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宏观政策从“双松”转为“一松一紧”。目前的财政政策要和以后扩张性政策的淡出相衔接。中央“十二五”规划提出五个坚持：坚持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结合起来，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宏观政策，财政政策
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其主线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从短期到中长期的衔接来考虑，这种发展方式转变还是先要回到当前政策框架的讨论。目前这个政策框架已经从前两年宏观政策的“双松”转为“一松一紧”，货币政策已明确地回归稳健。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很注意，货币政策频频采取具体动作，在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外还有几次加息，已进入加息通道是非常明显的。按照我们过去的调控经验，进入经济的相对高涨期之后，延续的时间至少是三到五年，所以做一个粗略的前瞻，我们这次的加息通道可能运行三到五年的时间，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入另外一个相对低迷期。
当然这只是在排除了重大不确定因素之后才这么说。这种不确定因素我们始终要提防。所谓世界经济还会第二次探底，最近的风声越来越淡化，对于二次探底的忧虑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从概率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应该说在一般的判断中是越来越低了。一个是欧洲方面虽然还不断有紧张的消息传出来，但是毕竟在危机以后，欧盟框架下的救助模式已经相对清晰，德国和法国虽然碰到种种问题，但是似乎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欧洲方面有些什么必须由这两个比较强的经济体出手去救的话，他们磋商和犹豫的时间不会像面临希腊问题那么长了，所以总体对于欧元区而言，保持现在欧洲货币同盟继续运行，共同探索进一步渡过经济复苏阶段，这方面的概率是在上升的。
美国方面两次量化宽松之后，尚没有出现像有些经济学家比如说林毅夫教授所担忧的造成整个经济通胀后再伴随滞胀带来二次探底的情况，现在这方面的苗头不明显。对美国经济今年一般的预计是相对乐观，对于美元走势认为年内还会走强，而不是有些人预计那样美元在今年继续走低。当然中长期美元的走低可能是一个趋势。一般的分析判断认为美国现在经济复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中国如果说外部不出现特别重大的意外事件，我们自己运行的不确定性是在减少的。我们也已经有宏观调控方面比较多的经验积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框架，从小平同志南巡开始，宏观调控越来越有把握地，不会出现指导思想重大失误。我们的调控更多的是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节律约束，有相对高涨，有相对低迷的交替。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93、94年迅速出现经济热潮，增长速度很高，CPI当时在94年是24提高至24％，一直演变到97年，差不多五年的高涨阶段；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来临，表现为中国经济往下坠的时候是，在98年一季度以后，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相对低迷期；98年一直演变到03年的非典冲击，那个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七上八下”，也是大概五年的时间；而成功抵御非典之后，03年全年GDP增长速度站到两位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高涨的阶段；从04、05、06、07年一直演变到08年上半年，都是按照这个状态运行，到07年的时候，CPI升到了8％，增长速度达到了13％，中央当时非常强调“两防”，是要往下压经济的热度。但是08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在中国的负面影响明显表现出来，到了秋天之后，经过紧锣密鼓的一段研讨，中央下了决心，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政策转型，进入宏观两大政策同时扩张的“双松”框架，以应对运行中新的相对低迷期。
但是这次相对低迷期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再次进入相对高涨期。这个高涨期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变故的话，总体上会走三五年。目前很粗线条地往前看，货币政策在加息通道上保持它的基本形态，财政政策目前仍然还带有扩张性的“积极”特征并会审慎处理它的“淡出”和转型。为什么财政政策还要积极，为什么要在双松后，不一下子变成双紧而变化为一松一紧?基本的理由可以列举四条：
一个是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项目需要后续的配套资金的投入。四万亿里的项目大概有15,000亿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有1万亿是灾后重建，还有4,800亿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安居工程建设等等。以棚户区改造作为一个例子，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资金要求：棚户区改造搞完以后，低收入阶层的这些家庭住进了多层的楼房，其后会马上产生一个投资需要，就是这个社区乃至整个地方政府辖区、整个城市内，供热供暖体系要升级换代，要投入资金来改造。另外一笔必须要花的钱就是这些低收入住进楼房以后，能享受供热供暖，但是他们付不起取暖费，需要政府给他们补贴。这是一个小例子，说明四万亿的项目全覆盖以后，后续资金的配套是有必要的，这个阶段上要注意解决好衔接的问题。
第二个是改进民生显然还有很多资金投入要求。保障房建设是一个很典型的事情，中央特别看重，上一年度建580万套，今年呢，李克强副总理把话说得非常斩钉截铁：硬任务是1千万套。什么叫硬任务?就是必须要完成。而且现在也已切块下达了任务，北京20万套，云南38万套，河北40万套等等。这些建设显然起到很重要的引导拉动作用。还有大家很关心的新医改，前两年内已启动，是很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是三年左右的时间要投入的资金粗略计算一下需要8,500亿，而现在按照王军副部长的说法，需要的资金要在万亿元以上。当然这个要跟阶段的法律前景一块考虑，新医改目标是要形成一个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体系，并且既有硬件投入，也有软件的投入，包括人员培训，也包括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等等。面对民生需要，财政资金也应继续保持一定的积极色彩，来延续覆盖新医改等重大事项。
