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转变与转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953至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起点，先后经历了赶超战略、均衡发展战略以及备战战略三次大转折。这个时期经济建设的主旋律是偏重发展重工业。从“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运动，到三线建设，形成了一条急躁冒进、畸形发展的线；从“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到八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到调整与继续调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的提出，形成了另一条循序渐进、均衡发展的线，一时循序渐进、均衡发展压倒了急躁冒进、畸形发展，一时急躁冒进、畸形发展压倒了循序渐进、均衡发展，演奏出了一首发人深省的二弦变奏曲。

[关键词]转变 转折 赶超 均衡 备战

把建国后“文革”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这个题目学术价值大，但同时难度也大。

首先，这个选题看上去既像一个建国后中共党史的选题，又像一个新中国经济史的选题，还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选题。但仔细一瞧，这个选题的内容所涉及的既不完全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史，又不完全是新中国经济史，更不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它是三门历史的结合，其目的是通过把三门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始于“一五”计划的制定、终于“文革”发动前“三线建设”的初步实施这样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关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决策的演变史。

其次，这个选题的学术的以及现实的价值在于，把三门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始于“一五”计划的制定、终于“文革”发动前“三线建设”的初步实施这样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顶层关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决策的演变史，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尝试。这个尝试试图从新中国经济史这门专史中选择一个专题来拓展和加深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试图站在中共高层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宏观决策的高度、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整体把握和探究始自“一五”计划、终至“文革”发动前这一时期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以便在学理上为这段历史构建一个独特的诠释构架。另外，整体性的经济发展战略演变过程的研究建立在单个问题的研究之上，它避免了单个问题研究的局限，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单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能更真实地再现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目的。毫无疑问，探索一条健康、持续、均衡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和现实课题。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值此之时反思执政党及其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上的成败得失，其意义和价值更显重大。

再次，由于这个选题是个初步尝试，因此难度较大。其表现在，第一，要弄清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的特定内涵，并确定什么是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起点战略；第二，以往在我国经济学界，人们大都把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转折当作同义词或近义词来使用，但在这个课题里，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转折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否则我们就不能把建国后“文革”前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所发生的次数划分出来，因此，也就无法展开对建国后“文革”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这个课题的研究。为此，就必须先弄清划分这几次重大转折的理论依据，找出各次转折的标志，确定各次转折的基本内容。第三，为了正确评价这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所发生的几次大转折以及相关问题，同样需要研究者做出细致、深入、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面对以上种种难题，本论文导论部分首先选择“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为分析问题的切入口，循着这个切入口，沿着畸形发展与均衡发展这两条线尝试勾画出“一五”后“文革”前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大致脉络，其目的是在学理上尝试搭建一个独特的诠释这段历史的基本逻辑构架。

经济发展战略的含义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是经济发展战略？

“战略”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战略”是一个军事术语。在中国，它最早出现在兵书中，意指将帅的谋略及其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在西方，它源于希腊语“strategos”一词，意指军事将领。广义的“战略”突破了纯军事的界限，几乎扩延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泛指对重大的、长远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的谋划或规划。

把“战略”一词引用到经济领域，并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同时把“发展战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时间并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新兴的独立国家相继出现，把研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发展战略”就是发展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

在发展经济学中，最早把“发展战略”一词引入经济学和使用“经济发展战略”一词的，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此后，发展战略一词在发展经济学中被逐渐广泛使用，一些以发展战略命名的著作相继问世。同时，从六十年代起，联合国先后制定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三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这样，“发展战略”一词便在国际上流行开来。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一词用于经济学界则为时更晚。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展战略”一词伴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才开始活跃于人们的口头和笔端。一般说来，所谓经济发展战略，就是指一国在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重大措施。①我认为，这个定义基本上揭示了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

转变与转折的区别

根据以上给经济发展战略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其最关键的是这一发展战略的战略目标的确立。社会经济这一阶段的发展战略之所以不同于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其根本点是这一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与下一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不同了。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划分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改变的依据，是看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否改变了。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确立了经济发展战略不同阶段划分的一般依据或标准，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只有严格区分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这两个概念，我们才算基本上把握了划分经济发展战略转折不同阶段的依据或标准。

表面一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似乎是两个相近或相同的概念。但是在仔细深入地考察这两个概念之后，我发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转变是指由一种情况变到另一种情况，而转折则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改变原来的方向、形势等。对照英汉词典，转变一词一般被译成change ，而转折则被译为turn 。在英语词典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里，change的含义是：to make or become different ，而turn的含义则是：to cause to change position or direction so as to face or move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由此可见，转变与转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什么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我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随着上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完成，下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上一发展战略目标的延续、推进或拓展；二是，下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与上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同一发展轨道，同一发展方向。

