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我们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思想的改造，而获得了所谓的新生。我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名字为人广知。在我看来，至少他比我是幸福的，没有经历过多的磨难，而是在这段时间内，选择了自杀，以逃脱精神上的痛苦。本来，我们开始是商量好的，一起自杀，但他还是走在了我的前面，我为他料理了后世，和整编了关于他的一切文稿，予以保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些稿件我并没有放在光明的书案上，而是藏在了厕所里，但是还是被红卫兵搜了出来。我对他的一丝挂念，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得越加的深刻，甚至是一种内疚。
我与我的丈夫感情甚好。和许广平女士与周树人先生的感情差不多。在外人看来，我们生活的十分幸福。他非常的尊重我，这是那个大男子主义时代非常宝贵的品质。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一个财主，所以我从小都未受过什么物质上的困惑，反而在我父亲的监督和教育下，选读了很多书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小姐。
在我们家，一共有四个人。除了我的父母之外，我还有一个哥哥。保姆是后来在母亲的恳求下，父亲请的。主要是照顾我和哥哥的起居，和料理一些家务事。母亲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只是当时医疗水平太差，没有存活下来。”当我听见她微声的回忆起这些时，我倍感心酸和不安，甚至对母亲的遭遇产生了同情。其实我更加的同情自己。因为就在我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们家又多了两个人。他们是过继到我们家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虽然家里又多了两口人吃饭，但并没有多大的麻烦，因为家里本来就很宽裕。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哥哥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小伙子，而这个妹妹貌似不怎么说话，后来才得知，她因为小时候生病，而失去了语言的能力。
他们兄妹二人，开始并不怎么习惯。但时间久了，就好了许多。母亲对他们，从来没有吝啬过，反倒觉得对他们比我和哥哥还要好一些。我当时十分的不明白。母亲让我叫这个哥哥为二哥，叫这个妹妹为小妹。我们的年龄相差并不怎么大。但按照辈分来，我应该是排第三，我的哥哥排第一。我十分的不喜欢这个二哥，希望他有一天消失在我们家中。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叫他“二哥”，反倒是他经常叫我妹妹。或许是我的一种语言反抗——母亲的爱在一瞬间又被现实分割了一次，所以我十分的不悦。
突然有一天，家里给我捎信说，你的二哥死了。我开始并未流泪，只是委婉的叹息。但我还是向学校请了假，回去他的坟前默哀和祈祷了。母亲对我说：“他是被打死的！”后来才慢慢的得知，他因为迷恋上了厂主家的女儿，并随之产生了爱慕。他的老板赶他走，但他毅然的选择了留下，要与那位小姐相守终生。所以老板就派了几个打手，去追打他，让他远离他的女儿。打手们因为失手才将其活活的打死。我的父亲曾经就此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情何以堪》来痛斥这帮人，并发表在了河北的媒体上，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本报刊应该是《杂文周刊》。
妹妹因为失言，所以上了几天学之后，就退学了。在家里黯然的呆着。这一呆，就是四年。大约在其十七岁的样子，家里来了好几次给她说婆家的人。母亲说，妹妹曾经看中了一个小伙子，但不敢表露出来。直到后来要嫁到邻村的二麻子时，才说给了母亲听。可是一切都似乎晚了。二麻子是一个蹶子，走起路来，像一个怀了蛋的公鸭子，一摆一摆的。在妹妹出嫁的那一天，我从单位赶了回来。看见她幸福的样子，再看看我母亲的表情，一切都似乎圆满了。也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事。可是现实再一次和妹妹开了一个玩笑，二麻子除了经常打她以外，就是去外面找女人。把家里的口粮都拿去卖了，还要去赌。有时候赌完回来，没有饭吃，就把妹妹暴打一顿，并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据说，有阵子妹妹开始变的傻呆，痴笑。他们的村里人都说，妹妹得了精神病。
有一天，母亲给我捎信说，妹妹怀了孩子。我替她感到高兴。我以为一个男人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会变得收敛一些，责任感要强一些。二麻子开始的确收敛了一阵子，然后老毛病又开始冒了出来。妹妹忍着将孩子生了下来。可悲的是，在妹妹犯病的那天晚上，二麻子没有回家，不知道在外面又干些什么。她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压死了。二麻子第二天早上回家后，将妹妹赶出了家门，没有给她任何东西，妹妹穿着非常单薄的衣服，离开了属于她的家。
母亲后来使了几个银子，让村里的人去将她寻了回来，并给她请了大夫。她的病在慢慢的调养中稍微恢复了些，只是有时候还是会犯。她日渐变得消瘦，可能是那种内疚感加剧了她的自责。
我与我的父亲也为她的不平，报以惋惜，甚至是无可奈何。
