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领袖们必须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本国的经济进行“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向来居于主导地位。这有着一定的道理：今年秋季有关赤字、债务和欧元区的决定，很可能将会决定全球经济是进一步滑向更危险的境地，还是会开始漫长的复苏。但这些政策仍不足以实现持续增长：我们必须针对结构性问题采取行动，以创造就业、提高生产力和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再平衡。中国目前的境况与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重要。

危机期间，中国的增长一直是一个力量源泉，但中国领导人明白，本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还低30%；而如今，其人均收入已增长3倍，超过了4000美元。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能达到1.6万美元（这很有可能实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相当于增加15个现在的韩国。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增长如何在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实现，因此，中国必须推动国内需求、降低储蓄水平并增加消费，以期实现经济再平衡。

如果不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中国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加剧全球的增长困境。从短期看，有可能出现由食品价格拉动的通胀。从中长期来看，拉动中国疾速增长的因素正逐渐消退：资源已基本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供养退休者的工作人数不断减少；生产率增速逐渐下降，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正逐渐耗尽基本生产方式转移所带来的收益。中国还面临着其它挑战，包括环境严重恶化、贫富差距拉大、过度使用能源及碳排放过量、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过度依赖外国市场等等。

中国的决策者十分清楚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十二五计划就指明了方向。眼下，他们的挑战是“如何”去做。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财政部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正携手研究如何将“什么”转变为“如何”，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完成一项报告。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将于2030年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同时能够保护其环境和自然资源，鼓励发明创造，并承担起在全球经济中的责任。

上周末，一群高级别的中国及国际专家汇聚北京，讨论可行的改革及具体的实施步骤。

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该如何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个广义议程应该包括重新界定政府和法治的作用，扩展私人部门，推动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

要想释放人的潜力，中国必须加快开放创新的速度，以期通过竞争鼓励中国企业发明新产品和程序——不仅要靠中国的自主研发，还要参与到全球网络中来。

中国可以通过将市场激励措施、监管、公共和私人投资、标准和制度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绿色增长”。中国还打算确保全体公民都享有均等的机会和社会保障。为此，它必须考虑如何最好地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有效，动员私人和公共部门承担起为社会服务提供资金、执行和监督的责任。

中国将考虑如何增强其财政体系——调动所有“预算内”的公共资源，并将这些资源与各级政府支出连接起来。但如果不能从国有企业等领域调动额外的资源，中国将很难推进改革。我们还将讨论中国应如何担负起它的全球职责。现在，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但它仍相当谨慎。今后，中国领导人应该会成为全球性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关键参与者。

即使在应对眼前的经济动荡时，全球领导人也必须为未来的增长引擎布局。这一议程也将树立市场信心，对目前的经济形势起到提振作用。中国寻找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努力，将有利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地区及全球增长、乃至国际经济的稳定。中国正准备应对各项挑战。发达国家最好也要为自己的结构性增长挑战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