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为何敏感？不因其是群体性事件——每年因维权而起的群体性事件高达十万余起；不因其有警民对峙、流血冲突——意外事故总是意料之中地出现在由政府强迫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都不够敏感，连外媒都觉得稀松平常。
乌坎的敏感，在于其规模、形式和隐喻。
如果用描述暴力革命的手法来描述乌坎，可以写成：一个人口1.3万的村庄，同仇敌忾地团结起来，以顽强的斗争精神掀起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维权新篇章；敌人（政府）对其进行了残忍的镇压，公然封锁入村道路，企图使其弹尽粮绝而缴械投降；乌坎的民主诉求是时代的伟大进步，政府的不人道行为必将受到正义的严惩。
这火药味像共产党艰苦创业初期的宣传语？乌坎事件中政府和民间都或多或少带有暴力革命式的对峙思维。陆丰市政府最初一直用对峙思维处理事件，抓住村民“打砸抢”“造谣”“妨害公务罪”的错误不放，非得抓几个带头人杀鸡儆猴。不过，乌坎人在对外宣传和申诉中也渲染着对峙式的壮怀激烈：“薛建波离奇的死”如此悲惨因而是政府暴虐的罪证，“乌坎女孩的眼泪”如此楚楚哀婉因而象征民间正义。政府和民间双方在互相“标签化”“敌对化”。旁观者在表达同情时难免也沾染对峙思维，不问事情经过便径直把政府脸谱化为粗暴的镇压者。所幸的是，哪怕是把政府骂成黑手党的人，也顶多只以暴力革命对峙思维说说狠话发泄愤懑，而并不真期待事态发展至革命。
如果用西方媒体的眼光来描述乌坎，或可写成：村民封村自保，设立了关卡和哨岗，与外界隔绝；党组织撤离了此村，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民主选举，实现了代议制；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脱离共产党的控制的村庄，它仿佛一个孤立的民主小国，窘迫地僵持在权威主义国家之内。它的周围包围着上千的武警，有谣言说解放军正在靠近村庄，村民有些恐惧，但仍表示哪怕坦克压过身上也要坚持表达民主诉求。
听起来温和了一些，但有普世价值的味道？也难怪。民主国家好奇的是，权威统治将去向何方，市场经济和社会矛盾会不会导致民主；为什么土地纠纷引起的抗议示威在中国如此普遍而持久，却一直分散而无法联合成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所以，好不容易这一次乌坎事件有了较大的规模、明确的自组织，他们必定要关心一下社会运动是否可能、民主是否见曙光。
国内的骂声则是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的混合体。
人们对乌坎人是“哀其不幸，赞其敢为人先”，把“勇气”“英雄”“先锋”“良知”等等美好的词语贴于其身，赞赏他们在11月的和平抗议的组织化程度、克制理性程度之高，认为他们的抗争对政治改革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倒逼，感慨民意的强大和公民社会的自我启蒙！这些赞美常常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词汇而表达出来。
人们憎恶政府以对峙思维处理群体性事件，但却也不得不“以对峙制对峙”：因为官民对峙已经形成，正义在民间而其处于弱势，人们只能声援民间故而抨击政府。人们对政府是“耻其不仁，怒其死性不改”，骂政府你怎么这么愚蠢？居然还沿用文革的思维，动不动就给抗议者扣帽子说是“一小撮坏分子煽动”“被海外反华势力所操纵和利用”？你不知道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吗？你一定要官逼民反吗？
不过对政府的清一色的责骂中却暗涌着一种潜意识：盼望政府改变处理方式、执政思维，最终官民和解、底层受益。@王小山（微博）在骂完“为政者不能安民，居然诉诸武力，是彻底无能、无智、无耻的表现，下场注定可叹、可悲、可鄙”之后，末尾加了一句“三思而返，还来得及”。@于建嵘则以丰富的研究经验提出了和解之道：“刚性维稳”必不可稳，唯有政府心软手软放低姿态才行。所以，在21日广东省委放弃对峙策略，宣布乌坎村民诉求合理，不追究一切过激行为之时，大家都由衷地表示满意释怀。
这些意味着，这不是最坏的时代。人们还可以保持“对峙思维”而不至于“暴力革命”，还可以寄希望于“普世价值”来改良社会。人们还可以翘首以待公民的自启蒙、民主的自发生和政府角色转变，还可以说“乌坎村民其实是在为整个中国探路。这探路必须赢，因为，乌坎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整个中国输不起（@世界关注乌坎）”，还可以把乌坎村与小岗村相提并论，树为政治改革的先锋，还可以说“这不是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
抛开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的影响，客观地看一看，为何事件发生在乌坎？事件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学者最常感慨的莫过于“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无法团结地抗争，形不成谈判权；即使团结起来，只要政府采用擒贼先擒王、分化群众、各个击破的策略，集体行动往往分崩离析。然而为什么乌坎1.3万之众可以做到团结抗争如此之久甚至自行选举？答案无法从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中寻找，因为乌坎村民的初衷既不是反政府也不是追求民主。