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在那个深夜长谈了一会。
父亲说：“古人说的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是啊，女人这一生，如果遇见了这样的男人，只怕一辈子都注定是一场悲剧了。”
父亲和我说完之后，又回到了他的书房里，点着煤油灯。不知道在干什么，这灯一直亮到了一更天。
妹妹最终在我们家又呆了一年。除了调养身体以外，就是和母亲学习针线活，她绣出来的花，非常的和美。她好像要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图案，诉说什么。这一年，我的哥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一家电子厂上班，待遇还不错。而父亲继续的写着他的文章。母亲和保姆，都变的稍微苍老了些。
在第二年的春天的时候，二麻子来将妹妹接回了家。我不太明白，为何她那天是那么的喜悦？整个人好像要逃离这里，获得新生一样的愉快。她与母亲告别，并去我父亲的书房里看了看，留了一块绣着梅花的手绢，在他的书案上。
她走后，家里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她的消息。
二、
我与先生是大学同学，他是中文系的，我是机电系的。1978年，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后，我们就结了婚。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小房子里。在我与我的先生结婚的那天，妹妹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但二麻子没有来。
先生的一生十分的操劳，和我的这位妹妹一样，不辞辛苦的，每天伏在案边，进行着他的写作。他与另外一位国内的经济学家交往颇深。虽然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但在私人关系上，如同知己。在 “文革”斗争中，我的丈夫因为再也受不了批斗，选择了投湖自杀。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生。
而我的妹妹回去之后，不但病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的严重。最后还是回到了我母亲身边，与我我年迈的父母亲，过着再也不那么富裕的生活。
编者按：本篇小说，是按照《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者杨绛先生（钱钟书的妻子， 代表作《我们仨》等）在书中的一则故事改编。结合了在1977年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种背景写作而成。故事以“现在——过去——现在”为时间主线，以家庭的遭遇为题材，特别是被过继过来的那位妹妹为主人公，进行了详实的描述。除了反应出那个时代的悲凉以外，就是略带一种以“我”为中心的那种痛斥和反思。
我们完全可以从时代所赋予下的历史人物中去寻找当时的答案。在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钱钟书的影子，顾准的影子，吴敬琏的影子和我的影子。其实笔者有意将这些人物糅合在一起，是起着一种淡化的作用，以防读者“套用”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固然，我们也可以从故事的写作手法中，找到余华《活着》的影子。甚至，我们还可以略微的找到奥威尔的影子。从主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何要放一个“一九七九”？这个时间，很特殊，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用毛的话说，我们不要忘了阶级斗争，而固守在他心目中所敬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参见《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而正是因为这场举国上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将这样一批准备报效祖国，从不远千里而返回的精英分子扼杀在了梦想的彼岸，从此浪迹在了时代的边缘。这当然也与毛的个人观念有关，他在年轻的时候，深受“学阀”(毛个人独创的新词)的轻蔑，在杨昌济先生的恳求下，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管理员（每个月8块钱的工资）。恰好在与这些北大的教授们交谈（胡适之先生等）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愿意与这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应该是湖南第四师范学院，后来并入了湖南第一师范）的专科生交谈。
从另一个层面说，奥威尔先生的《一九八四》本来就是一本政治预言的小说，里面所涉及的“思想警察”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有着一层十分暧昧的关系。如出一辙，但又手法不一。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层关于妹妹的故事，在《走到人生边上》是真实的。故此，我愿意以此篇小说，对杨绛先生致敬。并对类似杨绛与钱钟书，傅雷与梅香馥，鲁迅与许广平，梁启超与李惠仙等，这样的事实模式表示敬佩和赞许。
初稿于武汉，定稿于兰州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