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1929—2007），原籍湖南长沙。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1948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9月至1966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1975年，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80年1月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3月至1991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3月至1999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95年6月至1999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龚育之曾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龚育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科学·哲学·社会》《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论旗走笔》《在漩涡的边缘》《龚育之论中共党史》《龚育之文存》《党史札记》《党史札记二集》等。
龚育之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党史学家。他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工作，参加过中共一系列重要文献的起草，包括编辑毛泽东著作和《邓小平文选》、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大到十六大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并发表大量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被誉为“走入中南海的智囊人物”。
龚育之曾对其思想和学术经历作过一个自我总结：“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这是他人生的座右铭。自青少年时期始，龚育之就坚决踏上了一条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的人生大道。1948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追求科学和革命的永不停歇的自觉与执着，时时刻刻都体现在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人生中。
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境界
龚育之是一位“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既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权威理论家。他具有深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兼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底蕴，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严谨敬业，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他始终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全部历史，结合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研究贯穿一体，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境界。
龚育之比较准确、完整地解读了毛泽东思想，界定“毛泽东思想，即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以中国人民革命建国为主题的理论。这个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建设，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权威学者，明确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这个阐释后被纳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毛泽东哲学思想”条目。他参与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创造性提出“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突破了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被认为“也许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他特别强调要从历史事实、历史教训、历史主支流等方面进行正反面的客观判断。这些创新性的理论论断见解独到、发人深省，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龚育之对邓小平理论展开了宏观系统的研究。他科学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明确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并辩证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他指出：“邓小平理论，即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并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是以五十年历史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历史，开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历史）为基础和内蕴的，经历了三大历史关头的考验的，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的胜利证明了的，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他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指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并着重指出“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他明确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两个阶段”的关系，二者相承“马克思主义之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
龚育之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特质、“异端”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为“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三段历史”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出现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阶段划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发展历史、各个时期的主题与指导思想更为清晰明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好“异端”和“创新”的关系，要认识到“化”出的新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这才是创新，巨大的重要创新”。他提出“异端”的创新这一新论断，真是颇为大胆、发人深思。此外，他还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这些新观点新论述，都反映出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学术特质。
“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力行家
