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环。在那个地点，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象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渐减慢。后来我终于停下来了。母亲举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后，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个来自两岁时的记忆也与这张大床有关。母亲的肚子高高隆起（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跃。当感到累的时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亲的肚子上，因为它看起来象是个很好的坐具。我记得母亲开始大声叫疼起来。父亲从外面赶回来了，救护车把他们带去了医院。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即刻便流产了。
我杀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这些破碎的记忆拼凑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与床有关，而后与死亡和逃亡有关。我的负罪感和对于小女孩的怜惜，从此成为伴随我的忠实的影子。
我家的房子位于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是一个西班牙式花园住宅的小区（后来被称作“太原小区”）。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狭小的窗户、拱形的门楣和光线黯淡的走廊，混杂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这些部件投影在一个孩童的记忆深处，焕发着一种经久不息的阴郁的美。
在幼儿园时代，我最美好的记忆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带我去附近的地段医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软阳光，走过那些为美丽的花园而修筑的篱笆。常春藤和牵牛花在微风中摇晃，弄堂和马路上几乎寂然无人，宁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发出爱的芳香，令我融解在这白昼的温甜之中。但这幸福的岁月过于短暂，我还未来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于房租高昂，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妈是普通的中学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已经念小学两年级了。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而我的一年级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对的大革命的第一个祭品。
陶是个面容凶恶的老处女，兼教我们启蒙语文：识字、拼写和说话。尽管语文成绩全班第一，但由于喜欢上课时“做小动作”，我还是成了一个“坏孩子”。除了罚站之外，每一次家长会，她都要控诉我屁股上长着钉子，让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妈的无数“教训”。后来我心生一计，家长会刚刚举行，我就从学生的行列中飞奔而出，跑到母亲跟前狂吻她的脸颊，进行超前感情投资，以免等一会老师告刁状后回家挨揍。这一举动引得在场的家长们哄堂大笑，弄得母亲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但这计谋还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眼神甚至还有了一丝罕见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亲近的冲动。
但我终究没敢去亲吻女教师的脸。1967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批判对象。第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她就在我当时上课的教室悬梁自尽了。那教室是一幢单独的灰色小楼。她乘着夜深人静，用绳索系在楼梯顶端的木栏上，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一个亲眼看过现场的同学告诉我，她的吐着舌头的死状，比生前更加狰狞可怖。那幢小楼以后被贴上封条，空关了数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时可以看到微弱闪烁的火光，但没有人胆敢上去探察，据传那是她的鬼魂在楼上徘徊。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犹如经过严密训练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象家常便饭。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的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象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的少年时代的密友。
陈独秀的孙子比我大两岁，长相有些古怪，头颅的比例明显小于身子，因此得了一个“小头”的浑号。我们有时在一起玩耍，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情诡诈，手脚又不干净。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结果那书转眼间就不翼而飞。父亲说，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个妙法。我立即就去“小头”家对他说，我还有另一本好书，但须用那本童话交换。“小头”眼睛一亮，从毛线衫里戏法似地掏出了失踪的书——他居然还没来得及“销赃”！从此他被列入我们家不受欢迎者的名单。
陈独秀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他晚年红杏出墙的结晶。她也是个中学教师，丈夫因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枪决，独自领养着儿子，顶着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政治恶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这时已经得了肝癌，眼见她日渐消瘦下去。她从我家门前走过，穿着灰色女式中山装，脸色发黄，表情呆滞，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犹如一个孑然而行的女鬼。由于对不肖儿子的绝望，她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在外面吃着馆子，享受生命的最后大餐。在她死后，“小头”一无所有，被送到新疆与表姐一起生活，从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的孙女。
