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多元化和全球化成为当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占领华尔街”运动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

“占领华尔街”和“占领波士顿”

2011年10月17日，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中国泡沫”，这一期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仅在期刊的第16页以简报的形式用多幅照片刊载了“占领华尔街”的情况。到10月17日，“占领华尔街”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其影响已经扩展到全球，很多城市纷纷加入到“占领华尔街”的请愿行动中，波士顿、华盛顿，甚至罗马、柏林和伦敦都出现了大型的群众集会。露宿在Zuccotti公园的请愿者还在增加，更多的人则在周末赶来为他们助阵。在请愿的第一个月中，共有九百五十五人被纽约警方逮捕。据统计，在全球八十二个国家的九百个城市中，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

在哈佛，“占领波士顿”暗潮汹涌，许多院系的学生利用周末和课余时间结伴到杜威广场为请愿行动加油。这些活动通常都是个人行为，在校园里看不到任何标语或示威牌，琳琅满目的公告栏里也看不见任何与“占领华尔街”行动有关的告示。但也有人悄悄酝酿着一个小小的校园抗议活动——“占领哈佛”：11月1日，在尼可拉斯·格里高利·曼昆教授的课堂发生了一阵骚乱，一百多人的课堂有近一半的人站了起来，走出了教室。他们采用了“占领华尔街”的“呼唤与回应”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立场：

“这个课程将会影响哈佛的毕业生。”

“这个课程将会影响哈佛的毕业生。”

“哈佛学生曾经协助”

“哈佛学生曾经协助”

“并参与”

“并参与”

“最近几年最不公正的行动。”

“最近几年最不公正的行动。”

“哈佛学生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哈佛学生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曼昆二十九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2003年到2005年，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经济顾问。他的经济观点被学生们认为“过于保守”，作为对“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回应，曼昆教授显然是一个很合适的靶子。抗议的学生离开以后，“经济学导论”正常进行，曼昆教授这堂课的主题是“论收入的不平等”，在他点击率很高的博客上，曼昆教授说：“我很遗憾抗议的学生没听到这堂课。”

在“占领华尔街”行动已经延续近两个月以后，这样的事件和态度很好地说明了美国人看待请愿示威的方式。他们不惮于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权威表示质疑，但是日常生活仍然井井有条。当“占领哈佛”的学生走出课堂加入“占领波士顿”的示威游行时，大部分哈佛的学生仍然在校园里按部就班地学习。而且就在第二天，“占领哈佛”的学生们带着批判的视角又回到了曼昆教授的课堂。异见已经得到了表达，“占领哈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市民的生活也完全没有受影响，各个社区在万圣节前后都组织传统的化装游行，没有人谈论就在不远处发生的请愿。电视和报纸的报道都中规中矩，没有特意回避或是过度强调，也有的美国人觉得这次的请愿目标很分散，所以不太可能达成什么结果。

利用周末，我和朋友一起去探访了“占领波士顿”行动的大本营，波士顿的SouthStation。11月的波士顿寒意渐浓，一周前的大雪使SouthStation帐篷区的地面泥泞难行，许多地方用木板临时搭起了通道。在小小的公园里，密密匝匝地支起了两百多顶帐篷，标语和示威牌随处可见。最常见的标语是“我们是99%！”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问题。据统计，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年平均收入达到了一百五十三万零七百七十三美元，而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年平均收入只有五万四千七百九十二美元。许多标语都是针对大集团公司的，“这应该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不是‘由集团公司拥有、集团公司统治、集团公司享有’的政府”。“主权在民！”在帐篷区的中央竖立了一个很简单的甘地画像，“非暴力”和“公民不服从”是“占领波士顿”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作为《论公民的不服从》的作者梭罗的故乡，波士顿是美国自由的起源地之一。因此，当市长ThomasMenino说：“我们会容忍示威游行；我们会容忍言论自由；但是我们不会容忍公民不服从……公民不服从在波士顿行不通！”招致了强烈抗议。一个抗议者在营地边的栅栏上留下了他的感言：“市长先生说‘公民不服从不可容忍’。这是我在这里的原因，这太让我震惊了！”