龚育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坚决贯彻并努力践行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他多次强调“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他十分注重党性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又富有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做到了“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写历史的统一”。
龚育之强调“党的研究机构和党员史学工作者，研究党的历史，当然要有党性”。他对“党性”作出了精确阐释，首先指出党性范畴极重要的两个方面，即遵守党的决议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接着肯定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对错误思想路线的批评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的“科学的态度”，引出党性范畴的第三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指出缺失其中任何一点，就是党性不纯的体现。
关于遵守党的决议，龚育之认为要处理好“追求真理和遵从决议的关系，服从真理和服从决议的关系”。遵从、服从决议和追求、服从真理，实质上也是党性和科学性二者关系的体现。“党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或者应该是能够求得统一的。”他指出，这种求得统一的过程存有较大复杂性，殷切希望研究者“要按照两个服从的要求去做”；对于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原则，他认为遵守党的纪律和自由讨论是并行不悖的。他强调要区分不同情况和不同场合的纪律要求的差异，体现出他对于党性和科学性统一关系的多层次理解。他以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为标准，认为遵守党的纪律，就要求“党员在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上，不能公开宣传和党的意见相抵触的观点”，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允许学术研究中的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
龚育之重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关系问题，指出“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历史科学的第一原则是忠实于历史事实”，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才能揭示和再现历史的真实”，“才能在尊重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研究党史，写出自己的见解，写出自己的真知，写出自己的真心话”，“才能写出站得住、推不倒、传得久的历史著作”。同时，中共党史研究还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他反复强调要尊重党的决议的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应该以《历史决议》为新起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为新起点”，做到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就是在党的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根本要求，也是实事求是同与时俱进关系的核心体现。
龚育之在学术研究中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基本理论、遵循党的决议、遵循历史事实，并注重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他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擅长政治上的宏观把握，具有遵守党的纪律的高度自觉性。他自始至终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强调要尊重《历史决议》，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成果的后退；但他又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不断提出新知卓见。他发表的大量学术成果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重大决策、方针、政策的精辟阐释。这些论断和评判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学术真理层面的论述，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实现了宣传意义和科学价值的结合，也最终实现了政治和学术、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龚育之博学多识、勤于思考，但又坚守党性、严守纪律。他强调“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想的要比说的多，说的要比写的多”，这同样是他一生追求科学和革命、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生动概括。龚育之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理论功底，做到了既贴合时代高度写历史，又遵循历史原貌写历史，正确把握了坚持党性和尊重科学的辩证统一，是“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力行者和典范。
严谨学风和简平文风的真表率
龚育之在多年学术生涯中，一贯秉持科学的治学态度，做到了认真扎实、缜密求是。无论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著述工作，他始终以严谨学风为至上标准，尽显简平文风之鲜明特色。他注重理论与历史的密切结合，擅长史论结合、娓娓道来的著述风格，崇尚简白平易的大众朴实文风，努力践行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客观诠释历史，受到学界内外广泛赞誉，充分显现出一个理论大家的表率风范。
注重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是龚育之严谨学风的一大突出特色。他认为“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在他看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注重叙述历史与议论历史的统一，如此才能写出有深度、有见解、可信度高的学术文章。他自己非常认同胡乔木倡导的历史著述应“夹叙夹议”的写法，认为历史著述要写出历史的“本然”（历史事实与历史进程的本来面貌）和“所以然”（历史变迁的原因与经验教训）。他的著述文章确为史论结合的典范，这些文章既细致入微，又高屋建瓴，既赋予理论以历史的生机盎然，又因与现实贯通使历史变得更为鲜活。
对于龚育之的研究功底和著述水平，理论界人士赞誉颇高。逄先知曾言，龚育之“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所谓‘理论家’，更不是夸夸其谈的‘理论家’”。石仲泉也谈及龚育之在阐论理论问题时，“不是纯抽象概念的演绎，而是叙事明理，由史及论”。张静如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龚育之的文章水平，“搞理论的人如龚育之、石仲泉等一步入党史界，写出的文章的水平，就是搞了多年党史的人也赶不上”。对于诸多赞誉，龚育之尤为谦虚，他指出“龚育之不足为法”，“现在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写党史研究文章，理论不足，文采也不足”，建议党史研究者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效法大家，认为“党史大家，一个胡乔木，一个胡绳，都是理论家兼而为史学家，而且都是诗人和文章家”。他的研究和著作并非就理论言理论，而是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自觉加强理论研究，实现了历史功底和理论高度的完美结合。