第三，是中国经济生活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瓶颈制约，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在北京都有直接的感受。金融危机之后首都公路交通体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最典型的是八达岭高速频繁出现拥堵，在去年第四季度最长的一次是堵了九天，堵出去了几百公里。这条路经过了几省联合协调努力做好交通疏导工作，最近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显然需要赶快安排大手笔的建设打通复线，诸如此类的事情需要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尽快形成方案，尽快完成审批，尽快投入人力物力财 力，没有别的选择，这是跟时间赛跑。再看北京的市内，首都现在被人称之为“首堵”，不得已北京市政府已宣布了制堵方案，引起很多的不满和批评，因为现在行政手段色彩非常浓，限购、限号、限入，三限并举，已经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但是就解决问题了吗?真正的治本之路在哪?必须下决心赶快优化北京的轨道交通网的规划方案，尽快建成像纽约、东京那样的轨道交通网，四通八达，全面覆盖，形成足够的基础设施，使一个行人在中心区无论处于任何位置，向任何方向走，几百米之内一定要碰到一个地铁的出入口。中心区的地铁网与周边的轻轨、路面上的城轨交通还要直接、便捷衔接。这个境界达到以后，机动车继续增加就没有威胁，就像纽约汽车保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但是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会把机动车停在中心区周边的停车场里，然后很便捷地进入轨道交通系统，这样准时、安全、少污染、少烦恼，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机动车，这个事情应尽可能不施加那么多行政限制，努力处理为跟整个公共交通体系运转并行不悖。很显然，政府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赶快优化地铁的规划设计，加快轨道交通网建设再不能犹豫了。另外，要赶快配套建设各种各样，必要的停车场，特别是交通枢纽地带，中心区周边的平价停车场。北京前一段时间已经宣布有八条线路在加快建设，后面跟着的必然是财政资金的支持，虽然财政资金没有能力大包大揽，但是财政资金在里面要起到非常主导的拉动作用，政府资金进去以后再拉动民间资本。所以财政政策不能一下子稳健，还要适当保持它的积极姿态。
第四是现阶段我国物价上涨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前几年，也包括这几个月的数据看，其中有75％-80％的涨价因素来自于食品，另外10％-17％的涨价因素来自房价，其他千百种商品的涨价因素只占8％-10％。这一延续了较长时间的结构性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总量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也就是看准增加有效供给的环节，把资金用出去来达到供给管理的效果。首先是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和多种经营的积极性，给农民更清晰的收入预期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强化。另外财政资金还可以调动国家可控的物资储备作市场的“平准”，比如将猪肉投入市场去平抑猪肉价格。另外一个当下财政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投入资金加快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以及公租房建设。这里面特别有意义的是公租房建设。比如大学毕业生、年轻白领，他们有住房需求，但不是廉租房的供给对象，过去不得已要涌入商品房市场的低端，即使勉强把房子买到手，也要当“房奴”，很痛苦。而有了公租房，这些人可以非常安稳、整洁、体面地住进新居，很有保障地在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装修，结婚，生孩子，过日子。这类有效供给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当然，政府不能够大包大揽，但必须出一部分钱，拉动社会资金，包括商业性的贷款进入这一领域。这件事也会产生抑制CPI中房价因素上冲的作用。
说到财政政策当前继续积极的基本特征，会有人问这个特征还要保持多久呢?我们知道，2011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是9,000亿元，虽然看起来不小，但上一年即2010年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也就是9,000亿左右。2010年度GDP增速在10％以上，但2011年财政赤字仍然是9,000亿的安排，这说明，虽然同样是积极，但没有在积极程度上面加码。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财政政策也要和以后扩张性政策的淡出相衔接。如果做一个展望，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经济相对高涨运行的过程中，会看到财政政策包含着淡出的安排。当然，到了一定的时点，官方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做出财政政策转型的表述。
