97%了,国家控制的也就只有3%。
但是,要素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这里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离要素市场化配置目标差距还比较远。这就有一个体制的矛盾,按照中国改革自身的逻辑,今天就是要搞要素市场化。这是第一个逻辑,改革的逻辑。
第二个,发展的逻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遇到很多困难,有很多掣肘的因素,发展得不够理想。尤其是最近几年疫情以来经济发展波折。现在这个局面怎么打破?怎样扭转困难的局面?出路在哪里?还是要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虽然我们本身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但这个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什么东西挡住了它?体制,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从发展角度,要高质量发展,要打开发展新格局,就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否则是空的。这是第二点,经济发展的逻辑。
第三个逻辑,换一个新的角度,人发(人的发展)的逻辑。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从寻求社会公平、制度建设来着眼,我们今天也需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1986年,我曾向国家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提出一个课题,创建人本经济学。经过多年努力,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人本经济学的专著《人本体制论》。中国的新体制按什么思想来建立?从人本经济学角度研究,就是按人的全面发展来创建。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里有一句话:“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刚才我讲了七个生产要素,其中四个要素跟人有关,占4 / 7。我国要真的促进人的发展,必须承认这四个“人的产权”。而且一定要使要素市场化,只有走向市场化,这些人的要素(劳权要素、知权要素、技权要素和管权要素)才能够实现。人是有“身价”的。球员都有身价,明星也都有身价,难道中国的劳动者、管理者、技术创新者没有身价吗?
我在山东济南高新区参与过一个实验,就是身价系统的实验,身价经评估作价之后,如果到银行贷款,没有财产做抵押的时候,可以用经营者和技术者的身价做抵押,获得授信额度贷款。总之,就“人发”的逻辑,也得要搞要素市场化。
以上是推进要素市场化的三大理由,或者说必然性的理论支撑。
第三个理论支撑:要素与产权关系的理论。
要素与产权是什么关系?这点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产权界朋友有关系。我提出过“产权要素三全论”。所谓“三全论”简单来说就15个字:范围全覆盖,过程全贯通,生命全周期。更简单说就是三个方面,九个字:全覆盖、全贯通、全周期。
一是范围全覆盖,就是把这七个要素产权,全覆盖。我说,“要素产权全覆盖”,请各位记住我的两句话:“有产权的不都是要素,但凡是要素都有自己的产权。”理论上规范用语称“要素产权完整化”(见常修泽《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产权导刊》2003年第2期和第3期连载)。这是第一个全。
第二个全,过程全贯通。刚才说的是“横向要打到边”,纵向则要“过程全贯通”。整个要素的运动的四个过程,都贯穿着产权。第一个是要素的识别确立过程,它的要素怎么识别?怎么确定?这个里边涉及的是产权界定。第二个是要素产权的配置过程,要配置得当。第三个是要素产权的运转过程。第四个是要素产权的保护过程。十九大报告中有句话叫“完善产权制度”,我个人理解,它实际上是四个制度,四联动。为此,我写了一篇名为《紧紧抓住完善产权制度这个重点》的文章,发表在2018年1月26日人民网上。诸位可以搜索来读。
最后一个全,就是“生命全周期”。注意,产权是生产要素的生命,“命”在产权这里。具体说,劳权是劳动力要素的生命,地权是土地要素的生命,资权是资本要素的生命,知权、技权是知识技术要素的生命,管权是管理要素的生命,数权是数据要素的生命。总之,产权是“命”啊,我们看到的那个要素是“壳”,那是个外在的东西,它的命是产权。关于生命全周期,我这里强调,产权它是自身的、内在的,不是外部赋予的,对“赋予论”我不开心,不是谁赋予的,而是自己有的。产权是贯穿于生命全周期的,包括产生、发展、消亡过程。产权和要素的关系,我说八个字:相伴相随,形神兼备。要素是“形”,产权是“神”。
三、下一步需要创建六大要素市场,怎么推进?
