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2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在远涉重洋的夏威夷群岛檀香山成立。到会的有20余人，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并宣布了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内中慷慨陈词：“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故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章程指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自此以往，孙中山率领同志四方呼号，八方联络，组织宣传，奔走筹款，联合会党，争取军民，频举义旗，屡败屡起。到1911年4月，先后组织和发动了10次起义，包括徐锡麟、秋瑾、佘英、熊成基、杨振雄等人组织的起义，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多达15次。这些起义规模大的一度发展到2万人，攻城夺地，建立政权，发表文告，震动颇大。虽先后遭到满清镇压，但革命风潮由此渐积高涨。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广州）起义，声震全国，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孙中山致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加之戊戌变法的余烈，清末新政的推行（促进民间实业的发展、大批新式学堂的建立、赴海外留学成风、新军数量的迅速增长），西方自由平等学说热播及先进书刊雨后春笋般的问世，还有满清预备立宪催生的各地合法议坛——咨议局纷纷登场，所有这一切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大爆发。
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黄花岗（广州）起义被镇压后，满清政府居然飘飘然了。紧接着便在5月8日、9日发出两道“催命”符：第一道是成立由皇族主导的责任内阁，13名内阁大臣中满蒙贵族9名，其中皇族7人，作为“预备立宪”的招牌；第二道是宣布把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任命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由商股和普通民股共同支撑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商办铁路公司。皇族内阁的成立使民众对满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失去信心；“铁路收归国有”则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发展为四川省抗粮抗捐罢市及多省抗缴厘金杂税的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和平请愿川民的镇压又火上浇油，激起几十余万“保路同志军”的武装反抗，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其时作为武汉革命党重要团体的共进会，本来准备响应黄花岗（广州）起义，现在又受到四川保路运动及“保路同志军”反抗义举的鼓舞，湖北新军入川造成武汉空虚的有利形势，于是和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文学社联络，共同商定在武汉发动起义。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军事部长孙武为参谋长，商议“革命成功，选孙中山为总统”，邀请黄兴等来鄂主持起义大计，让另一位共进会骨干成员焦达峰回湖南响应。新军各标营和学生学堂都下达了具体的起义任务（共进会、文学社多年在湖北新军和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将起义时间定在1911年10月11日（中秋节）。但临近起义时发生了意外，10月9日，作为起义军事参谋长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时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件、名册等搜去，造成起义计划泄露。情势危急，蒋翊武临时决定在当晚12时鸣炮为号提前发动起义，但命令还未完全传达下去，起义指挥总部就被清军包围，蒋翊武机智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军事干部被捕遇害。湖广总督瑞澂下令闭城搜捕，清军按缴获名册搜查各标各营的革命党人。在这群龙无首、危险紧迫的时刻，新军基层革命党人铤而走险。10日晚7时左右，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士兵熊秉坤、金兆龙打死巡营的排长，然后鸣笛集合了40多个士兵冲出营房，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随之步、炮、轻重各营及军事学堂约3000多人纷纷响应，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队官吴兆麟（革命党人）担任指挥，向湖广总督衙门发起攻击，总督瑞澂仓惶逃到长江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城，11日晚和12日晨，汉阳、汉口的新军也举行起义，三日内武汉三镇被起义队伍占领。当时组织武昌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领导骨干或被捕杀，或逃跑在外，而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遂由参加起义的新军基层军官和士兵邀请咨议局议员和地方商绅举行会议，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首义成功。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回湖南的共进会成员焦达峰和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作新率领义军攻占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陕西革命党人在同一天发动起义，占领西安，宣布独立。随后1个多月，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四川等省市纷纷宣布起义或独立，清王朝呈土崩瓦解之势。
