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官方的纪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动的意识形态，跳不出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说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过是现存权力的又一个消费品而已。消费主义通吃的时代，还有什么逃得出被权力消费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国，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党二十二年的一党专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无数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1957年之前是一段，1960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其中还可分位不同的几个小段落），1976年到1978年是一段，1979年到1989年是一段，1989年到1992年是一段，1992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须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捍卫它，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国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什么头衔的人看做精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整个中国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的理念，这一点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之，不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交出国民党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的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国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不在今天，而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后他们的身上，而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国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8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2011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国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国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专制集权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