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与一位友人甲进行在线交流。当谈到某个事件某个人为什么要那么干，她说他不那么干就倒台了。她还说，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但不能在我手上丢掉政权。我必须承认她说得不无道理。她平时在政治领域不露声色，看不出会有什么观点，这次居然会发出这么尖锐的观点，还真的让我有些出乎意料。她固然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但也不是对政治十分热衷的人，因而她的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说明一般人其实也是识大体，知道世界发展的大势的，所宣扬的那一套在他们那里真正并没有多少的市场，专制不得人心，民主乃世界潮流，他们还是知道的。而这也是我们追求民主宪政者的信心所在和希望所在。然而，她话里所流露出来的改朝换代意识却是值得商榷的。人们都知道专制的政权不可能是永久的，虽然人们并不知道它究竟还要维持多长时间。但是，将来取代这一专制政权的又是什么呢？如何一个专制政权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又是另一个的专制政权，那么，它与传统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人们又将经历一个历史的轮回。但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宪政却不应该是这样的。民主宪政的目标是要结束专制统治，实现权力的民有、民治、民享，让政权在法治的轨道内实现有序的转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要终结专制统治，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告别长期以来的历史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不是为反对而反对，反对什么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反的是专制政治，一旦还政于民，由一个专制党转型为一个宪政党，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与其他政党平等地展开竞争，由人民通过选票来进行选择，那么，它就不是我们反对的对象而是我们选择的对象了。

我有一次与一位友人乙行交流。他年纪相当大了，是个党外人士，平时对体制内的那一套是敬而远之，有时说起社会上的负面现象也是嬉笑怒骂、入木三分的。当谈到政治前景时，我说了自己主张要进行改良而不是进行革命的立场，认为革命会带来社会的剧烈震荡，并且还会使得民主宪政的目标难以实现，到头来很有可能又要由一个独裁的政权来收拾局面。他接下去说，所以有人认为搞民主很有可能又是换来一个新的独裁政权，还不如由现在这个政权继续独裁好。他后来又说民主迟早会实现的。我说事在人为，民主是要我们去争取的，而不是坐等就会到来的。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存在着前后矛盾之处，但由于我们是在闲聊，而且他也不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因此这种现象可以理解。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话中寻思出一些东西来。一方面对现状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需要民主；另一方面又认为搞民主会换来一个新的独裁政权，倒不如继续要这个政权的好。既然我们只能要这个政权，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政权的统治，我们还抱怨什么呢？我们的抱怨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这么认了吧。就像我们只能与这个配偶生活在一起，不能一离了之一样，我们成天抱怨和他（或她）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不快，这非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会伤了我们的精神。对现状的不满是通向进步的阶梯，但前提必须是认清现状，并采取措施去改变现状。仅仅抱怨是不够的，患得患失是无益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惟有改变本身。从历史上看，这个政权可以说是一个出现时间还非常短暂的新事物。曾几何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国力臻臻日上、可以与美国进行争霸的前苏联政权，维持七十余年后还不是说垮就垮了？这个政权已经比上一个政权要长多了，但最好还要悠着点，我们所熟悉的短命的元朝，时间比它目前还长得多呢。更何况现在已经进行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进行互联网的时代，再要对人民实行封闭、蒙昧，要阻挡民主化的潮流，更会显得力不从心的呢。因此，我们要相信时间，要相信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我们固然不能争于求成，但也不能丧失信心。

我有一次与一位友人丙进行交流。当谈到目前的政治形势时，他说不能像你那么激进（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交流不够充分，他根据对我观点一鳞半爪的了解而得出的一种误解。其实，他只要看看我发表的文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现在已经很少与周围的人们谈起政治上的话题了，我的文章也很少拿给别人看了。因此，这篇文章利用与友人谈民主问题的素材写的文章就多少显得有些难得了），仓促地实行民主也是不行的（其实又有谁说要仓促地实行民主呢？至少我没有，我倒是一再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民主化要有循序渐进地进行）。我反诘说那就维持现状？他摇摇头说那也不行。这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一方面，一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民主化就认为是激进，另一方面又承认维持现状不行，这种摸棱两可的态度说起来是有些不太负责任的，至少是不太可取的。既然承认现状无法再维持下去，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负责任的态度就应该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化，而不是回避根本性的问题。至于怎么改，改革的步骤应该是什么，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采取鸵鸟的态度。谁也无法保证搞民主不会使社会陷入动乱，但我们又不能因为社会有可能会乱就畏首畏尾，无所作为。既然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是要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么，我们就要去不断地争取，而不是动辄就被这个挡箭牌给吓住了。我们的问题太复杂了，没有了这样的集权统治，将陷入天下大乱，这种把社会会乱当作拒绝民主化的挡箭牌的观点不但执政党有，在社会上也同样大有市场，但后者归根到底也是前者的封闭、蒙昧造成的。在执政之前，我们几千年都这么走过来，假如没有了这个政权，国家也还将是家国，也不会国将不国。世界上没有谁都行，没有了谁，地球都将照样转。