这样一个过程，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演进是相类似的。当然，在演变过程中，显然还有很多相机抉择的因素需要考虑。最近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方面频频出手，而财政政策更重要是要优化结构。结构优化的重点显然是配合中央特别强调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改进民生，这里面有许多事情需要再加大投入，同时还要配合机制创新与转变。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大家很关心。我国公共部门负债和GDP相对比，名义指标上是相当低的，不到20％，但是中国有天文数字的地方政府负债，现在正在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把相关的信息合在一起要特别注意两个数量信息。去年6月底按照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这个数据仍然是目前中国最权威的数据，地方融资平台合计的贷款金额为7.66万亿。再加上地方融资平台还有的一些项目债、公司债等等，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合在一起的总体规模应该是在8万亿或者是8万亿出头，相当于GDP的20％或者是20％多一点。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如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中国公共部门负债率现在应该不超过50％或者是在50％上下，而欧盟国家设置的预警线是60％，我们显然是处在安全区域。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欧盟的这个预警线已失守，但是我们现在有把握控制在50％以内，因为以后的发展趋势是地方融资平台会得到相对有效控制，不会再让它负债规模与GDP相比再继续上升，所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安全把握的。
如果说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宏观调控框架，今年总体来说仍然值得注重贯彻“好字当头”的要求。我们的决策层没有提出年度增长速度的更高目标，仍然只提8％，在这种情况下，业界更关注的是价格走势。如果是在物价温和上升(通胀)和负数(就是带有通缩特征)这两者之间做选择的话，可能大家更倾向于选择温和通胀的状态，这个时候企业生产经营好做，市场比较活跃。其实宏观上也是这样，在3％或者是4％以下的物价上涨幅度，带有温和特征，其实是经济运行最好的状态。国际上一般认为4％以下的通胀就是温和通胀，是可接受的，这时就业方面的状态比较好，失业压力很小，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定。
但是政府要注意，防范以后通胀继续高涨，通胀水平继续上升。因为实践反复证明，政府想把通胀控制在4％以下，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通胀压力就过大了。中国这一轮物价上升过程中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事情，就是CPI上升刚超过4-5％，社会已经非常紧张，决策层、管理部门盯着目标指标，社会公众对于物价抱怨声也非常强烈，这个道理何在?我个人的看法是，它显然与我们黄金发展期伴随的矛盾凸显期有关。中国矛盾凸显，是在欣欣向荣发展过程中间，首先在资源和环境制约方面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现在原油50％以上要靠进口，我们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明显，不断出现各种各样 跟环境有关的负面消息，这是所谓物质形态方面的制约。伴随着另外一个更有伤害力的制约，就是社会公众越来越对于分配状况不满，人际关系、分配关系、财产关系这方面的矛盾凸显。谁都觉得不公平，都觉得自己需要泄愤，所以我认为现在5％左右的物价，已经在这种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成为一个集中体现不满情绪的窗口——谁都拿物价上升说事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决策层高度重视，管理部门也特别小心。这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负面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下决心让农产品价再涨一涨——如果我们容忍农产品价格再涨一涨，同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要过多被中间环节拿走，其实是最好的使农民得实惠和优化中国社会分配结构的方式。
下面再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看看未来五年“主线”上的要点和政策取向。
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里提到了五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当然不是一般的调整，意思是要从长远、从全局的视野来考虑，首先抓住结构调整中间最具有在今后引领潮流、支撑全局意义的内容。什么叫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很值得我们去推敲。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调研，在概念上就讨论了很多，新兴产业里什么叫战略性的?最后提炼的基本看法，它应该是在以后足以引领潮流、影响全局、打造市场的新兴产业，按照这样一种理解它才能够成其为战略性。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层面已经明确把它定位到七个大的方向，这就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里任何一个具体的领域，哪家企业或者是哪些企业可以捷足先登，那么显然就会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
比如新能源汽车，中国人现在特别看重。业界有一种说法，就是传统的燃油汽车中国人已注定无法做到最先进的水平了，但是未来二十年以后可能是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引导潮流，中国人能不能在新能源汽车上争取领先或至少是世界“第一方队”中有一席之地，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方向。又如可再生能源中的太阳能，中国的企业已经积极开发其技术和产品，地方政府也纷纷作为发展重点，而在这方面，财政部早早就宣布有两千亿资金按“金太阳工程”来安排。但是这2,000亿的资金到底落在哪些项目上，给哪些企业支持，还各有各的道理与主张。比如有很多人认为不少地方主打的光伏电池的前景是不够开阔的，有人强烈主张其它技术路线。到底哪条技术路线最后能够引导潮流或者是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需要技术专家进一步讨论。但是一旦看准以后，两千亿资金便会毫无犹豫投下去。所以这是企业界朋友要抓住的信息，争取捷足先登。其他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还有新农村建设，各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等。