那么，什么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呢？我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的特征恰好相反。当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折时，1．下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对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中断，而非是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战略目标的延续、推进或拓展；2．下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从本质上否定了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从而脱离了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运行轨道，偏离或朝着与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相反方向运行。

根据以上对“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转折”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判定或划分某一经济发展战略是否发生重大转折的依据，是看：1．下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否是对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否定或中断；2．下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否偏离了上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轨道且朝着与上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反的方向运行。根据以上两条原则，我们就可以尝试把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转折划分出来。

战略起点

毫无疑问，建国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起点是“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中，对“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作了这样的概述：“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由此可见，“一五”计划的主要战略目标或战略重点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据此，我把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起点战略称之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应该指出的是，我国“一五”期间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并不是仅仅只发展重工业而不发展其他行业。与苏联不同，我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突出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顾及了综合平衡。

“一五”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正确估计了客观形势，树立了正确的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使得经济建设规模的安排与国力相适应。同时，由于重视搞好综合平衡，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比较恰当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另外，由于比较正确地处理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从而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了起来。由于采取了这些正确措施，我国经济在“一五”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未能实现的转变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1956年到1962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委托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拟定1956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同时，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在拟定发展国民经济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规划设想的过程中，就着手“二五”计划的编制准备工作，并开始研究“二五”计划的建议数字。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研究了“二五”计划的轮廓。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坚持了1956年5月由刘少奇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具体地规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就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由此可见，“二五”计划《建议》与“一五”计划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一五”计划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的延续和推进，它的战略重点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发展重工业，都坚持了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原则。根据上面我对“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转折”所作的界定，我认为，“二五”计划《建议》所提出的发展战略是“一五”计划所施行的发展战略的转变。

紧接着我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等不等于“一五”计划？或者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时间等不等于“一五”计划的实施时间？对此，我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一五”计划为主要内容，但不等于“一五”计划。如前所述，“二五”计划《建议》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战略指导思想与“一五”计划完全相同，那么，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就不应该仅只包括“一五”计划，对于“二五”计划《建议》也应该包括在内。从时间跨度上来看，我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起迄时间应该是始自1951年2月“一五”计划的着手编制，终至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通过。

第一次大转折

历史事实表明，“二五”计划《建议》的基本构想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从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未经科学民主的决策过程和程序，匆忙、草率地决定实行“大跃进”。以八大二次会议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大跃进运动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的延续和发展。至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这种情绪发展到了极端，冒进变成了大跃进。冒进大跃进彻底压倒了均衡发展，从而使党中央自“八大”前后逐步形成的反冒进、有计划按比例的均衡发展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失去了主导地位。自此以后，大跃进、大炼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声浪，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

大跃进运动施行的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这一赶超战略以高速度为灵魂、以钢为纲。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社论进一步明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包含的追求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思想。社论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彻底打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使得主观要求超出了客观条件的许可，其结果，不但没有促进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反而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大跃进运动所施行的赶超战略，尽管其战略重点与前一发展战略相同，都是发展重工业，但是，赶超战略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点进一步简单化为以钢为纲，且在发展方式上仅仅追求一个“快”字，在增长指标上仅仅追求一个“高”字，这样，赶超战略就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点推向了极端，在量上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使之走到了反面，从而引起了质变。很显然，以钢为纲，以快为灵魂的赶超战略中止、否定了以综合平衡稳步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由此，我认为，大跃进运动的掀起是对“一五”计划和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中断和否定，它造成了1953～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次大转折。

第二次大转折

大跃进运动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以钢为纲，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商品供应量和市场需求量严重失调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

为了挽救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纠正大跃进运动所犯的错误，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同时标志着被大跃进运动中断的、八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均衡发展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继起。自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时期。

但是，在三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这种经济过热和政治气氛紧张的形势下，人们对于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解决，调整工作在1961年上半年处于徘徊状态，到1961年8月以后，调整方针才得到切实地贯彻执行。此后，我国国民经济经过1962年的大幅度调整，可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国民经济开始摆脱困境，出现了从下降到回升的态势，这表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已经初见成效。但是，解决严重困难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特别是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远未理顺，经济调整和经济恢复的任务仍很繁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即从1963年到1965年，对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此作为以后发展国民经济的过渡阶段。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与继续调整的决策在目标和方向上是一致的，尽管继续调整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初步调整的范围——它不是停留在初步调整时期仅仅对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和所犯的错误的弥补和纠正，继续调整已开始触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开始从所有制形式以及企业管理方式上探索发展我国经济的新思路。

