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拉开帷幕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距现在虽已半年有余，但不仅远未结束，反而还可能酝酿更大的风暴。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甚至把它称为“1968年起义以来在美国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此次示威活动的矛头直指华尔街的金融巨头，运动的宣言——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集中表达了示威者对金融公司的贪婪、社会不平等以及金钱政治的抗议。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构成复杂，动机多样，但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看，“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这场运动从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资本主义文明和地缘文化三个层面折射出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
一、资本主义发展空间的延展性越来越小，陷入资本积累困境
持续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和运转的主要动力，在国内主要通过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在国际上则主要通过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以不合理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和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不对等的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剩余价值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然而，这种金融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积累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陷入积累困境和“积累悖论”，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进而引燃社会矛盾。“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金融——经济危机向社会领域传导而引发的抗议活动。
1、金融化和“去工业化”使华尔街与普罗大众严重对立
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润率的下降、政策上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技术层面计算机运用水平的提高和适用范围的扩大、投资主体方面机构投资者的蓬勃发展以及股票市场上的高回报率等多重因素，使资本家把投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也促使资本主义体系一步步走向了赌场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的扩张使金融公司利润所占份额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从1970年到2007年，美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3%上升至20%，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全部公司利润的比重却由10%左右升至40%。并且，金融化导致了金融资本家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以及他们主要财富来源的转变，福布斯400（即全美最富有的400人）财富构成的变化体现了大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动轨迹。作为他们财富主要来源的金融从1982年的9％升至2007年的27.3％，金融和地产合起来达到34％，而生产制造的占比则从1982年的15.3％减少至2007年的9.5％。资本主义体系越来越依赖于投机，金融化造成的非生产性投资积累了大量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泡沫一旦破裂，整个资本主义链条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从金融领域波及到实体经济，从经济领域影响到社会领域，从生产方式影响到生活方式。
与金融化密切相关的，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现象突出。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由于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把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外包制的兴起加剧的产业空心化使传统的制造业大大减少了。制造业的下降直接造成了蓝领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失业率的提高。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已经损失了近500万个就业机会，损失幅度达到29%。同期内，美国国内的工厂数量也减少了超过42000家。蓝领失业情况与白领更是形成显著对比：在大学以上学历者当中，失业率为4.5%，在高中学历者当中，失业率为10.8%。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劳工市场的疲弱，使蓝领阶层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此外，年轻人的失业情况比起其他群体要严峻得多，美国独立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末，18—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6.3%，远高于18—64岁劳动者的平均失业率8.8%。蓝领工人以及年轻人生活和就业的困境使其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制造业利润的紧缩，金融化步伐的加快，加剧了华尔街和普罗大众的直接对立。2007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项数据显示，美国投资银行员工平均周薪8367美元，是其他私企平均工资的10倍。不仅如此，企业高管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在持续拉大，2008年美国银行、富国银行、高盛等20家受援银行CEO平均薪酬比普通员工高430倍。在美国银行业CEO高薪的背后，是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失去工作的数百万普通美国人，以及陷入困境却仍不得不对受困公司进行无声援助的纳税人。彭博社最近披露，美国大型银行2007年至2009年共计从美联储获得7.7万亿美元救援款，而这最终将由纳税人为其买单。一方面是失去工作的蓝领工人、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一方面是领取天价薪酬的银行高管。“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示威者喊出“资本主义就和有组织的犯罪一样！”等口号，以此来表达对这种状况的愤慨。
2、不合理的世界生产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南北对立，“剥夺性积累”不可持续
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平等交换以及不公正的金融秩序实现的。在当代，核心国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对外围国家的剥夺。
一是国际分工形式上的变化依旧未改变“核心—外围”的产业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僵化的垂直一体化国际分工向以外包制为主要形式的复杂生产网络转变，外包制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生产外包向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外包发展，但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仍然由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现在，尽管发达国家独霸外包行业的局面有所松动，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在力争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这种分工模式一方面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转移、就业机会，促进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就更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分工链条上，更加依赖跨国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销售网络与管理经验。作为主要发包国的发达国家和作为承包国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中获得的利益也是远不相同的。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美国公司离岸外包每支付1美元，可带来1.47美元的收益，其中美国公司获得1.14美元，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承包公司仅得33美分。这就大大压缩了承接国的发展空间。而且，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还要时刻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就业率而减少外包机会的困扰。