她生下时是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爱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变成一个女儿身，结果铸成大错。小学一年级时，她坐在我隔壁，虽然留着小女孩的短发和刘海，却喉结突出，发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肤黝黑，面目丑陋。这显然是对她祖父杰出的外科技术的严重嘲弄。不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岁，成绩一塌糊涂。每逢下课，她就面对墙壁站着，仿佛一尊雕象。文革爆发后，她就不再来上学了。但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豪宅前看见她。她把带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门开个小缝，向四处偷偷观望，见有人走来，便赶紧害羞地躲到门后。后来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们全家被赶进了汽车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
1967年红色风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邻居一夜间从空气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继神秘蒸发。整个街区变得空空荡荡。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们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蜡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一个夜晚，我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和几个小朋友一起钻进了对面的空屋。在里面上下狂奔，乐不可支，突然看见一个朦胧的白色脸庞正在从玻璃窗外向里面凝视。我恐怖得大叫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失声尖叫。那张脸随后就消失在月光里。从此，我们没敢再涉足那个“闹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间，由于死人太多，各种鬼魂的传说一度在我们的弄堂里甚嚣尘上。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当酷热的夏夜降临时，我们都在外面乘凉，到午夜十二点，四周时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乌鸦的叫声。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没有乌鸦，而且那声音来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着，飞速地从弄堂的一端一经过乘凉者的脚边，掠向遥远的另一端，又从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凉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头寻查，竟没有任何发现。人们最后纷纷躲回家里，掩上了房门。闷热的弄堂恢复了死寂。只有昏黄的路灯在暗夜里对愁而眠。
在我们对面的一排楼房的尽头，靠近太原路的一头的楼房，曾经被我们当作玩军事游戏的秘密堡垒。但其中一间屋子的我们一直未敢“占领”，因为据说那里曾经自杀过一对乱伦的父女。革命爆发的时候，女孩的兄弟们率先起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父亲的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丑闻立即转变成了公开的政治罪恶。父女俩内外交困，双双开煤气自杀。人们打开房门时他们已经断气，但却保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女儿端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得仿佛入睡了一般，而父亲则跪在她的面前，凝结在一个忏悔者的姿态上。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人们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酱的结果。那扇被十字封条封住的房门，黄铜的圆形把手开始发出绿锈，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经部分剥落，从门缝里吹出了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息，仿佛是陈旧地毯的霉味。我很想进去瞧瞧，但终究没敢撕掉那个盖着某某司令部图章的封条。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入了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畅销书《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在郑念南面的一幢小楼里，住着满脸麻子的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走过，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希望换一个环境。我为此曾经去看过方平的房子，他夫妻俩也来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都很喜欢他家后花园里的那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四周盛开着丁香和桃花。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换房的协议，但我却和方平从此有了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是个普通的技校学生。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方平从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国记者所摄的著名的周恩来照片，如获至宝，与我一起研究它的构图和用光。周恩来病入膏肓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伟大而孤独的人性光辉。那只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边，里面盛放着他最后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这满含眼泪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来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后的毛泽东的去世，终止了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陕西南路绍兴路口的另一所住宅，与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断。那次搬家的另一更严重的后果是，我切断了与童年的联系。
越过文革岁月的苦难和欢乐，我长成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2000年11月于悉尼
2、音乐的秘密节日
文革并没有摧毁一切。相反，在1967年的左翼极端主义风暴之后，一种隐形的小布尔乔亚文化在上海西区悄然流行。沉默了很久的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再度响起，它们散布在一些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式的住宅间，在太平洋季风中微弱而断续地传送着，宣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卷土重来。