但是，继续调整的战略决策既没有中断初步调整的战略目标，也没有脱离初步调整战略决策的发展轨道而朝着相反的方向运行。由此我认为，继续调整战略是初步调整战略的转变而非转折。长达四年的国民经济初步调整和继续调整战略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即：调整时期。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对大跃进运动中所施行的单项突击冒进的赶超战略的否定，是对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但未实行的要求均衡发展国民经济这一主张的继起，也是“一五”期间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出现的要求均衡发展国民经济思想主张的继起。由此可见，调整时期所施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均衡发展为根本特征，据此，我把调整时期党中央所施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之为均衡发展战略。均衡发展战略的战略重点一改此前特别突出发展重工业，开始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尽管偏重发展重工业从“一五”计划的实施开始作为主旋律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决策的制定，但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方针的提出从逻辑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准备了条件。由此，我认为，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施行是1953～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为转变做准备

随着经济调整工作大见成效，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其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迎接国民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主要任务的战略设想，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们的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战略设想，是编制“三五”计划的基本依据。

根据上述战略设想，从1964年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

国家计委在国务院先后召开的工业交通长期规划会议和农业长期规划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为了巩固经济调整的成果和使国民经济获得稳步的发展，《初步设想》按照农轻重为序的要求，规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兼顾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兼顾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第四，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从上可见，“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为发展国民经济所设置的战略重点，与“一五”、“二五”计划相比有着极其重大的变化；与调整时期相比较，尽管相近，也有很大不同。“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一改过去“一五”、“二五”期间把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这一战略重点的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遭受“大跃进”的挫折以及经过四年的调整过后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更深一个层次的认识和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更进一步的理解。由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根本特征，因此，人们习惯上称“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为“吃穿用”计划。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我把这个“吃穿用”计划称之为“吃穿用”战略。十分明显，“吃穿用”战略是此前均衡发展战略的延续和拓展，它是均衡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一步转变。“吃穿用”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日益踏上了一条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

第三次大转折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紧接着轰炸越南北方，把侵越战争的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指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二、三线去。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并把新建项目都摆在三线。

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对“三五”计划的重新编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计委根据这个建议和中央的决定，对“三五”计划的设想又进行了重大修改。

1965年3月中旬，国家计委在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重新修改的“三五”计划提纲中明确提出，加快三线建设，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三五”计划建设的重点是三线。“三五”计划期间，要着重解决四个基本问题：1．立足于打仗，争取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首先是国防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和同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和小三线建设）；2．大力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问题；3．加快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建设，把屁股坐稳，做到既能支援农业和国防，又能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更大的发展做好准备，4．猛攻科学技术关，有目标、有重点地掌握六十年代的新技术、保证“四五”计划能够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快前进。

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扩大的趋势，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根据加强备战工作指示的要求，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在拟订出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中规定，“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任务，要从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转变为以备战为中心。这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改变，使整个“三五”计划涂上了浓浓的备战色彩。过分强调战争威胁，并且把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都捆绑到准备打仗的这驾战车上，其结果必然使国民经济的发展越出自身的正常运行轨道，从而使经济建设蒙受许多意想不到的损失。由此可见，“三五”时期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种备战战略。备战战略是对“吃穿用”战略的否定和中断，更是对均衡发展战略的否定和中断。实施备战战略时期尽管我国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但备战战略过分强调三线建设，过分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其结果，极大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极大扭曲了工业内部的部门结构。为此，我认为，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的拟定为标志，备战战略的实施构成了1953～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三次大转折。

结论

综上所述，1953—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起点，先后经历了赶超战略、均衡发展战略以及备战战略三次大转折。这三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转折构成了我国经济建设始自“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终至“文革”发动前三线建设正式展开这一阶段的极其错综复杂、曲折起伏的历史。

纵观这段历史，我国在这个时期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很明显，是偏重发展重工业。围绕着这个主旋律，均衡发展与畸形发展相互交替，急躁冒进与循序渐进接连而生。从“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运动，到三线建设，形成了一条急躁冒进、畸形发展的线；从“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到八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到调整与继续调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的提出，形成了另一条循序渐进、均衡发展的线。这两条线犹如一把琴上的两根弦，紧扣着偏重发展重工业这个主旋律，一时循序渐进、均衡发展压倒了急躁冒进、畸形发展，一时急躁冒进、畸形发展压倒了循序渐进、均衡发展，演奏出了一首发人深省的二弦变奏曲。

注释：

①谷书堂 蔡孝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6～465页。

注：此文节选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53-1965）》(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