以札记的形式写党史，是龚育之在党史著述样式上的重大创新，这是他严谨学风的又一突出特色，也是其简平文风的重要体现。自1999年始，龚育之在《学习时报》开辟了“党史札记”专栏，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受到党史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与好评。2002年、2004年，《党史札记》和《党史札记二集》先后结集出版。2008年，在龚育之诞辰79周年之际，《党史札记末编》又结集出版。这些札记文章紧紧围绕中共党史的理论、问题、事件和人物侃侃而谈，或叙事，或论理，或记人，或评书，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既是独树一帜的中共党史著作，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平实化大众化的创新尝试，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与掌握的杰出成果。
相较于为人熟知的传统党史著述样式，札记著述这种新样式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更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对此，龚育之深有感触地表示：“札记这种体裁，比较轻便，不拘形式。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引用适当的史料（包括一些新发掘的、或者人们不大注意的史料），所谓‘夹叙夹议’，还可以夹进一些个人亲历亲闻的回忆，所以有些读者反映比较有可读性。”正是札记的简平随意、深入浅出、短小精悍和娓娓道来等特质，引发了读者们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表明党史著述样式存有很大创新的空间和必要性，也体现出龚育之对学界后辈的率先垂范和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龚育之是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的研究者，也是一位崇尚科学与革命的不懈追求者和奋斗者。他一丝不苟、严谨求实、与时俱进地开展学术探究与创作。他的著述文章有内容、思想深、情怀广，大手笔写小文章，小文章说大道理，读后让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尤其是他简平的文风，带有鲜明的龚育之特色，既简约平易又形象生动，既干脆利落又清新明快。有学者曾言，龚育之是个高手，他善于用精练的文字叙述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他的文章简洁流畅、恢宏大气、思想丰盈，是理论界真正的好文章，彰显出他熔铸思想于学问、普及学术于社会的卓越历史功绩。
史料、史实、史观特色彰显的大学者
作为一位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家，龚育之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路线，重视对史料的挖掘、梳理和考证，强调通过对史料的去伪存真揭示史实，以还原历史原貌并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他还力求宽阔的研究视野，反对就党写党、褊狭拘囿的党史观，告诫研究者眼界宜宽不宜窄。他在史料、史实、史观上的独到见解和躬身力行，对研究者具有不可估量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龚育之重视史料的占有和研究工作，认为丰富的原始史料是理论研究准确、鲜明、生动的前提要素，并反复强调“鉴别资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文献学研究是龚育之的一个重要学术特色。他专注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共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参与主持编辑出版了包括《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书信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早期文稿》《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等在内的大量重要文献，对诸多历史细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这些文献在提供借鉴、凝聚共识、政治指引上发挥着重要的功用价值。他主持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手稿和由毛泽东审定的文稿全部编辑出版。这些文稿既包含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经实践证明为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为研究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了全面、丰富的珍贵史料。
龚育之认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就是直追史实，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客观反映史实，要让后人了解“历史当时是如何发生的，当时创造历史的人们是如何判断和分析情况，作出了怎样的决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容不得半点虚假。他立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当事者和见证者的三重身份，更加乐于并善于做史实史料的抢救和保存工作。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和近距离接触的党史人物进行回忆、整理与总结，全力记载留存相关史实资料，提供了一个“龚育之说法”。他披露毛泽东谈哲学的珍贵史实，披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内情，披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过程及邓小平本人的指导意见，披露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多次论述等，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和重视。这些回忆史料弥补了当时旧有档案文献的不足之处，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前因后果展现得一目了然。
对于如何研究和写好中共党史，龚育之提出了开阔研究视野的重要论断，对研究者启发较大。他强调：“在党史领域，研究者的眼界也要宽阔一些。专是必要的，要有许多专于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精深的专家，但是，只限于一个狭窄的领域，没有宽广的眼界，成不了大家”。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大人物，但仅有这些并不足以还原历史全貌。“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他指出，要放宽党史人物的研究范围。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局限于中共领袖与大官名人，还要看到人民大众与一般干部。针对不少党史著作重高层人物、政治人物，而忽略其他历史地位、其他历史层次的人物，他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人民大众与一般干部同样属于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书写这些人物可以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丰富历史著述的内容。
龚育之开阔的党史观还反映在强调党史学界是一个整体，呼吁“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注重从史料、史实、史观三个方面加强多方沟通和交流，共同推动党史学的持续繁荣发展。他接着详尽指出，史料要共享信息资源，史实上要加强交流、存疑存异，史观上要尊重对方、平等探讨，并得出学术研究不是作决策，不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的科学结论。这是一种“大党史”的开阔视野，也显现出龚育之摒除门户之见的博大胸怀。
龚育之尤其欣赏《百年潮》创刊词提出的“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八字方针，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史要信，要真，要言之有据”，“学要实，要下功夫，要言之有物”，“知要新，无论在史料方面，或是在观点方面，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文要美，谋篇布局、遣词用句都要考究”。这正是龚育之一生追求科学和革命的目标指向，是他一以贯之的理论风格和治学特点的全面显现，也是他终身独立思考、执着奋斗、殚精竭虑的真实写照。龚育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仰望、铭记和学习。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