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中，有一个这样的段子：上海某电视台关注欧债危机问题，越洋采访一个住柏林的华人，问现在欧洲人怎么样了？华人回答：我看他们过得很好啊。采访人一时愣住了，欧洲债务危机不是很严重吗？答：政府没钱，不等于人民没钱。这个段子不知其真实性，但所表达的却是客观实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面临债务怎样的危机，在危机中的往往都是政府没钱，人民不一定没钱。不过，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似乎却是另外一个光景。

财政部9月中旬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81663.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5%.继去年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后，今年财政收入将迈向10万亿元。据财政部税政司分析，今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物价水平上涨、企业效益较好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但这样的增长，在高通胀、温州企业倒闭潮等各种形势对比之下，显得尤为刺眼，大多数人都没有为这增长欢喜，反而有了“国富民穷”的忧愁。

民众税负痛苦、小微企业艰难

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0月份经济数据，全国财政收入9188 .34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328.03亿元，增长16.9%，已提前两个月完成了8 .97万亿元的全年预算目标，财政收入向突破10万亿元的预期又迈进了一步。同时，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 PI）同比涨5 .5%，食品价格上涨11 .9%.这是最近5个月来C PI增速首次降至6%以下。去年以来，中国高企不下的通货膨胀水平成为民众焦虑的中心，物价的持续上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民生，对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影响尤其大。尽管有了这个微弱的利好消息，却依然难以散去人们心头的阴霾。

前三季度的8万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于个人所得税的是4995.12亿元，同比增加1279亿元，增长34.4%，尽管原因主要是受居民收入增加和税务部门加强对高收入者及财产转让等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9月份才刚调高了个税起征点。这意味着，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一部分又落入到财政收入之中了。

这正是公众对于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说法大为认同的缘由了。尽管《人民日报》曾发文予以否认，借专家的说法称“从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但意味深长的是，其中一位专家随后立即在微博中声明，记者曲解了他的本意和一贯的观点。他强调的是“因为全口径政府收入远大于税收，现有的税负统计不足以反映真正负担”，“因为福利性支出不足，没有更多用在居民身上，所以居民才对税收感到痛苦。”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税负与税负痛苦指数完全是两个概念，后者更注重的是民众的感受，并非一定要反映真实的税负水平，也就是说，无论一些媒体或有关方面花多大力气去解释当前的税负，哪怕论证出我们税负是全球最低的，也不能抹去公众最直接的痛苦感受。更何况，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的研究显示，由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全体居民和家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隐型税赋”：国企们少缴的资源税、楼市泡沫和通胀以及连续多年的实际负利率，都相当于向市场化企业和普通居民抽取了高额的宏观税赋。

而在反通胀的政策要求下，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中国央行今年连续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高达21.5%，再创历史新高点。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也将高达18%.今年9月央行又把银行保证金存款纳入了存款准备金率的范围，进一步收紧了银根。随着C PI在今年7月见顶回落之后，紧缩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由于国内利率过低而存款准备金率过高，国内货币政策扭曲，是导致当前国内经济出现民间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加上市场需求疲软，已经导致部分企业倒闭，就业形势严峻，经济增长出现滑坡，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仅为9.1%，是8个季度以来的新低。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才更令人有“国富民穷”的焦虑。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指出，中国目前60%的储蓄来自政府和企业，在1994年至2002年间，这一数字只有47%.高储蓄又促成进一步高投资，家庭消费占G D P的比重将难以提高。而财政收入却增长很快，简直快极了，30%以上，银行利润增长也不慢，50%.为此李炜光感叹，如此，民营企业如何赚钱？家庭收入如何增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财政收入的增幅过快，对调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收入结构不利，而且也意味着税收和税负之重，对企业的创业、民众的就业都很不利，长期下去“国富民穷”是必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道出了“国富民穷”的根源：1994年税制改革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和财富差异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这种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富民穷”的结局。他还认为，现有中国经济的构成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显著特点，第一是财富从民间向国家转移，因而容易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第二是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因而容易造成少数人控制财富，中产阶级不能壮大，而社会多数相对贫穷的状态。

让利于民，税费需结构性改革

在政府的钱包鼓鼓之后，如何让利于民？对应税负的来源（直接税负和间接税负），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财政支出上让利于民，提供民生方面的社会福利支出，另外一种是周天勇呼吁的减税，特别是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减轻转嫁到民众头上的商品成本，间接地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多。因为中国人的税负主要是由间接税构成，也就是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税、资源税等税种。所以，这间接让利的政策制定，就应该从这些税种的调整开始，这不仅能给企业特别是小微的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生存空间，同时也能降低民众生活成本，一举两得。

或许正是基于此，财政部于10月28日发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上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并于11月1日起施行，起征点提到5000-20000元。此前，总理温家宝10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这些改革，可以视为“让利于民”的信号。因为，增值税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是最大的税种。

从国务院公布的税改内容来看，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并根据增值税特点调整。纳入改革试点的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可按规定抵扣。此项改革将能进一步解决货物和劳务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降级部分税率虽让中央税收受到一定影响，但减轻地方企业的税赋负担，有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发展。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也平衡了地方利益，有利于“让利于民”。

对此，周天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务院和财政部对企业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减税政策值得肯定，财政政策正在向小微企业倾斜。并且还认为，税收政策调整的力度可以进一步加强，比如增值税的起征点5000元还是太低，可以提高到1.5万到2万。还有发改委物价局、财政部、纪监等部门，应当大规模清理行政及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项目，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

他以浙江湖州抗税事件为例，认为过去税太重，收费和罚款太多，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昂贵，社保费率过高，吃拿卡要繁杂，因此财政税收体制不得不改了。减税，废除税外收费，降低社保费率，压缩行政公务支出，下调宏观税费负担，改革土地出让金为税收，降低中央收入比例，给地方多留一些。要大改，下决心不能再拖延。就这次的国务院营业税改增值税，他建议适当调低增值税税率的政策不要试点，而是尽快在全国实行。同时紧急废除行政事业税外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养人体制。

不过，李炜光从更深入的视角考量后表示，部分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可减少仓储交通运输业等重复征税的问题，有减税效应，值得肯定。但它不能改变税制结构。中国税制的问题是过分依赖对新创价值的课税，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税率偏高、税制设计不够公平。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激励企业和个人创业革新，同时税负相对较轻的税制组合。为此他还提到，“近来宏观政策有变，资源税调整有利于改善资源大省的地方财政，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上调给小微企业减负，加上增值税扩围试点，呼吁多年，突然全都做到了。小微企业都是民有，地方财政从来弱势，财税政策的力度又远大于货币政策，也说明经济形势比想像的更严重。”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创新高，不仅不值得喜庆，反而应该成为反思中国经济政策与社会改革的重要依据，然后努力破解“国富民穷”的窘境，构建藏富于民的健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