第二个坚持，是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这个道理还要从小平同志的重要判断说起。小平同志特别明确的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说?这是基于对科技的革命性作用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的表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完全吻合的。我们知道，生产力包括有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三大要素，科学技术算哪个要素，是第四要素吗?讨论结果认为不是，不是简单的加上一个要素，这里做的是乘法，是在生产力三大要素方面加一个乘数，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可以解放生产力，倍增生产力，所以是第一生产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要提高经济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通过各地积极创新来带动经济潜力的发挥，把中国的后发优势真正体现出来。中国可以继续又好又快发展二十年、三十年，很多研究者对此有信心，这个信心首先来源于中国城市化水平将从现在的40％多逐步达到70％甚至80％，伴随着工业化达到发达状态。这个过程中间，科技创新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正在丧失，在这个压力之下，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便有可能继续保持我们的发展态势。这种情况下，科技进步的主力一定是企业，基础研究可能更多要靠像中科院这样一些基础研究部门，但是应用研究的主力只能是企业。企业要创新，还有待于把中国特色和国际经验更好地结合。
国际经验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要提到美国硅谷。硅谷是政府提供宽松环境，而企业自主作大胆的试验，由资本市场提供风险投资。硅谷那里成千上万小规模的企业，真正做大做强的其实屈指可数，大家都知道微软、英特尔、苹果、甲骨文，但这些只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者。在他前面，可能已有几千个在那试，在那闯。因为有风险投资的支持，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创新园区及相关市场不会就此消失。
美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领导世界产业发展潮流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新经济。但是美国这种硅谷模式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国家包括中国简单模仿?日本人另走一条路，但在这方面有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就是筑波。筑波是日本政府给予特别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的一个区域，这个小城市集中了很多研究机构、实验室，希望能够创出一片天地来，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没成什么气侯。
中国到底怎么办?现在中关村已经有国务院批复，就包含着这种希望：希望在中关村能够打出中国高科技的一片新天地来。在这方面，“十二五”期间还是有探索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研发的成果转化前景应该说越来越宽阔，同时相关政策也日趋强化和优化。所以在“十二五”期间，我感觉企业要特别注重打开创新的空间。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政府层面非常看中在技术创新上有突破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的专项资金也都会支持。
第三个坚持，中央表述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基本道理是回归科学发展观的原点，就是以人为本。我国长远看必须是靠自己的市场为主，扩内需，增加消费。除了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把收入更多当期花掉，还需要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十二五”期间这个导向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具体操作怎么掌握，还有很多可以探讨之处。今天主要从企业角度看看这里的机会在哪里。我感觉，中国在改善民生这方面的潜力越来越显得巨大，因为以后“十二五”期间中央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因为低收入阶层在收入增加以后，会表现更大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更多地把钱在当期花掉。对企业来说，怎么样更好挖掘市场潜力引导消费，就是很重要的工作。
第四个坚持，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结合起来，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 点。所以，节能降耗，绿色、环保、低碳，循环经济，这些将成为最受政策支持的热点。我们的“两型社会”提了多年，有关部门也在反复琢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财政部税政司前几年特别注意节水概念。中国水资源紧张，应该鼓励企业节水。他们试图就支持企业节水做一个操作方案，结果发现非常困难，难在哪?难在怎么界定哪家企业是节水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可以有些具体标准界定他是高科技，然后他享受15％的税收优惠，节水怎么界定?最后发现形成不了一个可操作的方案。现在讲两型社会也是这样，什么企业做到了节能降耗，怎么判断?一旦企业在这方面有可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搞出节能降耗、绿色环保、低碳循环经济特征的技术工艺和产品，要毫不犹豫地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他们给予支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补贴等等肯定要支持这样的发展。
下面再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看看未来五年“主线”上的要点和政策取向。