每个抗议者都有自己的原因，在许多标语上都写着“我们没有领袖！”一对退休的夫妻已经在营地住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加入示威的原因是对美国社会现状不满，尤其让他们不安的是吸毒和酗酒的人日渐增多。一个非营利机构的教师说他抗议是为了他的学生们，教育和就业变得如此困难，“许多孩子看不到未来”。一群来自波士顿郊区的学生特地来到营地，表达他们的支持，要“让运动继续下去”。一个住在蓝色帐篷里的小伙子把掉落在路边的一朵康乃馨捡起来别在他的帐篷上，他抗议是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没有其他的途径，我们没有代言人，我们要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营地四周有三五成群的警察在闲聊，他们显然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一部分，为了保障“处于破产边缘的美国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他们在波士顿10月的寒风中执勤。除了记者和来来往往的抗议者、参观者，还有许多志愿者在营地忙碌。抗议者的一日三餐和医疗都是由志愿者提供的，其他各式各样的捐赠也随处可见，整个营地俨然是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它的存在提醒着人们：美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但它存在的方式，甚至它的存在本身也提醒人们：请愿作为一种合法的公民权利诉求方式在美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至今仍保持着活力。

公民参与改变了北美的政治坐标

请愿原本是英国政治文化的惯例，人们可以为“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不满向当局”申诉。哪怕是高高在上的英王，也不能完全忽视民众的请愿。詹姆士一世1604年从苏格兰到伦敦去即英王位的路上，就“受到各式各样请愿的连番轰炸”，最终促使他召集议会，目的是减轻“我们人民的所有不满和怨恨”。此后，处理各式各样的请愿成为英国议会的一项基本事务。十七世纪中期，请愿发展为一种鼓动公众的手段，不再只是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而带有了更多政治色彩，许多请愿书被印刷出来，广泛传播。

英国移民显然把这种政治传统带到了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民众法庭为了处理公众请愿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从殖民时代开始，公众请愿就是一个不分社会地位、财富、性别，可以适用于任何人的政治参与方式。正如许多从英国带到北美殖民地的政治传统一样，随着环境的变化，时间的推移，请愿行动本身的性质开始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卫·札瑞特指出，请愿在英国的合法性从来都是很脆弱的。“请愿只有在请愿书以既定的、极其恭敬的对国王和议会的称颂开始的样板文件中体现出谦恭和忠诚时才是合法的。”请愿者心里非常清楚，请愿对他们而言，并非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特权，请愿如获受理是当权者的一种恩赐，当权者如果选择对请愿不闻不问，请愿者根本没有进一步申诉的权利。因此，请愿在英国绝不可能是对权威的质疑或挑战，相反，它本质上是向权威乞求一点额外的“恩惠”。在北美殖民地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威，它的合法性本身就有赖于其与民众的关系，殖民地“权威的基础在于民众自由的认同”。在殖民地，请愿并不是乞求恩赐，而是认定当局有责任和义务平息公众的不满，为他们处理麻烦和问题以增进殖民地的公共福利。

当然殖民地的请愿也并不是全都以喜剧收场。1637年，一些唯信仰论者向马萨诸塞民众法庭请愿，认为法庭对牧师约翰·惠尔赖特“煽动叛乱”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们认为在法庭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撒旦的影响”。殖民地法庭对请愿的回应是判他们“煽动性诽谤罪”，并惩罚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所有人。值得注意的是，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在申斥起草该请愿书的人时，强调他们受罚的原因并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他们呼吁民众一起来质疑法庭的判决的做法，因为“民众的反对将会推翻我们共同体的基础”。

尽管如此，殖民地从来没有认定请愿行动本身是反政府性质的。就在判决该请愿为“煽动性叛乱”之后，殖民地法庭申明：“本法庭并不因此限制其他请愿自由，或其他个人申诉，或其他任何合法的公开表达手段。”四年以后，殖民地法庭重申了对请愿自由的支持，并将其正式写入殖民地“自由法案”。北美殖民地民众利用请愿的方式合法地表达他们的个人或团体的权利诉求，和其他政治参与方式一起，在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历史中逐渐发展了一种民主、自治程度很高的公共生活方式。

当英国政府在十八世纪晚期开始对北美殖民地加强征税和其他管制的时候，殖民地人首先选择了请愿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不满。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的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主要工作就是拟就呈交英王的请愿书。殖民地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被他们认为是“英国人的政治权利”的请愿方式其实是一种美洲实践，一百五十年后的殖民地请愿已经不再符合英国对“谦恭而忠诚”的乞求式请愿的要求，英王极其傲慢地拒绝了殖民地的任何要求并加派了在殖民地的英国军队。这次不愉快的请愿经历也促使殖民地人发现，他们所要求的政治权利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英国人的权利”，分裂已经产生。殖民地人必须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伯纳德·贝林指出：“美国革命首先是意识形态、制度以及政治斗争，而不是因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争斗而促成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地位方面的改变。”独立革命发生的原因与其说是英国的殖民政策触动了殖民地的利益，不如说是在殖民地发展的道路上，从旧世界舶来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传统在美洲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已经日益成熟，发展出了独特的适合美洲民情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在此之前，美国人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并不自觉，但美国革命使他们看清了世界政治的坐标，看清了他们在政治实践和民情方面遥遥领先的现实。而决定其政治坐标的基本因素正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请愿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北美和英国的差异再一次向殖民地人证明了，美洲实践已经培育出属于美国人自己的政治文化。

