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后记，本该由它的作者龚育之同志来写的。令人痛惜的是，今年六月十二日，龚育之同志驾鹤西去，永远不可能写后记了！
这是龚育之同志的第三部党史札记的集子，去年十二月就初编好了。二○○四年出版《党史札记二集》后，他又陆续写了若干篇札记，可以编一部新集子了。去年十一月中旬，他第二次住院又出院后不久，我去他家，谈起这件事。他嘱咐我先帮他初编，再送他审定。集子很快初编好了，可他患肺炎第三次住院，病情严重，无法看稿。我想等他病愈出院后再说，却不料他再也没能出院，最终竟撒手人寰。
这部集子是龚育之同志去世后，补入他病中的新作编成的。叫什么书名呢？那次谈新编集子，他说不打算再用“党史札记”，考虑换一个含义宽泛些的名字。现在他不在了，书名怎么确定？替他起名？没有作者的授权，也很难准确表现作者的意图和风格。在《二集》后记里，龚育之同志曾说到“二集”这书名的来历。他原想用另外的书名，恐“误导读者”而放弃，一时想不好别的书名，便仿照了鲁迅的三部杂文集。他说：“我既想不好别的书名，就仿照鲁迅编《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先例，称自己这本集子为《党史札记二集》吧。”既然替他起名不合适，那就依他所说，也仿照鲁迅的“且介亭杂文”系列，叫《党史札记末编》吧。他的夫人孙小礼教授赞同这个办法。“且介亭杂文”系列是鲁迅的最后三本集子，前两本是鲁迅自己编的，最后一本因鲁迅病逝，由他的夫人许广平编定。呜呼，此情此景与鲁迅当年何其相似！《二集》出版后，人们希望再读到他的“三集”、“四集”、“五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的“札记”止于“三集”，他的“三集”成了“末编”！
《二集》出版时，龚育之同志年届七十五，这个年纪如今不算高龄；可他身体却不好，二○○○年至二○○三年三次为治疗脑梗塞住院，年轻时患上的肾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肾功能不全，肾性贫血也日益加重。记得《二集》出版座谈会上，有人送他八个字：“身体第一，兼顾写作。”这也是大家的希望。他很欣赏这八个字，表示接受。但后来的情形，却正好相反。前不久，孙小礼教授著文回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劳累，只是按时吃药按时打针而已，根本不把病的严重性放在心上。他或是专心地、手不释卷地读书看稿，或是全神贯注地坐在电脑前边思索边写作，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劝他，甚至求他休息一下，而他不看完某一章、不写完某一节，决不肯休息。”（《花堪折时直须折——病中的龚育之》，《学习时报》二○○七年九月十七日）《末编》诸篇，除零星外，都是他在这样的情形下写作的。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去年他病重住院甚至报病危之后，仍在思考和写作；实在不能亲自动笔，他就在病榻上口述，由孙小礼教授记录整理成文。他去世之后，我曾感叹：最后这些日子，龚育之同志是用生命来坚持工作，还是以工作在延续生命？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真是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息、思考和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生命与工作的含义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末编》的札记，一仍其风格，无论凝重还是轻快，都是龚育之同志对历史严肃回顾和思考的作品，有些是颇费心思和功夫的。近几年我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帮助他做些查阅资料、校订文稿的事情，对此有些直接了解和亲身感受。
二○○五年七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理事会换届。他担任会长届满，将卸任退职。大概会前一个多月吧，他告诉我学会请他讲话，他不打算作什么讲话，而想就党史研究的形势作一个发言。还发来电子邮件：
韩钢：
本月后期将开学会换届的会，我得准备一个发言，请你帮助考虑一下。我初步想了个题目：《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上次跟你简单提过。现在都叫喊党史学界日益萎缩（停开党史课，停办党史系，专业机构人员青黄不接等等），然而，党史内容的刊物不少（有无统计？），党史题材的作品销路不错，口述历史搞得不少，则是兴旺现象。国内领导人的回忆出得不少，算界内还是界外？地方党史研究时有新内容（这一期《炎黄春秋》讲向明事件的文章，去年四川地方刊物的一个事件），算界内还是界外。国内作者的回忆或著作，在境外出版，在境内影响甚大，又如何算？如何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隔绝，形成官方党史和民间党史的分隔和对立。你研究过民间党史研究的问题。历史决议前后，有良好互动。历史决议的形成，有党史学家参加，但主要不是党史学家，而是全党领导干部。请你先想一想，约个时间，再谈谈。
龚育之同志向来恶应景、厌空话，讲话为文每有新鲜的内容和观点，从不人云亦云。看来信就知道，他会讲一番自己的话。按照他的要求，我准备了一些书面材料，包括一些统计数据。随后的长谈，他谈了不少想法。
近些年来，一些人抱怨党史研究在“萎缩”。从高校课程设置改革、本科专业招生减少和专门机构人员精简的情况看，龚育之同志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但不赞成简单地说“萎缩”。在他看来，有萎缩，更有繁荣；繁荣中也有不少问题，要健康繁荣，还要做多方面的努力。他举了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和党史通史著作、回忆录大量出版，还有党史类、传记类图书和刊物的行销作例。
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特别谈到了自费印刷物和境外出版物。这两类读物近些年来通过种种渠道，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颇流行。怎么看待这种新的研究动态和特点？龚育之同志很通达。他说，老人退休之后，写点个人回忆，因种种原因只能自费印刷，送亲赠友，并不出售，无可厚非。其中提供一些档案里缺失、“正史”里失记的史料、史实，有些还有相当价值，对研究是有助益的。即便所述无关紧要、不涉高层，那也从一个角度折射了历史。当然，如果能够正式出版那些有较大价值的自费印刷物，就更好了。又说，境外出版物，有些起初在内地不能出版，后来不是又在内地出版了嘛。即使内地不能出版的一些境外书，也有参考价值。比如一些“文革”人物在境外出书，有的有反省，有的则自辩。就是自辩，也应该听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现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何况，这些书总会提供一些史实，对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有益。他觉得，解决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既满足学术研究需要、又减少负面社会影响的办法。还举了八十年代初内部出版张国焘《我的回忆》、王明《中共五十年》等等“灰皮书”为例，说明这办法的可行。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待这样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民主的和科学的态度。任何对历史的叙述或解释，都是一种参照系，或者接近真实，可以帮助人们弄清真相；或者背离真实，可以提醒人们去伪存真，都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知历史。
龚育之同志还谈到了党史界内外的互动问题。话题是从“官方研究”和“民间研究”说起的。顺便说一下，在上面那封电子信件里，他曾说我研究过民间党史研究的问题。其实我只是近些年来对此比较关注，有些零星的梳理罢了，谈不上“研究”。他是不大赞成“官方”和“民间”这类概念的，认为很难划得清楚。他用的是“党史界内外”的说法。他注意到，界内与界外的研究有差异、有分歧，而界内界外缺少交流。他说，存在分歧和差异是正常的，但是有差异、有分歧才更应该交流；党史界内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他最初考虑的发言题目，就是《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还说，八十年代作历史决议前后，党史界内外是有过良好互动的，形成过党史研究的高潮。
前面说了，他告诉过我，他不想以会长的身份讲话，也不想给人以做全面概括的印象，只想谈谈他对党史研究形势的一些观察、他读书的一些感受、他的一些思考和看法。但是我感觉，从主张党史界内外良性互动这一点说，他恐怕带有最后一次以会长的身份，对党史界表达一种期望的意思。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