二是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掌握了国际经济规则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的制定权。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严厉地指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行不平等贸易时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与19世纪的战争几乎一样有效。而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和贷款所附加的很多额外条件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有时反而会令受援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世贸组织同样是发达国家的代言人，发达国家不仅不肯削减国内的巨额农业补贴，还巧立名目对发展中国家发起各种反倾销调查。颇费周折的多哈回合谈判也因为发达国家置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于不顾而一度陷入僵局。
发达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还体现在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上。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权，定价权完全由受发达国家掌控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所决定。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分别是全球原油/煤炭、有色金属、农产品价格的定价中心。这更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交换的不平等。2007年3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6年穷国向富国转移的净资本是7840亿美元，2002年为2290亿美元。即便像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穷的国家，现在也成了向富国输出金钱的国家了。
三是发达国家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大肆掠食，攫取了大量财富。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以金融手段摧毁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美国这一行为的实质就是通过控制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来剥削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又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截至2012年1月底，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为50480亿美元。债权国被美债所绑架，不仅获得的收益率很低，而且如果大量抛售美元资产，将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而不利于出口。这样，美国就利用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大做文章，或者使美元贬值，或者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此来减轻美国还债压力。然而，发展中国家却不能跳出这个资本循环的怪圈：发展中国家为了占有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不得不借钱给美国消费，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循环的链条不断裂，又不得不借更多的钱给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又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引发发展中国家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使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承担了巨大的成本。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以上手段促进资本积累的做法长此以往是行不通的。发达国家用从落后国家榨取的大量利润，使本国的工人阶级有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从而使其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然而，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既想通过“地域分离”降低劳动力成本，又想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买主、扩大资本积累的做法是相互矛盾的。首先，世界范围的剥削使得世界财富的分布极不平衡，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只有发达国家居民才能真正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上所获甚少，使消费力不足。当前金融经济危机下，尽管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但旺盛的消费力也只是属于少数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广大的劳动者仍然陷于无力消费、不敢消费的状态。再加上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将是世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中长期现象。其次，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制造业投资不足，“近资本、远实业”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1999年12月底全球虚拟资本首次超过实体资本，之后二者的差距持续拉大。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依然活跃，2011年，金融类衍生品交易量占全球衍生品交易量的88.7％。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积极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再加上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利润率持续走低，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方面造成流动性过剩，过剩的资金追逐房地产、金融资产以及大宗商品，形成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投资不足，威胁全球经济复苏。衡量制造业综合状况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最能反映全球制造业的扩张与衰退情况。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是全球制造业严重衰退的一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PMI都跌到了历史的低值。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容乐观：其一，劳动力无限供给一直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然而现在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改变投入方式，进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二，发展中国家承担着低利润、高污染的巨大压力，导致环境污染成本大幅增长，已经不能无限制地接受发达国家环境成本外部化的要求。其三，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较低端的产业领域，不利于其升级换代。此外，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等很多问题。
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手段逐渐失效，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矛盾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自我调节的能力不断下降，出现了政治合法性困境。
1、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相继失灵，“美国梦”的神话被打破
美国式民主遭到质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民主的虚伪性，逐渐丧失了参与的兴趣。《纽约时报》2010年11月1日报道，2010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共花费39.8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花费最多的一次选举。华尔街的捐款对美国总统的选举尤为重要，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华尔街、银行和保险系统为布什捐款高达1500万美元，今年华尔街金融业大亨把共和党的罗姆尼视为总统候选人押注对象，为其募集了大量竞选资金。这些大公司的利益集团垄断了公众参与政治的途径，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指责大企业与立法部门相互串通，使法律为大企业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利益服务。“将金钱踢出选举”、“谴责金融巨头利用金钱收买政治”、“华尔街应该花钱买股票，而不是去买通政客”等口号集中体现了人们对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满。2011年11月“雅虎财经”进行的民调显示，41%的受访美国民众表示他们的“美国梦”已经失落。