请愿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多元化时代的请愿

美国建国以后，请愿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主方式依然保持着活力。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案被正式写入宪法，而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就是保障公民的请愿自由：“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1830年代美国的请愿传统因为奴隶制而遭受重大挫折。为了保持南北双方艰难达成的妥协，面对成千上万的请愿书，国会颁布“封口令”（gagrule），禁止讨论任何与奴隶制有关的请愿。尽管请愿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仍然受宪法保护，可是“封口令”实质上切断了公民和公共权力之间的有机联系，使请愿作为一种政治传统的作用和意义在整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完全消失，极大地影响了请愿的政治活力。在这样的黑暗时刻，前美国总统、时任众议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挺身而出，他大声抗议“封口令”决议“公然违背美国宪法，违背国会的规程，侵害了我的选民的权利！”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为了废止“封口令”，亚当斯在国会同时与他的朋友和政敌就公民的权利、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等等问题唇枪舌战，分毫必争，终于在1844年废止了“封口令”，但是奴隶制的问题最终还是以战争的方式才得以解决。

二十世纪大部分的民众请愿都是主题请愿，可以说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最富戏剧性地反映在历次的大型请愿活动中。这些请愿活动往往有组织、有领袖，运动规模宏大、目标明确，因此也达成了许多相关的立法，甚至改变了社会风气。

一战结束以后，退伍兵的退役金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2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雪上加霜，终于导致了1932年5月“老兵进军华盛顿”的大型请愿活动。这次请愿行动历经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前后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最终，三百多万退伍兵共得到了近二十亿美元的补偿金。

在号称最自由的国家中存在的黑人奴隶问题一直是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在美国内战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黑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1963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参与人数达二十万的“向华盛顿进军”大型请愿示威活动，并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向华盛顿进军”和“占领华尔街”一样，既是对现实请愿行动的描述，也富含政治象征意义，许多黑人积极参加到美国公共生活中来，并在2009年产生了第一任非洲裔的美国总统。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女性权利的问题也很引人关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社会生活中针对性别歧视的立法，以及相关法律的执行都较六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女性为了自身权利走上街头请愿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在所有其他的请愿活动中，女性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1969年的石墙骚乱之后，同性恋权利也被提到民权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的不少城市出现了同性恋组织和团体，请愿活动和示威游行也时有发生，在美国部分州同性恋的结合受到法律保护。和其他亚文化群体一样，同性恋群体还在继续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多元化和全球化成为当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占领华尔街”运动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运动的参与者是来自全球各地不同身份的个人，正如他们大声宣告的：“我们没有领袖！”每一个参加者都只代表自己发言，而正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为了不同的目的，恰恰说明这个运动的确是属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群，属于民众自己。个人作为请愿的基本单位是请愿作为一种自愿的、自发的、自治的、未被职业政客混淆和腐化的民众运动最基本的特质。

二十世纪曾经是极权主义肆虐的时代，所有二十一世纪的政治运动都将建立在对这一现实的反思之上。对比一下极权主义运动的特征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请愿运动多元性的意义所在：“极权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由一些互相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忠诚，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精英人物必须不断维系群众的忠诚，以激发他们在运动中的献身精神。他们要让群众知道，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运动，是政党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只能‘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党和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百分之九十九的宣言不仅是要明确地反对社会不公正，同时也表明一种多元的立场，如果百分之九十九只是一个同质的人群，那么政治也就失去了空间，请愿也就失去了意义。请愿者不再认同于单一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身份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可是这是否会分散请愿运动的能量，并且最终导致请愿流于形式而仅仅成为一种政治情绪和政治张力的释放方式，妨碍请愿目标进入立法程序并最终形成有效的法律，改变人们所不满的现实呢？在“占领华尔街”请愿者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疑虑，因为他们并没有指望通过一次请愿解决所有的问题，请愿并不是美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人们参加请愿只是希望达成请愿行动本身能够达成的目标，那就是发出声音，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每次请愿提出的具体要求不可能全都是合理的，指望通过一两次请愿就改变社会痼疾是幼稚的。但是请愿活动保持着健康的活力，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自由地表达任何一个人、或是一群人的政治或经济、文化诉求，这对一个民主健康的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