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反过度垄断相关，国企生产经营中的供、销定价机制的改革，也势所必然。
全国政协3月8日下午的全体大会上，来自民建界别、任天津民建主委的欧成中委员提出，国企改革必须主动推进，国有经济要有序进退，国有资本应优化配置，加强监管。对他的发言，会场内几度响起表示赞同的掌声。但我后来听到，也有部分代表对这一发言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与不满，据说还有“愤而退场”的情况。
3月10日上午，分组讨论大会发言，我所在的经济界34组，出现了关于国企问题不同看法的热烈辩论和研讨。我的切身感受是，这个问题，真可称之为当下中国牵动各方利益和感情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有来自中央国企的委员说，国企前些年状况不好时，舆论上说我们无能，说国企注定效率低；这些年国企日子好了，反过来又说我们与民争利，到底让我们怎么办？
还有来自地方国企的委员说，国企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县，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过度垄断、有的领导人不争气、也有的赚大钱，但还有许多是在竞争中发展的、管理团队好的；目前仍然困难的，也有种种不同的类型，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还有的委员指出，国企也有种种苦衷，如企业无定价权，行政命令多，遇到紧急情况（如利比亚撤回中国公民），最险最苦最累的任务就得国企冲上去顶着！这些说法听来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另有一些委员则在发言时强调：相比央企、国企，大量的中小民企确实是弱势群体，向银行贷款难，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不愿提供服务，实际的地位不平等，在许多方面民企感觉是受歧视的。
有的委员提出：国企不应追求本企业利润最大化，应当追求整个国民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利润水平升上来后，就应当多交国库，国企定位本来就应当是耕牛、奶牛，而不是菜牛——当即被组里人们归纳为所谓“三牛理论”。
以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看，这个问题肯定还要继续争议、辩论下去。依己愚见，首先，“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思路和成绩，需要充分肯定，并且对国企的作用与管理上的苦衷，应当恰如其分地指明。其次，要明确认识到我国国企的改革任务，还远未完成，最突出的问题，是以“自然垄断”说事而实际上扩展而来的“过度垄断”因素应当如何消除，虽难度很大，但必须解决；同时，与反过度垄断相关，国企生产经营中的供、销定价机制的改革，也势所必然。
第三，实施应覆盖国有经济整个部门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框架，我国目前在中央级还仅属初创，在地方的省与市县级，不少地方还未见动作；国企税后利润上交问题，应有区别对待，但的确总体上需要树立和贯彻适当、逐步提高净利润（资产收益）上缴比例的方针。
第四，国企的内部治理结构与激励—约束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打造和改进，受到质疑与诟病的一些内部分配制度，明显还有加以调改优化的必要。
我想到社科院金碚研究员概括的基本结论：国企应被认为是一种特殊企业——然而，当我们看到这种企业的特殊性即个性，又不能就此便完全否认其与一般企业的共性，以及与统一市场环境的兼容，与国企相关的种种难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继续共同探讨合理的解决思路和方略，并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