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中国还有句俗语：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这两句话，听起来貌似统一的，但是还有有着各自的内涵的。前者说的是，不畏艰难；后者说的是：机会与结果的可能性。我们中国人，的确是有这样的精神，特别是对于如今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一九七八年后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对“辛亥精神”——“革命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于此，从日本舶来的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费小姐（自由）等等，都沦为了开启民智的一股“清醒剂”。这下好了，把一些国民的骨髓给深深的刺痛了。他们有着一股对公共事件参与的热情，有着浓厚的社会关怀，他们办学堂，翻译国外作品，写文章批判权力等等。当且仅当，市民社会便有点朝着公民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变，但是这一转变一直守着一股政治力量的压制，统治者与被统治阶级，并未在此达成一致，故此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公共知识分子”倒也成了一种统治阶级的负担。可是，令人玩笑不已的是统治阶级有需要这些人来扮演者反对者与批评者的角色。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警惕自我”；另外一个是希望得到真切的“调查研究”，将中国的社会实情反应上来，作为社会决策的一个参考。

诚然，这些知识分子又未得到该有的待见。反观民国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就无话可说了，比起现在而言。起码在一点上是不公平的，那就是文科类的学者至多也是一个高级研究员的称呼，可在民国人家也是分一个“院士”来与做自然科学的学者“平起平坐”。大概是由于某些人担忧这样的“称呼”，所以才将他们在形式上“降了一级”。

虽然说知识分子是有着理想主义与公民情怀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的劣根性，但知识分子并未构成公民社会的主流话语者，还是政治家在主导着。可在理想的状态下，应该二者应该是一种合作的姿态，而不是如今的“政治家”与“社会良心”进行对抗。我的一位在公务员系统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进入这个体制内，起初就有三个培训，其中一个是如何对付记者。听起来滑稽的很，怎么把记者也防范起来了？难道记者对社会黑暗的报道，是一件让社会不公得到继续深化的行为？其实，稍微明白点“政治哲学”（应该是什么？）就应该明白，政治权力的主要作用是将社会“善治”，而不是徇私舞弊和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权力对权力的制衡失效的结果，可谓是苦了我深爱着的国民。

于此，政治权力没有被权力本身监督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民意对权力的监督就占了主导地位。其实，这是不合理的表现，也是社会病态的一种象征。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族类。依我看，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应该给政治生态提供一种良性的空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治理之中，而不是一手遮天，独断专权，这样是不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虽然说社会机制有一种自我调节和修复的功能，但是过分的添入人为因素，也是会逐渐衰竭的。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那种参与的主动性和热情，他们虽然是忠诚的反对派，但是并不是说他们的这种“参与”——“反对”是朝着颠覆某种东西的目的去的，那一个国民不希望这个国家能强盛，不希望这里的国民能活得像个“人”的样子呢？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起“哲学船事件”的俄国知识分子要好一点，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陷害”达到了最大的地步。这可能是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越不去的灾难。我们应该彻底的反思。或许，“你”会说这都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原因导致的？谁让胡适之先生等一群北大人对毛如此的不礼才会有毛将他们称呼为“学阀”，进而留下了阴影，而后掌握政权后对其不待见。但是，独裁者怎么可以用这种人民的权力来“以公报私”呢？这和“人民的军队”把枪口对准“人民”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我时常沉思于此，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知识分子的研究，民主进程与公民社会等等。我一直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因为社会的不稳定，遭殃的不是别人，而是在此生活了数千年的国民。他们是无辜的。我们也没有那种必要来如此这般，可是当“立宪派”都被逼成“革命派”，我们对历史与政治的理解还能怎么办？

固然，这种沉思的确是不合时宜的，就如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般，虽说和列宁关系密切，后者也时常不远千里去拜访这位“俄国的良心”，但是对此的“忠告”却“不听不闻”。事实是：这可真是应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历史悲剧。

或许，这个社会真的需要一群这样的人——一小撮——至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者和智者，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继续在原地踏步，或者说在自我权利被一次次的收刮后还朝着“强盗”嬉笑。这就估计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了。

希望，在若干年后，或者更久的时间，这个沉思变为合乎情理的，至少是“不再是不合时宜”的沉思。那么，这个民族就有未来可言了。这个时间上的道理，我们都懂。

二○一一年十月九日（初稿）

二○一一年十月十六日（定稿）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