文革中掌权的新兴掌权者忽略了这个信号。在实现了权力角逐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着手建立新经济-文化秩序。商店开始营业，学校开始复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们从严酷的冬天里重新复苏，他们的脸上再现了希望的笑容。在1969年到1976年间，音乐成为它们寻找出路的唯一途径。由于江青热衷艺术，一些地方和军队的专业文艺演出团体急须输血来提升其演出质量。它们被迫把视线投射到了掌握着西方音乐演奏技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纯洁的革命文化与肮脏的反动文化之间，出现了秘密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却对这个乐器没有任何兴趣。在无数次挨打和眼泪滴落在键盘上之后，母亲对我开始大失所望。文革的到来，进一步粉碎了她希望我成为音乐家的打算。我重新触摸钢琴，是在几年后的一个周日。在经历了漫长而潮湿的雨季之后，阳光第一次明媚地在空气里流动。潮气开始蒸发，肿胀的门框和湿漉漉的墙壁都在恢复原形。一种难得的喜悦在树丛和红色的屋顶间流淌。所有的邻居都开始了大扫除行动，把潮湿的被褥和衣服晾晒到太阳下面。母亲给我的任务是给钢琴打蜡。我用地板蜡擦拭着那架老式的直钢丝琴，看着深棕色琴身逐渐发亮，忽然有了一种弹奏的冲动。
我用僵硬的手指开始了哈农的指法练习。这是唯一没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西方“音乐”。琴声有些发闷，但很动人，象一个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突然开口说话的老人。我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阳光和景色竟是如此的敞亮，琴声在其中飘飞，一直传递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倾听。爱轻轻掠过了他们。他们感到了生活里的这个细微的变化。
手指就这样解放了音乐。
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疯狂的钢琴练习。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以“野路子”的方式，探查着隐藏在音乐里的秘密。这场手指的骚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中学时代我还尝试着写词和作曲，幻想有朝一日成为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就在我家附近。文革后期，它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时常在它的高墙外徘徊，倾听着混杂在一起的钢琴声和“啊，啊，啊”的练习音阶的歌声，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些同学先后被军队文工团招走，成为身穿四袋军装（当时是军官身份的一种简陋标志）的特种“文艺兵”，迈向这个社会最值得夸耀的阶层。而我一直在它的外面徘徊。这个梦的破灭是我童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是音乐的永久的囚徒。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这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在参加学校的日常政治洗脑之后，一些学生聚集起来，举办家庭音乐会，演奏革命音乐和资产阶级作品，参加的乐器包括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长笛。有时则只有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提琴。没有人去检举我们的地下俱乐部。
这种艺术思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内在地塑造了文革后期上海西区的流行时尚。受过良好教育的漂亮的女孩子，多身穿灰色瘦腰军装，脚踏北京的黑色灯心绒平底步鞋，走路时脚尖外撇，上身微微前倾，这是军队舞蹈演员的最常见的职业姿势和扮相。另一种更简洁的时尚，就是走在街上独自行走，手里提着小提琴盒（里面很可能是空的）。这几乎成了当时好孩子的主要识别标记。艺术的面容透过这些黑色盒子，露出了经久不息的微笑。
寒冷而潮湿的冬天来临时，我的两手就长满了冻疮。这种皮肤病象蛔虫病一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家都红肿着双手，然后看着它们逐渐破裂和溃烂，直到春天来临才慢慢痊愈。人人都把手藏在口袋里，看起来就像是要掩盖起一件犯罪事实。而对我来说，冻疮是比蛔虫更加讨厌的灾难，它使我几乎无法继续在钢琴上爬行。
在寒假里，我时常站在窗口，无聊地眺望弄堂里的风景。那些脸蛋冻得通红的邻居小姑娘不时经过楼下。见她们远远走来，我就赶紧坐到钢琴上去，开始手忙脚乱地弹奏，炫耀着可笑的虚荣。那时候，小男生和小女生之间都不太说话。我指望这声音能够击中某个小傻瓜的头脑，就像酸话梅和咸桃板击中她们的小嘴一样。青春期情欲一直蜷缩在沉默的内心深处，这时又不知所措地寻找着喊叫的方式。
但这声音好象并未打动什么人，倒是我自己受了重重的一击。我第一次暗恋的就是个钢琴女孩，身材矮小，长着一张高额头的娃娃脸，却弹得一手好琴。在我念初一时的某个冬日，她上我家来玩，这成了我记忆中的盛大节日。阳光洒在乳白色的琴键上，水仙花从它的圆形球茎上开出了皎洁的小花，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她为我弹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殷承宗的《黄河》。她的手指纤长而灵巧，她的容貌融解在如梦的音符里，向我展示着世界上最秀丽童真的形象。但我甚至不敢拉一拉她的小手，向她表白心中的欢欣。她成了伴随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
这是音乐激情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一个禁欲的年代，我蓬勃发育的情欲转向了萧邦、贝多芬、舒曼、莫扎特、巴赫以及柴可夫斯基。尤其是萧邦的灼热和颤栗的言说、舒曼的无限忧伤的叹息、贝多芬的神经质的宏大抱负和莫扎特的清澈纯净，都是我的精神的隐秘摇篮。我在其间长大，并指望从那些抒情的元素中找到灵魂的住所。
早期文革的毁灭性暴力，造成了大量文化产品的毁损。这时，我和伙伴们都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唱片变得像钻石一样珍贵。乐谱的情形稍微好些，因为可以用手工抄写。我耗费了大量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从乐器店里买来空白的五线谱纸，把音符一个一个写上去，但错误百出，品相丑陋。这时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少年，他练习小提琴无成，却成了罕见的抄谱天才。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为我抄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全部乐章，精美得就像印刷品似的。从此我拥有了第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完美的琴谱。