在同情乌坎之时，人们有些忽略了：这个村庄并不普通。它不是西部常见的穷村贫困村，相反，它是改革开放后沿海典型的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富甲一方的村庄。它有企业有资产，200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3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85万元，人均年收入6418元；2007年村集体纯收入285万元，人均收入6688元，九成多农户建起了新房，百多户人家购置了轿车[1]。
它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村庄“强人”，即那位被歌颂为全国劳模：薛昌。他是改革开放后典型的好干部，懂得把革命理想、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都抛开，一股劲地发展经济。正是在像他这样秉持世俗理性的一代官员的行政作为之下，改革开放后共产党才得以维持经济高增长率。他提出依港兴村，创办了集体所有制企业，深谙资本运作之道。村集体富裕之后，道路、饮水、学校等公共服务也顺势发展，此村一度获得为全国、省、市各级的模范称号。
然而正是这么好的一个村，让村民如此愤懑；也正是这么一个好干部，成为村民控诉的“独裁者”。在政府和媒体用以描述该村的金玉之词之下，隐藏着什么样的生活真相？为何村民最近几年才发现真相并试图抗争？
村民们近半在外打工，原本对村庄内部事务不敏感；本村“除了屋舍较为集中的村庄生活区域，乌坎村四周被大片荒废的土地所围绕”[2]，农民较难察觉哪些地已被卖出；最重要的是，土地出卖以及利益分配的问题一直主要由薛昌操纵，村民从来无法过问，且惧怕薛昌的权势一直忍气吞声；直到最近几年，村民发现自己连想盖房子都没有宅基地了，看到其他村依靠“土地红利”便能过好日子，而自己辛苦打工却过不上好日子，看到家乡的土地上矗立着许多厂房，村干部经手的交易按千万计，然而自己得到的补偿款只按百计。
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权利意识上升了，认识到应当分享集体土地的收益。他们不愿意再让村干部和开发商独享经济发展成果，不愿再忍受“独裁”下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
基于这样的认识，村民的诉求也很明了：查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出卖记录，惩处违法交易。另外，有一个利益诉求他们出于抗争所需的道德策略而没有说明，但很显然：将几十年来属于村民的土地红利还给他们。2009年到2011年9月21日之前，村民一直在上访，虽然有几百人的抗议活动，但仍然是散沙式的抗争，如同陆丰市政府官员所称属于普通的群体性事件。那是何种契机使他们走向自组织和代议选举？（从现有资料来看）应是今年的选举。近年来村民因此有了选举意识，而恰逢今年薛昌又暗箱操作当上了村长。被控诉之人还将继续独裁，此事触动了全村人的神经，当此之时，乌坎人只能以不承认薛昌选举合法性来抗争，加上对联合抗争的需求，于是走上自组织、民主选举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乌坎斗争虽然热血沸腾，也打出了“反对独裁”“支持民主”的旗号，但其显然为利益不为政治。村民很懂得在不触碰政治底线的前提下依靠法律来维权。他们在标语正面写“换我民权”，背面说明“拥护共产党”；他们的标语里有“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有青天，广东有贪官”“求求汪洋书记救救我们吧”。他们要求利益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只不过为了保障利益长久而进一步要求部分政治权利，比如公平的民主选举和透明的行政过程。
从某些方面说，乌坎俨然是中国的缩影。在强人（官僚）的推动下，村庄（国家）迅速现代化，但在独裁（官僚）的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导致腐败丛生、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在现代文明的光鲜外表之下，在官方媒体的光鲜展示之下，底层在承担成本，社会在愤懑。乌坎人的利益诉求也正是大家所想的：所求不多，对反党反政府没有兴趣，对民主的认识也不多，初步的希望仅仅是政府财务公开、决策透明、依法选举、依法行政。但是，这些基本要求似乎得触动财政体制、官僚权力结构，损害依靠寻租维持上层生活的人的利益，显得困难重重。也正因为难，所以民间在上访、公法法救济等途径都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经常地以对峙思维寻求解决，公知们不得不反复倡导普世价值以表达理想谋求改革。不过，最好的莫过于，政府和民间都放弃对峙思维，如此公知们也不用谩骂政府空谈理想，而可以讨论如何一步步地构建民意约束政府的机制（或者用普世价值词汇表达为：如何对官僚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
如今，乌坎事件定性为合理的利益诉求，乌坎村民自发的选举已被承认为合法的组织。在事情妥善解决之后，它将怎么管理乌坎的土地和资产，怎么保证利益公平分配？村民在得到利益之后会不会全然忘掉当初对透明政府、法制、选举的诉求？乌坎、土地、资本与人民的关系，将来抑或又会是国家、土地、资本与人民的关系的缩影？
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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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百度，除掉通胀，人均收入增长几无，而该村投资增长迅速，或可见出问题。
[2] 《三联生活周刊：乌坎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11222/773500_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