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我们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即“死劳动”），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可惜，我们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人类能够违反自然本性，对自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归根结底是马尔萨斯指出的以个体为存在方式的动物的繁衍规律——依照几何级数增长，与以群体为存在方式的植物的繁衍规律——依照算术级数增长，这两种生命规律之间的不相容性。
此外，休谟注意到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后者缺乏想像力故欲望有限，前者欲望无限，故相互之间关于稀缺资源发生了极大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于是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状况之一。正因为这一状况，休谟论证说，能够带给我们“幸福”的三类源泉——情感的（即“心理的”）、身体的（即“生理的”）、财富的（即“物理的”），由于只有“财富”可以从一人转移给另一人，故而，伟大的社会通常需要制定和维持关于财产权利的秩序，以便让人们享有比较稳定的幸福，不至于陷入霍布斯描述的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战争。
亲情是休谟所论的第一类幸福源泉。我们喜欢孩子，喜欢多生孩子，这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这第一类幸福源泉的争取，可以因“人口爆炸”而导致自然资源的耗竭，让未来人类幸福的第二类与第三类源泉逐渐枯竭。因此，按照先贤休谟的嘱咐，一个伟大的社会，应当对影响未来世代的幸福的当代人类的生育行为加以制约，争取建立一套有利于未来人类获取稳定幸福的秩序。
作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计划生育”的初衷确实是美好的。可是在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美好的社会改革方案的致命缺陷都与实施有关——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今天，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我们格外迅速地进入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我们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即“死劳动”），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可惜，我们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按照我的比较悲观的估计，205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至多可以达到日本人均收入水平的三分之一。 人口老龄化，有严格的理论含义，大致而言，是指“人口金字塔”从底宽顶窄的“金字塔”型，向着底部与顶部等宽的“稳态人口”的年龄结构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偶然的灾难，减少了某一年龄组的人口，导致金字塔形状的变异，例如，“腰部”狭窄。也可能出现人为的控制，例如在一代人或两代人期间内实施过分严格的“计划生育”，导致人口金字塔的“腰部”狭窄。这样的变异越严重，人口老龄化对未来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振荡性的影响也就越严重。
例如，假定一个生育高峰导致的年龄组A之后是一个生育低谷的年龄组B，那么，前者人口数量巨大，后者人口数量骤减。
于是，当A组人口进入学校的时候，导致师资与校舍极其匮乏，家庭之间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极其激烈。当这一代群从学校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就业机会突然变得稀缺了，雇员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因升迁机会的稀缺变得更加紧张。此外，对住宅需求总量的激增，导致地产价格暴涨。当然，A代群也造成正面的经济影响，例如，对住房和汽车需求的激增，导致各相关产业的扩张，而这些产业的扩张通常意味着经济繁荣。
可是，当这一切都消沉之后，B组人口紧接着A代群进入了学校，导致教育资源供大于求，老师们纷纷失业，学校“成片亏损”。当这一代群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时，因为劳动力稀缺，工资迅速上升，住宅和汽车的供给突然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经济很容易陷入萧条。
然后，如果人口金字塔幸运地没有出现异常的腰部狭窄，社会就进入了人口老化的阶段。西方的人口金字塔，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两次腰部狭窄。当代中国的人口金字塔，由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后来实施的严格计划生育，也出现了两次腰部狭窄。这些腰部狭窄带给社会的振荡以及这些振荡所造成的“二次振荡”，有些已经过去了，但大部分还没有完结。
目前，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1）增加“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这里，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2）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retirement age），根据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判断，在“知识社会”里，“知识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可以提高到80岁以上。不过，人类有贪图安逸的天性。2004年9月29日公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0世纪下半叶，日本男性人口的期望寿命从64岁提高到78岁，与此同时，日本男性劳动力退出劳动的真实平均年龄，反而从73岁降低到了67岁；（3）鼓励移民。不过，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因为年轻人口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他们总是被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所吸引。在中国社会内部，相应的政策是鼓励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移动。
上述三项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孤立地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加合理。从经济学角度看，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从而使单位劳动时间等价于更多的简单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各地政府应当推行的，不是再次剧烈调整生育行为的政策，而是鼓励教育投资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