直到文革后期，我们的小圈子才拥有自己的录音机。那是一种上海产的编号为601的老式电子管机，使用塑胶圆盘磁带，机身极其沉重，必须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搬动。我们几个酷爱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样的机器上第一次倾听了贝多芬的几个交响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和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第一次听《河》时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以后每次听这首曲子，我都无法抑制可笑的眼泪。它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不仅如此。对我而言，每一个来自古典时代的音符，都是爱的标记。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
2000年12月于悉尼
3、书架上的战争
上海是水性扬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一号红卫兵毛泽东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就被在天安门上挥手的老人折断了。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它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在抄家风炽盛的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屠书行动整整耗费了几天时间，它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场面：地下革命者在紧急烧毁译电码和机密文件，而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在消灭那些最危险的思想。火焰吞噬着书页，文字从空气中迅速蒸发了，脸盆里只剩下黑色而轻盈的灰烬。而此后的许多天里，屋里都萦绕着书的尸骸的焦味。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储藏室里除了浓烈的煤油气味，就是书的霉味，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火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性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与喧闹的钢琴截然不同，它是永久缄默的，恪守着家庭的细小美妙的秘密。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1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如《苦难的历程》（阿-托尔斯泰）、《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多卷巨著，在世面上就像钻石一样珍贵。通常十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许多人在书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亮度为15支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昏黄而黯淡，屋里漂动着感伤的气息。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这形成了时间上的鲜明对比。我事后躺在床上，在黑暗里回味那些热烈的意义。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那时，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灯，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书变成了自己的圣经。也许，它还是文革后期整个上海西区“音乐帮”的公共指南。书里的浪漫主义气息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小资兮兮的，说话举止都很克利斯朵夫。这种危险的情调滋养着我们的信念。我们籍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两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的缄默的信徒。
中学两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地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本来他们想把我拎到台上斗争一番，后来因我母亲的缘故放过了我（她那时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从此我暴露了隐藏很久的“本来面目”。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象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嗜书如命，蛀虫般的贪婪。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这样，在书的道义呼声中出现了隐形的帮会。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我们得意洋洋，到处炫耀着战果。1972年，我们那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场恶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 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编注者是另一个叫“朱大可”的老先生），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尽管《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和《塔里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书，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指涉了情欲。这个文革的内在动力，最终竟然成为造反者的死敌。许多人因“非法阅读”而付出沉重代价。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的心》后就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可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他的死是一个信号，显示书所能达到的那种摇撼人心的力度。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受死前的表情：小流氓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我们班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并且要穷尽一种无望的希望。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一些令人颤栗的黑夜，城市电力不足导致的供电障碍，带来了漫长的黑暗。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试图逃到光线的最深处。世界躲藏在那里，向我们发出亲切而倦怠的微笑。读巴尔扎克《农民》的时候，我做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笔记，把它写在一个小纸卷上，看起来像支香烟，但展开后却成了思想。这份幼稚的笔记被人在圈子里传阅，犹如散布一条叛逆的真理。阶级异己份子终于走出了童年。