我还与这位友人丙讨论过一次。我说这个政权迟迟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化的问题上一拖再拖，目前这种经济发展状况使得它还有资本再拖上一阵，只有爆发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才会逼得它走投无路，不得不改。他立即回应说那你希望发生经济危机？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心里确实有这种想法，相信不少对现状不满、期盼实现民主宪政的人士也有同感，但面对这种犀利的诘问，我并没有慌了阵脚，而是立即回应道，是否发生经济危机不是的我主观愿望所能够决定的。如何会发生经济危机，我就是不希望它发生它也要发生；如果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我就是希望它发生它也不会发生。他听了也无言以对。我至今仍然认为我的这一急中生智的回应是适当、得体的。动机问题总是容易让人拿来作为把柄的，但回应它的最好方式并不是要去极力撇清自己并没有某种动机，而是要多在事实和逻辑上下功夫，只要你驳不倒我摆出的事实，只要挑不出我逻辑上的毛病，我有没有这种动机并不重要，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当然，现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又发生了一些改变，即不再像以那样简单地希望发生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如果说发生经济危机对于像美国这样各方面的经济社会制度都已经十分成熟和完善的国家，其危害性还不是十分巨大的话，那么，对于像中国这样尚未完成社会转型任务，各方面的经济社会制度仍然相当不成熟和不完善、各方面的经济社会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而言，发生一场经济危机其危害性无疑要巨大得多。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后，既有的专制统治固然很难再照旧维持下去了，但它同时也将会使整个国家和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没有谁会成为赢家，尤其是普通民众将会成为主要的受害者。据说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多少个家族手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这一集团的成员而言，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已经是易如反掌了，一旦社会陷巨大的动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人以及资产转移出去，而我们普通民众却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那里徒唤奈何。一些已经移民到海外的人，他们出于对祖国早日实现民主宪政的迫切愿望，曾经表达过要类似这面的这种观点。然而，他们此时已经在另一块大陆上与祖国大陆隔着大洋相望了，祖国大地上要是燃起遍地烽火的话，他们已经不会引火烧身了，而广大在祖国大陆的同胞却被大火吞噬了。因此，他们的这种善意愿望我们可以理解，但他们的这种观点我们却要多加以反思。经济社会形势好的时代要比糟糕的时候更适宜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时候社会的承受力强，改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小，并且也有更多的经济力量用于补偿既得利益的损失，而一旦改革一再被拖延下去，既得利益集团一再得势，社会两极分化一再扩大，改革的阻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改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就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不停地呼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机成熟就要逼着他们进行改革，这是上策。而不是等着发生一场经济危机。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愿望也未必能够得到实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本性就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就是赢家通吃，人的本性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真正愿望让步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很少的，真正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具有对历史负责的情怀同时又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的政治家是可遇不可求的。况且，如果说在以前既得利益集团要向国外转移人和资产还显得十分困难，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只能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共存共荣，因而还会有所忌惮，还不至于把事情做得太绝的话，那么，现在的形势可就大为不同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可以把国家这艘大船凿破了然后再一走了之，这块土地与他们已经不再有那么浓厚的家园关系了。这也给我们的社会转型增加了许多复杂性和变数。因此，我们同时又必须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连执政党都提出要有风险意识，更何况是我们。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一个高层官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深有感慨说，没有想到我们广大农民这些年来生活陷入如此贫困的境地居然没有拿起扁担造反（大意如此）。这也确实是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2011年6月，一位高层官员来到一所大学给学生上党课。他在这个报告会上说，一直到1978年，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开会一向不念讲稿的他给外界的观感是比较亲民务实，讲话很少官腔，很少空话和套话，但他的这段话仍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上面提到的这种现象要涉及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种解释是十分表面化的。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某时代的独裁统治和和造神运动，既使人们既要悚惧于极权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被蒙昧住了，因而反抗变得异常困难；其次，某时代的集体制和平均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虽然这种保障是十分低水平的，但有保障与没有保障仍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两极分化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有着来自国家和集体的保障，又不会感到身边存在太大的不公平，反抗的愿望也就被控制住了；再次，那场空想的运动失败后，某对极左路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农村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体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虽然没有使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但也没有再出现那场运动时期那样饿死人的现象了。某时代结束以后，因为他而产生的那些社会条件也不再存在了，但当局同时也及时地调整了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从而避免了一场统治危机，使政权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而，人类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现在世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更是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化，社会不再是以前的那种社会了，老百姓也不再是以前的那种老百姓了，这时候，如果为政者还想着我们的老百姓真好，只要让老百姓吃饱肚皮，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就可以高枕无忧，就显得太过愚蠢了。

笔者只是一介书生，只能通过自己的读书和观察和思考，向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些思考所得。我所能够做的是呼吁，不断的呼吁；我所能够做的是呐喊，不断的呐喊。我们都是人！当默念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油然而生的是对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敬畏之情，并为之而泪流满面。随着民主的阳光照到地球上越来越多的角落，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们会始终无缘得到它的照耀。对于民主化这一广大国人一百多年来未了的心愿，我愿意以这样的一句古诗作为文章的结尾：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