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官僚们,从不担心每日每周发布的数以百计或许根本无法实施的红头文件是否落实,当然,也就不必担心落实文件可能产生的无数恶劣后果。
例如,北京的官僚们发布过“不准外来务工人员在地下室居住”的红头文件并激发政协委员们的批评,以及同样停留在文件上的各种被广泛报道的活动。事实呢?无数务工人员,甚至越来越密集地在地下室居住,因为房租越来越贵。但是,恶法之恶,就在于只要发布了让全体公民感到难以遵守的法律,那么,一旦官僚们需要“寻租”,他们可以随意追查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因为,全体公民早已被恶法置于不合法状态之中了。所以,一套一套不可实施或荒唐的法律以远比西方各国更快的速度发布着,日益将全体公民陷于不合法状态。
又例如,知识产权保护法,在中国最为严厉,以致没有谁相信它可能实施。但是为什么要成为最严厉的?是为了使享有知识产权解释与司法权的政府部门的“掠夺之手”有最大和最广泛的寻租机会。现在,我们看到,政府要来控制教育权了,下面的报道意味着,将来,不要说“孟母堂”不合法,任何民间教育都会被置于不合法状态。因为,国家规定了教育质量标准!荒唐吧?居然侈谈教育的质量的“标准”?教育质量、奶粉、渤海石油、……,这一次,名曰“本科教育工程”,似乎教育部是要制造“原子弹”或任何一件军事武器。基地、211、985、长江学者、跨世纪、五个一、百人计划、千人计划、……,诸如此类的“工程”,不是社会办教育,而是政府垄断教育。
然后呢,然后我们能看到一些结果,至少看到以往十年“教育工程”的结果:学术腐败,学者腐败,以致我们的学生也要腐败——可是我们怎么能怪学生腐败呢?如果我们只认为官僚们在“忽悠”我们,骗着让纳税人为他们的私人意图付费,那我们就太天真了。官僚化,这一过程的要害在于:官僚们的行为始终遵循着一套隐秘计划(共谋),旨在确立并且扩张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他们从来不声明这一计划,他们不搞“阳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参与这一隐秘计划。他们能公开说的只是:我们永远做人民公仆。其实呢,“人民”,正落入他们设置的陷阱里,永远无法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