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0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中作了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吴敬琏认为，目前出口导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表示，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耐得住寂寞。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吴敬琏：谢谢雪林。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什么尖端的，讲点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那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办法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个办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由于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用出口导向政策弥补由投资来拉动增长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实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不仅是我们国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没有这么高投资率的，反过来说是投资率不断下降，内需不足。
而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出口导向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是用了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了3.5万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这个100万亿开始的时期表现在我们资金充裕，可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以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在“六五”提出来的，以后不断的重复，到“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现在是“十二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仍然是我们的一个主线。看起来它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对它的解释越来越复杂了，可是它到底从哪里变到哪里，往往变得模糊起来。现在从报刊来说，从课堂上，在我们的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转变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现在说法太五花八门了。
我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生产函数，特别是索洛改写过的一个生产函数，很容易解释清楚。这是一个生产函数总产出，实现比较明显的是劳动、资本。在过去的解释，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解释是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但是在我们现代经济学来看是索洛改写过的生产函数，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做“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B。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所以我们要转变，从旧的增长模式，这个旧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要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依靠效率提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在改革以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所以就会出现大跃进以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是还靠投资，靠劳动力，它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资源投入，我们有一个增长因素是原来的城乡隔绝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资源、大量的劳动资源是闲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这些年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为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大量的增加，发行大量的货币不会引起通胀。政府就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里有大量的钱，大量的土地，就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应该说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到处都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像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但是现在几乎是到了尽头，像我们这个地方土地就紧张得不得了，去年国际创新特等奖的获得者师昌绪院士说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企业，需要20几亩地都拿不出来，可见这个浮财已经挖尽了。
钱、资金也是这样，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到政府去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跟改革开放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增长里效率提高的贡献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是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效率提高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原创性的创新，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还有从我们开放中间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迅速靠引进设备、引进别人现成的技术，很快的把我们很落后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水平差距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但是我们在30年的改革里面的靠开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刚才说效率的提高一个是因为结构，一个是因为引进，结构的提高一个是农村低效的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商业、非农产业效率比较高的劳动，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来的闲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变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的变化，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引进。这种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尽头。比如技术引进，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普通的技术水平的时候，这时候靠引进就不太行了，要靠创新。
所以今后要靠原创性的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我们从基点、零点开始进行创新。但你总是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在技术上能够得到由于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所以从上面的就是我们要强调创新，今后我们不能说是领跑世界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已经变成第一梯队的一员了，我们如果不能够有原创性的改进，那么很难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因为人家的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
前年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政领导都强调了创新，但是也发现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我们所有原来的制造业。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是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
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但是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的东西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所以当时在“十一五”的时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时候其实都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产业结构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制造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是要被取代还是应该提升？这个创新是不是也要体现在我们原有的制造业里面呢？应该体现，因为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是实现我们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所以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先生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RN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能够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A”叫做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曾经前一段时间在广东调研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
我看到汪洋书记在今年的广东干部会议上，他给广东的干部也强调了陈清泰同志讲的意见对于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所以我们的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不管你在什么领域的企业，这两天的座谈会里我一再引用了里根总统时候，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们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从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是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这个经营条件有三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就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一是害了这个企业，第二是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是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二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对于激励的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三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够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最后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一段话贡献给政府官员，广东省委为了准备这次党代会，他提出中心的口号叫做“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实现转型升级”。省委为了准备这个党代会开了很多座谈会，包括北京的一些教授，我参加过两次。有一次我就听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给汪洋书记提了一点意见，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精辟，而且非常通俗。他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