前面要素是七个,而要素市场我说六个,就是把“知识要素市场”与“技术要素市场”合二为一。按照我的理解,知识更偏重于基础层面,技术更偏重于应用层面,虽有一些分别,但在建市场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搞成一个市场,它俩容易融合,因为技术专利也是知识产权,可以放在一块儿。所以,提六个市场。
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发表过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论文,并引起争议。下一步建设劳动力市场,重点有二。一是瞄准户籍制度改革。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有两个口径的数据,报纸上讲城镇化率66%,这个是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住在城市超过半年,就算城镇人口,也就成了66%。但是,要按“户籍”来计算,只有46%。这两个城镇化率指标差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2亿8千万人虽然人在城镇,但没有城市户口。最近因为经济形势的原因,有些人又回农村去了。要推进解决农民工进城后的真正市民化的问题,必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除超大城市实行“积分入户”外,应敞开农民工户籍落户。这是劳动力市场第一位的问题。这个比较复杂,因户口问题涉及身份平等问题,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二是瞄准农民的技能技术评价问题。为什么?现在农村也搞数字经济,如搞无人机,拿着遥控器,遥控播种、撒农药等。对于这些农民朋友,你给人家的技术职称评定了吗?给他们评定技师甚至高级技师了吗?还没有吧。这个方面相当薄弱,要善待劳动者。
第二个,土地市场。刚才我看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所属的农交所这个板块,很受启发。这里面涉及三块地。
一块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过去是政府“招拍挂”,即政府从农民手里买过来(价格比较低),进行土地整理,后卖给土地开发商(价格比较高)。低价从农民那儿收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形成土地财政。要改革,应由集体来“招拍挂”。中央文件已经写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让农民自己来搞“招拍挂”,可以说这是一个利益的大调整。这样的改革很难,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第二块地是农地。这块就是搞“三权分置,土地流转”,即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承包权的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现在已经流转起来。问题是流转到大户或者流转到企业集团以后,怎么办?我个人到山东枣庄考察以后,建议再流转。我在山东台儿庄调研看到,再流转不是流转给原来的农户,而是给新的农业工人。例如山东寿光的一家民营企业与台儿庄的一家国有企业联手成立一个集团,从农民手里流转了1万亩地,然后搞了好多大棚挂牌流转,流转给农业工人(或称农业劳动者)在这个大棚里精耕细作,按照公司统一规范来从事生产经营。这是农民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我当时说,大户再流转还得到农村产权交易所去交易,产权交易所应做好服务。注意这是一个新动向,就是流转后再流转,交易后再交易。
第三块地就是宅基地。宅基地这块在中国浪费惊人。你想想2亿多农民进城,家里宅子底下那地有多少?我在东北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农村里调研,村里的农民走了后,宅基地在那儿荒废着,要素资源浪费非常严重。那么这块怎么能搞活呢?搞活宅基地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转让受限。城市居民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可以交易,但是集体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关键是房子底下的那块宅基地。这个地方需要研究,需要解决。
第三个,是“知识技术市场”。我的《广义产权论》(2009年出版)里边写道:对于职务发明,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公家所有,另一部分由其技术创新人员持有,即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总之“一分为二”。但是,这些年围绕这个职务发明的产权,有深刻的教训。痛定思痛,中央下了文件。2020年3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十五条“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其中明确写道:“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这是中央最新的精神,可以搞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据我所知,现在九个省在试点,个人的科研成果也可评估作价,甚至交易。这个地方是有突破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有希望。
第四个,资本市场。这里包括股票、债券、基金、信托等等,最近发了新的“国九条”,大家都很关注。除了标准资本市场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产权市场叫“非标资本市场”。《产权导刊》去年第11期刊发了我的《“全要素 多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新构想》,看来大家是很关注、很重视的。
第五个,数据要素市场。将来要创建的话,有两条高压线:一个是国家安全,一个是公民隐私,这两条高压线不要碰它。第一条,涉及数据的机密问题。千万不要数字泄密。隐私问题,涉及每个人的人格权、隐私权。在这两条红线下,我们可以“双轨运作”:公共数据一条轨,商业数据一条轨。我们在商业数据这条轨道上运行。
第六个是管理要素市场或称“企业家市场”。有关文件里边没有“管理者市场”,现在出的一部《要素市场化改革》书中也没有。我认为这似乎不妥当。管理要素市场或称“企业家市场”不可回避,更不可或缺。这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我是力主建立管理市场或称“企业家市场”的。最近由我主持,跟蔡继明教授等合作完成了《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40多万字,广东经济出版社正编辑送审,其中我执笔写了“管理要素市场”这一章。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家进管理市场好办些,企业董事会就可以到市场招聘总经理嘛,但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就复杂些。我建议抓两条,第一“管资格”。管理者够不够资格进市场,组织部门说了算,发证权在你手,你说它不够资格,就不能进管理市场。具体来讲,组织部门来考核、来鉴定、来发证。第二个把门关,组织部门把门把严。你有证吗?有证请进,没证免进。进来以后,至于他到哪个企业,我认为就得要人家企业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办事。今天,我只从理论上讲“企业家市场不可或缺”,至于怎么建立,需要详细研究。
中国的资产系统是个相当复杂而庞大的体系,有国有、有民营、有港澳台,还有在华外商,以及各种各样的混合经济等等。仅仅是其中的国有资产这块也是相当复杂,现在公布的800万亿国有总资产(国有净资产221万亿元),并不是完全的统计,实际远远不止。若画出图来,我看“至少”有七环:一环是央企的资产;二环加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市,甚至县和乡镇政府的国有资产,统称地方国有资产;三环,再加上银、证、保等等的金融资产;四环,再加上国有文化资产;五环,再加上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国有资产;六环,再加上各类资源性资产(指已经探明并评估作价的);七环,再加上数据资产(已经进资产负债表的)。财政部已经在2023年8月21日正式对外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也就是说,从元旦起,数据已经被财政部认作资产了。
我说国有资产概念的内涵很丰富,但是现在人们思考和操作的还是比较窄。就是说,产权交易业务有很大空间,例如,工程招标、政府采购、采矿权、碳排放权、文化资产、知识产权、人才市场等等,该做的事很多。所以我提出由“第一构想”迈向“第二构想”。
当然,我知道有“应然”与“实然”之别。今天我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做的一个“应然”研究。至于“实然”如何,还要看实践。
以上讲的,只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组织或机构,也不一定对,只供大家参考,谢谢聆听。
(常修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内容有增减和顺序调整。本文首发于《产权导刊》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