12月25日，获知武昌首义成功的孙中山辗转从海外回国。29日，汇集南京的17省代表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晚10点，在南京大公堂举行临时总统受任典礼。17省代表会议推举山西代表景耀月报告选举过程并致词。景说：“今日之举，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民国，毋负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孙中山当即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宣誓毕，代表会议授以大总统印，标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决定改用公历，是年为民国元年。1月2日，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1月3日，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审议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和局长的任命名单，审定的各部总长是：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任廷芳，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各部总长即国务员。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临时参议员43人，林森任议长。2月7日，临时参议院组织起草临时约法，由法制局长宋教仁草拟。3月8日，参议院审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正式公布了中国宪政史上这部绝无仅有的共和国宪法。临时约法共7章56条。明确“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转引自《中国革命史》张庆瑰、刘金祥主编，86页）。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规定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内阁向国会负责，内阁国务员（各部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和行使立法权；法院为司法机关，独立审理民刑诉讼，行使司法权。4月1日，在内外压力之下，同时基于个人品格和先前承诺，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4月2日，临时参议院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夭折。特为纪！
附评：
辛亥革命精神万岁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以来的革命奇观。奇就奇在她实际上是由普通新军士兵直接发动的——在起义指挥部被清军摧毁的情况下，奇就奇在这场由士兵点燃的起义之火在极短的时间内很快蔓延开来——三天内武汉三镇就变成革命军的天下，一个多月后全国24个省区就有15个（包括上海）宣布起义或独立。革命军潮可谓势如破竹，摧枯拉朽；革命军火可谓星星之点，转瞬燎原。在满清王朝则是土崩瓦解，纷溃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一场空前的人民大革命，是由最底层民军发起、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的民众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兆始于戊戌，积郁于辛丑，导源于革命党人累年鼓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共助其成，武装新军和军校学生为其干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理念汇成时潮，在对满清政府“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压迫愈久，积怨愈深，失望愈大，反抗愈烈，加上其他因素，终至酿成辛亥大革命。今之某些时髦学者对这场革命置喙责难（所谓革命不如立宪、孙中山不如康梁之类），实是不通当时情势的书生之见。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个临时政府和总统虽存在了不足百日（实际执政时间更短），但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民选政府和总统，是真正具有民主气象的政府和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临时共和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出台了共和宪法，赋予国民基本人权，发布了废除专制等级、风俗、称谓的法令，颁布了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的规章，废止封建读经教育，发展民主科学教育。使政府管理、社会气象、民间风俗为之一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大总统的孙中山理政期间每天还要接见大批来访者，上至地方军政官员，下至普通民众。某天他接见了一位要“看看民主气象”的80岁老人，对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若是总统离职后呢？”孙中山回答：“总统离职后，又回到人民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谈完话，孙中山送老人到门口，还令护卫队长派人用车送他回去。老人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这件很小的事说明很大的问题。当年的孙大总统虽然在职时间很短，但“平民总统”作风却成为后来执政者的楷模，足以令国人长期景仰和萦怀。
毫无疑问，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后失败了。因而有人说辛亥革命是一株没有结果或结了坏果实的花。又像马克思所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其间原因很多，以袁世凯为首的强大反动势力，外国列强干涉，革命党人内部纷争和软弱，财政困难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辛亥革命失败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始终是在客观条件和主观奋斗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而不存在纯粹的客观必然性。窃以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是：革命军、临时政府的领导集团在与袁世凯“和与战”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是和的意见占了上风，造成一味迎合袁世凯，导致步步退让，不仅将共和政权拱手送出去，连几十万革命军都遣散了。焉有不败之理？当时革命军虽集中性和作战能力低于袁军，但总的数量大大超过袁军，加上士气很旺，民众拥护，又据有江浙等富庶地区。如能将分散的军队进行整合，加强统一指挥，协调作战行动，出台政策筹集财力支持战争，实现孙中山归国后所说的“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殊非不可能之事。事实上当时中下层军政人员、地方军民、前方将士力主北伐，纷纷来电反对议和。但如此民心士气南京临时政府领导集团不能用，反被“巨奸大憝”的袁世凯所制，最终将17省军民浴血奋斗得来的共和国体、民主政权、自由原则和袁的空文承诺做了交易，后来老袁露出专制面目时虽欲抗争，奈革命势力已风流星散，徒唤奈何？从而铸成历史性大错！这是后世有志于民主共和事业的人们应当永远记取的教训！但可喜的是辛亥革命唤起的民主共和精神深入人心，使后来不但帝制无法在中国重演，而且无论哪种改头换面的专制也终将被戳穿，失去民心。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精神万岁！民主共和精神万岁！
注：1、文中引文除特别标明的外，均引自李凡的《孙中山全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2、重要参考著作：《孙中山全传》 李凡著；《中国革命史》张庆瑰 刘金祥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革命史》张天义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王戎笙，2000年第11期《炎黄春秋》；《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袁伟时，2011年第7期《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