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里提到了五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当然不是一般的调整，意思是要从长远、从全局的视野来考虑，首先抓住结构调整中间最具有在今后引领潮流、支撑全局意义的内容。什么叫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很值得我们去推敲。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调研，在概念上就讨论了很多，新兴产业里什么叫战略性的?最后提炼的基本看法，它应该是在以后足以引领潮流、影响全局、打造市场的新兴产业，按照这样一种理解它才能够成其为战略性。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层面已经明确把它定位到七个大的方向，这就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里任何一个具体的领域，哪家企业或者是哪些企业可以捷足先登，那么显然就会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
比如新能源汽车，中国人现在特别看重。业界有一种说法，就是传统的燃油汽车中国人已注定无法做到最先进的水平了，但是未来二十年以后可能是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引导潮流，中国人能不能在新能源汽车上争取领先或至少是世界“第一方队”中有一席之地，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方向。又如可再生能源中的太阳能，中国的企业已经积极开发其技术和产品，地方政府也纷纷作为发展重点，而在这方面，财政部早早就宣布有两千亿资金按“金太阳工程”来安排。但是这2，000亿的资金到底落在哪些项目上，给哪些企业支持，还各有各的道理与主张。比如有很多人认为不少地方主打的光伏电池的前景是不够开阔的，有人强烈主张其它技术路线。到底哪条技术路线最后能够引导潮流或者是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需要技术专家进一步讨论。但是一旦看准以后，两千亿资金便会毫无犹豫投下去。所以这是企业界朋友要抓住的信息，争取捷足先登。其他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还有新农村建设，各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等。
第二个坚持，是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这个道理还要从小平同志的重要判断说起。小平同志特别明确的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说?这是基于对科技的革命性作用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的表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完全吻合的。我们知道，生产力包括有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三大要素，科学技术算哪个要素，是第四要素吗?讨论结果认为不是，不是简单的加上一个要素，这里做的是乘法，是在生产力三大要素方面加一个乘数，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可以解放生产力，倍增生产力，所以是第一生产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要提高经济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通过各地积极创新来带动经济潜力的发挥，把中国的后发优势真正体现出来。中国可以继续又好又快发展二十年、三十年，很多研究者对此有信心，这个信心首先来源于中国城市化水平将从现在的40%多逐步达到70%甚至80%，伴随着工业化达到发达状态。这个过程中间，科技创新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正在丧失，在这个压力之下，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便有可能继续保持我们的发展态势。这种情况下，科技进步的主力一定是企业，基础研究可能更多要靠像中科院这样一些基础研究部门，但是应用研究的主力只能是企业。企业要创新，还有待于把中国特色和国际经验更好地结合。
国际经验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要提到美国硅谷。硅谷是政府提供宽松环境，而企业自主作大胆的试验，由资本市场提供风险投资。硅谷那里成千上万小规模的企业，真正做大做强的其实屈指可数，大家都知道微软、英特尔、苹果、甲骨文，但这些只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者。在他前面，可能已有几千个在那试，在那闯。因为有风险投资的支持，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创新园区及相关市场不会就此消失。
美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领导世界产业发展潮流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新经济。但是美国这种硅谷模式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国家包括中国简单模仿?日本人另走一条路，但在这方面有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就是筑波。筑波是日本政府给予特别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的一个区域，这个小城市集中了很多研究机构、实验室，希望能够创出一片天地来，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没成什么气侯。
中国到底怎么办?现在中关村已经有国务院批复，就包含着这种希望：希望在中关村能够打出中国高科技的一片新天地来。在这方面，“十二五”期间还是有探索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研发的成果转化前景应该说越来越宽阔，同时相关政策也日趋强化和优化。所以在“十二五”期间，我感觉企业要特别注重打开创新的空间。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政府层面非常看中在技术创新上有突破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的专项资金也都会支持。
