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洋先生题为《让公民“说话”更畅通》的文章。顺着张洋先生的话题，我亦想在此参与讨论，作点发言。
我以为，从言路堵塞到言路通畅，在当今中国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当今中国的言论状况尽管不尽人意，但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显著改进。经过多年的观察和体验，我以为，当前我国言论状况已由言路堵塞转变到言路洞开。导致言路洞开的原因，我以为，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寻找：
一、技术
人类远古时期在文字还没有发明之前，互传信息的方式只能是口语和手势。我认为，文字发明、使用后，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能力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到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和推广之后，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能力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到近代纸质传媒如报纸、书籍等发明和推广后，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能力实现了第三次飞跃，到现代电信传媒如电话、电报、电视等发明和推广后，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能力实现了第四次飞跃；到当代网络技术发明和推广后，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能力实现了第五次飞跃。当今中国，依托互联网技术开设的网站、个人博客以及微博等传媒形式有效地突破了信息钳制，尽管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流通同样受到了钳制信息自由流通技术的时紧时松的限制，但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实现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和手段。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人类以往的反对专制和特权的斗争历史中，在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电信传媒或纸质传媒，不也照样取得了抗争的胜利吗？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但互联网在当今中国导致信息自由流通以及言路洞开上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甚至是无可取代已成不争的事实。
二、利益
是的，互联网技术仅是信息流通的一种到目前为止最为有效的手段，而使用这一手段的则是隐藏在这一技术手段背后的不同社会政治利益主体。假设这个社会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是没有分裂和冲突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存在什么一部分利益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去钳制另一部分利益主体的信息自由流通、而另一部分利益主体同样利用互联网技术去突破信息钳制、实现信息自由流通的问题。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事实上确实形成、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或利益集团，并且出现和上演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抗争。最为显著的是，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形势下的官民对立和官民冲突的事实。在官民对立和冲突之下，官处强势，民处劣势。官利用手中掌控的强大资源钳制和打压民的抗争言论，民同样则利用互联网技术不断突破官的钳制和打压而把自己抗争的声音传发出去。因此，在这一局面下，一方面，有的学者惊呼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断裂，而另一方面有的掌权人却明确提出“五个不搞”，与此同时，有的媒体则表示要包容“异质思维”。
凡此种种，尽管各种表象纷繁驳杂，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形成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今中国不同利益主体正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展开利益博弈，其中一部分利益主体正在使用手中掌控的强大资源实施言论钳制，而另一部分利益主体也利用互联网技术造成了言路洞开。
三、知识
当一个社会处在风云激荡、冲突变迁的状态下，我们发现，我们听见的只是少数几个人或一些人在发声、在呐喊、在呼号，而整个社会呈现出的却是大多数人的沉默无语、无声无息。一个本来已经激荡变迁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试问：是普罗大众全都免除了恐惧和匮乏而共同获得的了幸福、自由而自愿进入自足和恬静状态呢？还是因为他们缺知少识、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而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呢？事实答案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十分庆幸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与以往蒙昧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启蒙和学习，国人越来越对自己所处的国家、社会和世界以及自己的生存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是说，普罗大众已经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当然还远远不够）使他们初步具有了面对恐惧和匮乏发出声音和呐喊的能力。当今中国尽管由于各种利益主体发出的声音极其纷杂，但正是这些初步掌握了相应知识的国民大众开始知道了自己要说什么话以及如何说话，这在客观效果上已经打破了强势集团的言论钳制而实现了弱势群体的言路洞开。
四、环境
导致言论钳制之下言路洞开局面的第四个因素，我以为，是环境，是已经开放的无法僵化的国内社会环境和无法隔绝的国际社会环境。根据以往的历史事实，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想达到言论一律、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世隔绝，二是一元独尊。而当今中国自1979年邓小平力主且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国门大开。随后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的确立，商贸全球化的竞争带来国内市场的竞争，使中国这个久久与世隔绝、停滞不前的社会融入了国际大社会和国际大市场。再加上国人知识觉醒、利益分殊、网络技术，可想而知，言论钳制之下的言路洞开，自是弦上之箭，不得不发。
五、勇气
我以为，当今中国言论钳制之下言路洞开局面的形成和出现与国人日益增强的言说勇气不可分割。对此，人们肯定会说，路见不平一声吼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习性，是中国人天然具有的公平心、正义感所产生的道德勇气的必然展露。当我们自己遭受邪恶、不公时或当别人遭受邪恶、不公时，我们都会发出呐喊和怒吼，这是我们中国人公共生活的一种极其自然的表现。
对于这一说法，有人则提出了绝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有的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社会很大一部分的真实情况是：当一个人自己受到邪恶势力迫害、打击时，他所做的选择往往是退让逃避、忍气吞声；当他看见别人受到邪恶势力迫害、打压时，他所做的选择同样往往还是退让躲避、忍气吞声。对于这一状况，应该说，不能否认，这也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存在。
可是，近10年来（假设以2003年的孙志刚案为起点）中国的情况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某一个人遭受邪恶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时，他做出的选择往往是发声和抗争；当看到别人受到邪恶势力迫害和打击时，尽管他是一个利益无相关者，但他会围观、会发声。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面对侵害、勇于发声的那个群体，是导致当今中国言路洞开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论，我们会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今中国言论钳制之下的言论洞开现象的出现，大致是与以上所列举的技术、利益、知识、环境和勇气五个因素密切相关。毋庸讳言，言路洞开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的言论钳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博弈而演化、产生出的一种自然态势。在此，也许有人会问：言路洞开的未来前景和命运将会如何呢？问者或者这样提出问题：在国家民主、法治未建之前，一时出现的言路洞开会不会被另一时出现的言路被堵所取代？
是的，这个问题问得好！放眼当今中国，尽管我们看到官方不时出现一些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开明官员，民间出现了一大批借助网络技术说真话、寻真相的德勇之士，但若要真正兑现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说实话，我以为，目前还看不到制度上的希望和保障！当前中国言路时堵时开，这种状况确实令人痛心、纠结！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从言论管制进步到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总趋势，我坚信，什么力量都不能逆转！由此，我坚信，沿路通畅这一天或迟或早终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