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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鲁迅对历史学家顾颉刚有很多尖刻的讽刺，甚至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与孙伏园的通信，说顾颉刚反对国民党。原文是：“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使兼士（指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鲁迅全集》没有收入。）气得顾颉刚要起诉鲁迅，写信要鲁迅别离开广州，等他回去对簿公堂。鲁迅回信嘲讽，拒绝留在广东待讼。他买了鲁迅所有著作读了，在日记中说：“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鲁迅有三个主义：（1）架子，（2）金钱，（3）党派。”鲁迅比顾颉刚大12岁，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纠结如此之深？过去有过种种猜测，取攻势的鲁迅并没有明说，顾颉刚这些话都是写在私人日记当中，1927年3月1日这天写得比较详细：

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

（1） 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

（2） 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

（3） 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

（4） 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之间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

关于第一条，他在不久前2月11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即陈西滢），《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

4月19日，他到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在此，造了我许多谣言（例如说我为研究系，称胡适之为世界上第一好人、陈通伯为世界上第二好人，作北大的书记等）。孟真（即傅斯年）谓他恨我过于免他教育部 事职之章士钊。”

顾颉刚所列其他几条理由，未必令鲁迅对他如此耿耿，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则确实伤害了鲁迅。陈西滢1926年在《晨报副刊》公开指出，鲁迅对此有过正式回应，在《语丝》周刊发表的《不是信》中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他认为虽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抄袭说是对他的羞辱。胡适在鲁迅身后写给苏雪林的信里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说陈西滢误信张凤举之说，从顾颉刚日记可知，鲁迅似乎知道此话源自顾颉刚，难怪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能原谅。

相隔几十年，鲁迅身后的地位已被神化， 1973年7月11日，顾颉刚追忆往事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很长的话，他听人说，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最很之人，非胡适与陈源，亦非杨荫榆与章士钊，乃是顾颉刚一人耳。”他分析了鲁迅的心态，特别是“心理之沉郁”，甚至借用了鲁迅当初批杨荫榆的“准寡妇”一词，称其早年有“准鳏夫”心理。他提及，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说“阿Q”的读音只有待于“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定。当时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他帮助胡适收集了很多文字资料。鲁迅到中山大学说“顾颉刚是胡适的书记”就是因此，其实那些年，顾颉刚已发表了大量古史、故事、歌谣、风俗等方面的论文。傅斯年当时即说：“外国大学者中尽多是由作人书记起家，何况颉刚只做北大助教，并非胡适私人书记。”很奇怪，此文未及《中国小说史略》，大约他已知抄袭说不成立。

他在最后说：“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鲁迅其人其文受到的关注远过于顾颉刚，听听顾颉刚的说法，对于了解这段公案，显然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