第三个坚持，中央表述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基本道理是回归科学发展观的原点，就是以人为本。我国长远看必须是靠自己的市场为主，扩内需，增加消费。除了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把收入更多当期花掉，还需要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十二五”期间这个导向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具体操作怎么掌握，还有很多可以探讨之处。今天主要从企业角度看看这里的机会在哪里。我感觉，中国在改善民生这方面的潜力越来越显得巨大，因为以后“十二五”期间中央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因为低收入阶层在收入增加以后，会表现更大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更多地把钱在当期花掉。对企业来说，怎么样更好挖掘市场潜力引导消费，就是很重要的工作。
第四个坚持，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结合起来，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所以，节能降耗，绿色、环保、低碳，循环经济，这些将成为最受政策支持的热点。我们的“两型社会”提了多年，有关部门也在反复琢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财政部税政司前几年特别注意节水概念。中国水资源紧张，应该鼓励企业节水。他们试图就支持企业节水做一个操作方案，结果发现非常困难，难在哪?难在怎么界定哪家企业是节水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可以有些具体标准界定他是高科技，然后他享受15%的税收优惠，节水怎么界定?最后发现形成不了一个可操作的方案。现在讲两型社会也是这样，什么企业做到了节能降耗，怎么判断?一旦企业在这方面有可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搞出节能降耗、绿色环保、低碳循环经济特征的技术工艺和产品，要毫不犹豫地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他们给予支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补贴等等肯定要支持这样的发展。
还有一个事情企业界应高度关注，就是资源税改革。资源税的改革在去年下半年已经在新疆启动，把原来税负相当低的从量征收变成了从价征收。原来从量一吨油征十几、二十几元，但是现在不行了，按照价格征5%。现在新疆方案已经覆盖西部。西部正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富集区。不要指望这种资源税负担在开发环节完全吸收掉，不可能。有竞争的情况下开发企业可能吸收一部分，但是绝大部分肯定转移、分摊到中下游，而这个政策正是希望有这样的传导机制，传到中下游，千千万万制造业的厂家大家就会更珍惜地使用资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粗放地甚至挥霍地使用资源产品，于是粗放时代要彻底过去。这样会刺激相关的主体千方百计开发节能减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谁在这方面做的靠前，就是适应了客观要求，就有可能取得自己的超额回报，就可能做大做强。
现在由于物价的约束，上半年可能看不到资源税改革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但是今年下半年如果物价得到控制，资源税改革进一步向中部东部来扩大覆盖面，这是有可能的，哪怕今年做不出来，以后也会寻找时机做出来。另外品种覆盖面也要一步一步扩大，以后要考虑到扩大到煤，扩大到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这样一来，就会更多影响我们制造业的厂家。这个压力来了以后，谁能够升级换代，谁就能够做大做强，谁不能适应新的税负压力，他的市场就会萎缩，最后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而这就是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面对几百万家企业，几千万个市场主体，政府没有这个本事去——甄别证明谁是落后产能，但是资源税可以在竞争环境中起到这个作用。
第五个坚持，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这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说法。可以特别看看“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改革”说的是市场化，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明确了市场经济模式，现在还在进一步健全市场体制，还要继续破除垄断，解决让民营企业更好发展的问题;“开放”这两个字说的是国际化，现在中国于整个世界范围内是高举反对贸易保护大旗的，我们在全面开放这个框架下要把路越走越宽，需要企业也越来越具有世界眼光，不光产品走出去，以后技术、投资也要走出去，还要加上我们文化软实力，从企业文化到社会文化，要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我们的综合竞争力。
房地产业现在成为一个热点，难点。我们一直在研究房地产税，这已成为社会方方面面关注的事情。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很重要的一大产业，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忽视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以为搞一个“经济适用房”就解决问题了。现在证明经济适用房的做法矛盾丛生，漏洞百出，弊病防不胜防，所以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明确，经济适用房这个概念要淡化，有的地方用我也不反对，但是关键是要附加新的限制，比如说上海，经济适用房现在是共有产权，就是不能任意转手赚钱，要卖第一买主是政府，这样就封杀了套利空间。但是现在首先要加快棚户区改造，大力兴建廉租房、公租房。
在住房提供方面，政府必须首先解决托底的问题，这个托底，量化的界限各地不一样，像重庆认为保障房要覆盖1/3左右的社会成员。如果几年之内要把这个事情做到位，我们很多与住房相关的社会问题就会得到相应解决，那个时候商品房的价格高一点，低一点，就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了，政府也不用为房价着急了，商品房就应该让它随行就市，政府要做的就是管规划，管规则，管征税，不光是商品房的交易环节要税收，保有环节也要收税。这也是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安排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要进入现代化则不能没有财产税制度。我们现在只有个人所得税，又非常不完善，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必然要建立财产税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应该能使房地产市场上肆无忌惮的炒作力量得到收敛，住房的空置率明显下降。