其次，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间阶层地位动摇，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美国在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居于前列，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报告，2009年美国最富有1%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1.2%，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47.1%，余下90%家庭的收入只占全部家庭收入的52.9%。被沃勒斯坦称为“全球体系中的政治基石、福利国家的引擎、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的中间阶层并没有在美国长时段的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以来在该为富人减税还是增税、是否为中产阶级永久性减税以及降低公司税而争论不休，却并没有改变中产阶层的处境。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2012年4月1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接近1/4的百万富翁所缴税率低于年收入10万至25万美元的中产阶层。一言以蔽之，金融危机造成了美国中产阶层的日益分化，上层越来越富，很多中下层却掉入了社会底层而日益拮据，甚至成为无家可归者。以前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变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沙漏型社会。“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还打出了“中产阶级，中年人，也愤怒”的标语。
2、解决国际矛盾的机制日益受到质疑，谎言背后的真相令民意出现分裂
发达国家积极主张的“民族自决”、“人权高于主权”只不过是“新干涉主义”的幌子，结果是使边缘国家内外战争不断。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帮助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战争莫不如此。这些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维基揭秘网站2010年10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3月至2009年底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10.9万人中有63%为平民。而这些冲突的背后是美国公司的巨大利益。英国《独立报》报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合同为美国石油巨头哈利伯顿公司带来了超过160亿美元的收入。厌战情绪在美国逐渐蔓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中不乏反战内容，示威者发出的“要工作、不要战争”、“伊拉克战争，失业。阿富汗战争，谁在赚钱？华尔街的投机分子”的呼声，揭示了战争与华尔街、石油、金融之间的紧密联系。
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计划被认为几乎是一场灾难，且官方援助大多是杯水车薪，口惠而实不至。2004年美国政府对外发展援助的开支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7%，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0.7%。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将美国和日本列入“最吝啬国家”之列，并指责美欧的贸易政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贫困。“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也提出“为什么会出现第三世界？”“占领华尔街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等响亮口号。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矛盾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的限度已近极限，体系渐趋分裂。在资本主义国内、国际调节机制双失灵的情况下，民心必乱，“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就是这种民意分裂的表现。
三、资本主义精神的光环逐渐褪色，陷入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和地缘文化困境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最直接针对的就是华尔街的贪婪和巨大的债务问题，不过，金融的贪婪和民众的巨额负债不能仅仅归因于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精神和文化层面出现了断裂。
1、消费模式的杠杆化导致资本主义精神单翼化
与“新教伦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精神曾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理性精神和宗教约束力。马克斯·韦伯这样概括二者的关系，“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相对于韦伯从禁欲苦行主义角度阐述资本主义的起源，桑巴特则论述了它的反面——贪婪攫取性，丹尼尔·贝尔曾对此进行过详细而深入的论述。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就像资本主义精神的正反面，一直此消彼长地胶着在一起，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的日渐丰裕，量入为出、勤奋节俭的一面逐渐消退，而入不敷出、贪婪攫取的一面逐渐成为主流。“近50年来，由于宗教伦理遭受严重侵蚀，个人收入的自由支配部分大幅度增加，致使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而经济领域日益被动员起来去满足新的欲求。”（[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页）
当前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危机很大程度上既源于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禁欲精神丧失、资本主义精神的两面只剩下了“贪婪攫取性”的事实。昔日曾起约束作用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被“经济冲动力”取代，而新的价值体系并未建立起来。消费模式的杠杆化和去杠杆化的博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金钱和财富上，更体现在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重塑美国”，号召大家直面整个消费体系的弊端，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契机。
2、“普遍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矛盾加剧，地缘文化危机凸显
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普遍主义”从未真正实现过。占美国人口16.3%的拉美裔和12.3%的非洲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的不利处境真实地展现了普遍主义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对立。少数族裔不仅在次贷危机中损失惨重，失业率也普遍较高。经济的缓慢复苏并未给少数族裔带来就业市场的繁荣，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月美国黑人13.6%的失业率、拉美裔美国人10.5%的失业率远高于白人7.4%的失业率。少数族裔的贫困率更是居高不下。近年来，随着右翼势力的抬头，不同种族相互融合的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但是，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这些少数族裔的表现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积极。根据美国著名的《快速公司》杂志所做的调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中81.2%是白人，拉美裔为6.8%，亚裔2.8%，非洲裔仅占1.6%。这一现象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受的剥削少，就像2011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的，“美国黑人针对收入不公的战斗不是在华尔街上，而是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战。他们更需要为房东的驱赶、警察的残暴和街头犯罪而抗争。”
从目前来看，“占领华尔街”运动尚待形成一支诉求统一、组织严密、阶级意识明确的变革力量，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若资本主义体系依然按照当下的模式来运转，那么“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蝴蝶效应”就将发展成为动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大地震。即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调整，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因为，“体系可能会通过减慢某些使之精力耗尽的活动以延长其寿命，但死亡的幽影总在地平线某处显现。”（[美]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