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朱大可的文章《批判比赞美更有价值——羊城晚报访谈录》中的“脑健愤青和脑残愤青”有这么一段对话：

羊城晚报：如果狂躁也可以分层级的话，文化圈或文化人如何克服这种低劣层次的狂躁？

朱大可：公共事务中的个人情绪，可以分为平和、浮躁和狂躁等不同等级。面对中国的现状，没有情绪才是怪事。但只要有良好的素养，就会节制自己的公共表述，把它变成一种理性的陈述，而不是低级的咆哮。（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2ds8b.html）

从整篇文章的叙事结构来看，依照我这么低智商来理解的话，总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社会过于浮躁和狂躁。那么，作为话语的表达者，以人为具有生命意义的“物自体”（康德）来看，人就是一个生产话语的机器，且这个机器过于“热度”。在从学者于建嵘那里来看这种狂躁的表达或多或少的都带着一种“泄愤情绪”。（当然，于建嵘提出这一概念是针对群体性事件）

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在“朱大可层面”，还是在“于建嵘层面”，如果简单的来理解，发泄这些陈词滥调的人就应该被称为狂人。（这个狂人与鲁迅先生的“狂人”的确是有出入的。）假如还原时代，那么我想鲁迅先生的狂人大概可以用《狂人日记》中的一段话来表达：“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二、

接着上面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定义了每一个表达者已经成为了“狂人”（狂热的表达者），这是我自己依据时代的不同而对当下表达着的一个简单的定义。接下来，我们从“表达”这个“时代特征”说下去。

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我从身边观察得知：已经很少有人写日记了。因为写日记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殊不知，蒋中正先生是一个极其爱好写日记的人，点点滴滴的记录自己的生活。在我看来，其更多的是一种反思。假如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反思—表达作一个联想，那么我们的发泄，往往能得到缓解。（这是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讲的）如此，我个人抱着一个没有调查的“幻想”，或许这个方式真的能缓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或者是一些自残事件的诞生。因为，人们内心的一些不满的情绪都可以表达在这个框架之内，最终得到时间的化解。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主张人们“忍气吞声”，只是说这样的方式能缓解内心的不满。但我相信：写日记绝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倡导。

三、

再结合我这个个案来说。当初写日记是为了应对老师的检查，因为每周老师都会给我们布置这个固定式的家庭作业，所以我们的隐私必须做表达，还要被老师“检查隐私”。当初的表达很大一部分就是记流水账，另外自己还会准备一个小本子，写点真真切切的日记。

后来，因为社会化的场所不断的变化，伴随着自己的成长，就开始在纸面上真实的对自己说点内心的话，或者是赞扬这个，或者是辱骂那个，反正都可以。还给自己的本子弄一个小锁。以免被同学趁我不在的时候窥视。就这样，陆陆续续的写了三大本子，直到我大学本科毕业，我就结束了这个爱好。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无论在反思，还是发泄，写出来之后心里就会好很多。

四、

再结合历史来看，很多反抗与革命的事件都是因为利益得不到畅通的表达，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自己得不到人倾诉的机会和权力。所以，当一个个狂人面对只有网络这个“上帝献给中国最好的礼物”（贺卫方）时，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去学会一点，或者是重新拾回当初的习惯。它真的能给人内心一种安抚。当所有的人都渐渐的沉下心来，而不是急于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还会狂躁吗？

最后，还是借用《批判比赞美更有价值——羊城晚报访谈录》中最后一段来做结尾吧：

羊城晚报：做一个总结，您赞成还是反对“狂躁”？

朱大可：我不赞成狂躁，但在大转型的前夜，我们可能需要会写“日记”的“狂人”。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初稿

定稿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