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太肆无忌惮，父亲在电话那边说，语气急促，带着明显的焦虑与愤怒。他刚刚看过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中国日趋明显的“向左转”的思潮。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在为我的安全担忧。他这一代人，体验了太多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更了解，仅仅因为一篇文章、一句话、甚至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一个人就可能被丢入了命运的谷底。

他出生在一九四九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成长在苏北农村，文化革命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他也曾目睹在县委任职的爷爷被带上高帽游街。二十岁时，他参了军，这是一个农家青年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

一九八三年，在邓小平决定裁军百万後，他脱下了军装，幸运的留在北京。军队生活塑造了他的思维与喜好，他偏好秩序、等级远甚於个人与多元。当学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初夏聚集在广场时，他表现出本能的厌恶，认定他们扰乱了正常生活。他甚至赞赏过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机智——他如此镇定的应对学生们的提问。

一九九零年代中，他所在的事业单位变成了一家建筑公司，赶上了大兴土木的城市化浪潮。也像很多城市家庭一样，我的家从八十年代的过分朴素变成了九十年代的相对富足，到了新世纪，他甚至有了自己的汽车，这是个农家青年想都没想过的境遇。

我也感觉到父亲个性的微妙变化。他是个爱读书的人，家里的书架上排着从《约翰．克利斯多夫》到《三言二拍》再到翦伯赞的中国历史，全赖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我有了成为作家的愿望。我也听闻过他的个性清高，他很少为个人的升迁而求人。但在九十年代後期，在晚餐上，他开始说起，最近新的建筑项目，哪个项目经理又获得了百万的奖金，或是哪个同事买了新车。

他还是一贯的关注我的前途。考上北大、找一份好工作，如果可能，就出人头地。从我小学起，他就喜欢对我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他似乎一直在下意识地鼓励我逃离自己的生活，他帮助我逃离江苏那个大家族，他不愿意我再被那麽多亲戚们的无穷要求所困扰；他也希望我逃离中国，如果能在美国读书、定居，那是再好不过的啦。但至於，这一切的目的是什麽，我们从未讨论过。或许，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总是有更高的阶梯，他要从农村到城市，从贫穷到相对富裕，从没念过大学到自己的儿子进入北大。

或许他也从未想过，要为我的人身安全忧虑，他的儿子可能会卷入政治与意识形态。我也从来没想过，或许至今我也没觉得自己对政治感兴趣。我成长的九十年代是“去政治化”的年代，我关心的是个人自由、尊严与丰富性。

我还曾幼稚的相信，那个政治年代已彻底过去了。但过去几年的现实是，你以为可以逃避，却无处可逃。如果我仍想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与丰富性，就不可不面对重新扩张的政权与意识形态。我批评它们也并非有着明确的目的，更没有挑战?权的悲壮，而只是保持一个知识分子（或是一个健全个人）最後的尊严——你怎麽能?看到这一切，而又一言不发呢？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理解我的意思。他似乎很难相信，一个人说话的自由和他吃饭的自由同样重要。但是，我又怎能苛求他呢？他，还有他这一代人，从未体验过说话的自由（甚至吃饭的自由，也是很晚才得到确保的），少数几位勇敢者都遭遇了莫大的折磨。偶尔，我们也会谈起遇罗克、张志新，他当然佩服他们的勇气，但绝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以他们为榜样的，一听到我提这些名字，都觉得不舒服。

真正让他不舒服的是内心深处的恐惧，这恐惧一直伴随着他，他甚至不知道该怎麽表达。这恐惧来自於政治压迫，也来自於动荡、严酷的日常生活。他希望我成功，这样就躲避了底层社会的严酷竞争，他希望我定居美国，则是获得安全的保障。高度的功利化的倾向，往往是恐惧的另一面。尊严、自由不再可靠，惟有物质能够把握。

但这恐惧，也经常以赞叹的面貌出现的。他是那麽的感激邓小平，只因为他又给予中国人相对正常（尽管它只是物质层面）的生活，为了保有这短暂与片面的安全，他是那麽坚定的站在政权一边，害怕任何不同的声音，都会扰乱它。他的思维已和政权的宣传高度一致了。

很不幸，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成了这不同的声音，於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来自父亲的声音，而是来自政治宣传的声音。他说我的文章“肆无忌惮”，他在情急下选择的词汇，与四十年前专政反革命分子﹑二十年前中央电视台对学生的攻击竟一模一样。他出於爱与焦虑，语言却仍是暴力的，他无法逃离时代给予他的烙印。

我相信，我父亲的感受，是很多父亲，也是中国人最普遍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