那么在保障房这个领域里，企业有没有商机?我们的研究说明这里同样有商机，因为中央关于保障房开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就是不能搞大片的廉租房，防止像印度、巴西那样形成连片的“贫民窟”，我们的做法是一个小区里配若干面积的保障房。当然规划很重要，不能硬把廉租房与高档公寓、甚至和别墅拼在一起，比较合适的是跟低端的一般商品房放在一个小区里，这种方案出来以后，开发施工照样会招标，开发商通过招标取得这个小区的开发权。政府明确规定保障房要建多少平米，每平米给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条件，你竞标拿到这个开发权、也就拿到这些配套政策条件以后，把整个小区建设出来。这样，建房实际上就会突破原来像任志强所说的“开发商就是给富人建房子”的情况。
税收方面简单地说，“十二五”期间税制改革可提炼出三个基本概念：一是结构性减税，从今年到今后整个“十二五”期间，结构性减税最大的动作可能是增值税的扩围，以增值税来替换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第三产业中的营业税，好处就是减少原来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实际上就是减税，其目的就是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专业化细分，配合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目标。当然，问题还比较复杂：现在地方税体系没有形成，营业税一下子被增值税所替代，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矛盾可能会凸显，因此需要谨慎把握、周全设计。
另外，关于小企业、微型企业怎样更好地得到税收优惠问题，有关部门也会研讨。而且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的创新活动，要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优惠待遇。
二是税收也要有减有升，最典型的就是个人所得税。我们都在等待个人所得税调整的具体方案，现在得到的信息首先是提高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同时调整税率设计，这是对于低端的减税，同时它也会带来高端的增税，而且高端增税的结果以后会更明显。因此，有关部门在调整方案中提高起征点的同时，会调整对工薪收入的原九级超额累进的级次级距设计。当然未来很重要的应该是在收入申报制度发展的同时加上收入综合的因素，超额累进覆盖的不光是工薪收入。我国个人所得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工薪收入的代扣代缴比较简单有效，对于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怎么综合进来，拢在一起按超额累进制进行征收，需要在管理方面做很多研讨。我个人估计只能是循序渐进，在一段时间里会是分步走，未来逐渐把按十一种分类的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安排，转向所谓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这叫做有减有升，所升的就是指综合进来以后，高收入阶层承担更高的税负。这符合我们收入再分配的抽肥补瘦原则，符合优化分配收入格局的要求。
第三，税收上还应有结构性增税。比如，为增加调节力度，资源税的改革去年下半年在西部已经实施。首先在新疆，之后已经扩展到西部其他自治区和省份。我们还在等待一个时间窗口，也就是物价得到阶段性控制后，应再进一步扩大资源税改革的覆盖面。有了这种上游产品增加税收的压力，会传导到促使产业链中、下游各个方面节能降耗，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会被经济杠杆驱动去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
另外，房地产调控方面，财产税的引入是不可避免的制度框架建设问题，上海和重庆已先行先试房产税。上海的特点是从增量入手，重庆的特点是把一些高端存量也纳入进来。这一改革刚刚运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总结经验。但我深信这代表今后制度建设的方向。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不正面考虑建设财产税制度和合理构建地方税体系，是没有出路的。而财产税制度的第一个选项就是不动产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其正面效益是有助于构建地方财政体系的支柱财源。另外，它会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住房建设中中小户型的供给，降低空置率，遏制疯炒的力量而减少泡沫。而且住大房、住豪宅、有多套房的富裕人群多缴税，也是必要的收入再分配。
最后要提到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我们可观察到一个重要动向。在国有资产管理这个概念之下，中央级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于2008年正式运行，到现在已经在制度成果方面有所表现——在这个预算管理框架下，已经规定提高中央级一百多家特大型国企对于国库上缴资产收益并在提高其上缴比重。另外，我们知道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也在比照中央，加强对地方国企的管理。目前，上缴制度在渐进过程中可能没有别的更好办法，现在只能是划几个档次把上缴比重往上提，但远景上，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在国有经济进一步深化其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减少国有大型企业的数量，最后将央企归并为几十家，然后再分类，对各类企业制定一些针对性的专项法案。这种法案要清晰地规定这类或这个企业存在的理由，在运行中追求的是什么社会目标，所涉及的自然垄断和特许权是什么边界，应确立一些什么样的分配原则，同时说清楚资产收益上缴应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决定，怎样作动态的调整，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