灵魂的对白总是在夜深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们沐浴在难以名状的激情之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切地难描述那种奇异的经验。在脆弱的冬天，我们为每本书仔细掸去历史的尘土，探求它们的诸多含义：苦难、爱欲、孤独和道德净化，如此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个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这茫茫黑夜就是我们的最高光明。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候。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2001年5月于上海
4、众神的嬉戏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这是一种完全版的乡村化经验。儿童用品商店已经关闭，越过紧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空空荡荡的货架。只有那些杂货铺和五金店还在继续出售铁丝、橡皮筋、火药纸或劣质糖果。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初级材料，填补了城市顽童的空虚。
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从弹弓到火药枪、又从轴承车、滚铁圈到响铃和风筝、从猜汽车票、纸版刮片、抛接麻将牌、跳橡皮筋、跳绳、顶橄榄核、打玻璃弹子。我们无所不能，无恶不作。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缝隙里，全体儿童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但在游戏方面，我始终是一个弱智。在记忆里，我似乎没有成功地玩过任何一种游戏。这情形就像我的算术。考大学时，我数学仅得了两分，不过当时并未遭到异议，这是我比那个韩寒更为庆幸的地方。我在游戏方面的智商，甚至还不如那种整天坐在家门口玩鸡巴的男孩。
王小八，是王八，坐在门口玩鸡巴，一玩完到十七八，鸡巴漏水都不擦。这首童谣曾经流传一时，犹如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在玩具严重匮乏的年代，男孩玩鸡鸡的游戏开始盛行，天生自备的玩具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利器。我们有时在弄堂僻静处举行比赛，看谁的小鸡最大。一次我们刚刚亮出家伙，就听得楼上哪家窗户开了，响起一个老女人的高声呵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里弄干部老太太闻风出动，蹬着一对解放脚，在我们刚才的犯罪现场转来转去，用犀利的阶级斗争鼻子闻了半天，然后悻悻而去。我们则躲在远处的拐角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动静，天黑了才敢回家。后来就再也没敢在公共场合干那勾当。我们被迫收起身体的最纯真的玩具，像收起一件反动的凶器。
除了原初的身体游戏，我最早参与的公共游戏都拥有一个非常乡土化的面貌。我在楼下花园里栽了几粒玉米种籽，每天浇水，指望它们会冒芽生长，但它们都在泥土里睡着了，我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倩影。后来我又紧跟潮流养蝌蚪和小鱼。我和隔壁的伙伴相约，远足到附近的郊区，看见金黄色的油菜花盛放，田野的气息令人心醉。绿色的水面漂浮着水葫芦、浮萍和各种无名水草。我们用网打捞蝌蚪、小鱼和鱼虫，顺便也取些水草。其他人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乘机游上一会，我则在一边静观。到了黄昏，我们满载而归，裤兜里装满了对乡村的天真记忆。
玻璃瓶成了一个透亮的神奇世界，里面储存着自然的清新秘密，像一个缩微了的童话奇境，其间包含了我对生命的全部爱意。但由于水中投放了太多消毒制剂，蝌蚪每次都会迅速死去，只有水草安然无恙。后来学会了把水放养一周，让化学物挥发后再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脆弱的生命仍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毒性。奇怪的是，我却饮着这种毒水茁壮成长，浑身是毒，结实得像头小猪。
我还一度迷恋上了养蚕。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我喜欢把它放在手里。那些缓慢蠕动的小足挠着我掌心，犹如一片窃窃私语。由于养蚕风气炽烈，桑叶发生严重匮乏。为了填饱这些宝贝的肚子，我用糖果去交换有关桑叶的情报，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一棵尚未被洗劫的树。
不久蚕开始吐丝。这是它们一生中最庄严美丽的时刻。我废寝忘食地看着，像观看一幕辉煌的戏剧。柔软的生物实施着自我禁锢，它们在编织一种洁白而残忍的希望。一切都显得如此从容，洋溢着我所能理解的那种诗意。我的鞋盒里逐渐塞满了椭圆形的茧子。数天以后，一些肥硕的蛾子从茧子里诞生了，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原地打转，却无法飞翔，像一堆残废了的零件。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使我感到绝望。我耐心等待它们的灵魂飞进天堂，然后把它们丑陋的尸体连纸盒一起扔进垃圾箱里。
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性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我了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反而伟大的一页。
后来，科学变得越来越时髦。按照书上的知识，我买一个纸质的线圈和一个粗大的蜡质电容器，指望从耳机里听到电台的播音。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矿石机只有沙沙的噪音。邻居小孩骗我说那就是太空的信号，我起初真的感到无限神秘，时间久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个声音的骗局，被胡乱缠绕在一堆紫红色的细铜丝上。
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跳蚤市场和襄阳路旧货商店里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色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古怪的联络暗语，它们是一些四个一组的数字，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富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而为首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延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使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
2001年10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