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土匪问题是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的重大问题。国共分裂后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残存的力量撤退到偏远山区坚持武装斗争，这些蛮荒地区通常有众多的土匪武装。当时中共军队很弱小，收编土匪武装可以迅速壮大革命军队，土匪成分在早期红军中占不小的比重。但收编的土匪武装必须经过艰难的信仰和组织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红军，而不能充分改造的部分则不得不通过严厉清洗解决。通过收编、改造、清洗三个步骤解决土匪问题的过程，显示出共产党依靠信仰和组织的力量，能够把动荡农村中复杂、落后的庞大人力组织起来，创建具有坚定信仰和严格纪律的新型军队。依靠着这样一支军队，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政治秩序，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主宰了中国的命运。
主题词：土匪、红军、中央苏区、共产党、信仰、组织
The Bandits in Early Red Army of Central Soviet Region
Many communists were slaughtered by Kuomintang in 1927, but some brave ones escaped to far mountains insisting on armed struggle where they met many bandits. The early red army recruited bandits to enlarge itself, there was a considerable part of red army’s guerrillas came from bandits in a time. But the former bandits had to experience strict training to be eligible; some who couldn’t change themselves were mercilessly eliminated in the end. The Communists constructed an army with perfect discipline in barbaric rural region, and later this army decided China’s fate.
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土匪问题，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1993）[1]在结尾讨论了中共革命中的土匪问题，篇幅非常短小，却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邵雍《中国近代绿林史》（2004）[2]中用一节的篇幅讨论了中共各时期、各根据地改造绿林武装的问题，涉及范围相当全面，不过在探讨政策得失的时候，对于红军整肃土匪成分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够充分，与本文的观点有较大差别。谢庐明、陈东的论文《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和会道门的争取和斗争述论》（2006）[3]专门探讨了苏区时期共产党对土匪既争取又斗争的策略，但是篇幅较小，不够深入。杨会清的论文《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土匪的政策与策略演变——以革命动员的视角》（2008）[4]探讨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从江西到陕北对土匪政策的变化。美国学者裴宜理的专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5]研究跨度长达100年，在书的末尾部分涉及了淮北共产党与具有土匪性质的光蛋会的关系，虽然与本文研究范围不同，但是其思路颇具启发性。法国学者毕仰高对农民自发反抗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对共产党动员农民的研究也很深入[6]，但是他相对地忽视了革命军队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革命者不仅发动了农民，而且把众多农民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本文主要把土匪问题当作创建红军过程中的内部问题来看待，通过以小见大的方法，从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时期的土匪问题入手，力图揭示共产党如何在野蛮动荡的农村吸收和改造具有明显落后性的成分，创建具有坚定信仰和严密组织的新型军队。虽然土匪问题主要存在于井冈山根据地初期和地方红军之中，在后来发展壮大的主力红军中影响有限，但土匪武装是红军吸收的最落后、最野蛮的成分，通过研究土匪问题的解决过程，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革命军队“大熔炉”的威力，进而深刻揭示红军明显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崭新品质。中央苏区的创建始于井冈山，后来由于红四军的转战，核心区域逐渐转移到从赣南到闽西的二十几县，这是本文涉及的主要地理范围，时间范围则主要从1927年到1931年。
一、收编土匪武装是建军初期迅速壮大红军的重要手段
在清王朝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多人猛增到4亿人。到清末，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尖锐，大多数农民生活困苦。辛亥革命后形势更加恶化，民初十几年军阀混战不休，陷入大动乱，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也完全丧失，大量破产的农民和散兵游勇沦为土匪，土匪暴力活动成为农村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充斥着有关盗匪在乡村制造骚乱和伤人的报道”。[7]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大批信仰不坚定的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留下来继续战斗的知识分子被迫撤离城市，他们与南方各省农村中遭地主武装追杀的众多农运骨干结合在一起，依靠极其有限的力量，勇敢地发起武装暴动，创建红军和苏区。在1927年中共开始武装暴动的时候，由于军力薄弱，收编土匪成为迅速壮大革命武装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很重视在暴动中吸收土匪武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改造，这个策略最初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接下来，暴动失败后小股红军和游击队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偏远山区寻求生存机会，这些地区常常有大量土匪武装盘踞。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之下，土匪往往倾向红军，很多土匪武装被收编充实到红军中来，迅速壮大了革命力量，在创建初期的红军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红军游击战术的某些重要成分也直接来源于土匪武装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
（一）从国共分裂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
1927年7月国共分裂以后，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党正式决定了转入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而在当时的暴动计划里，联络人数众多的土匪武装占有重要地位。在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里，对武装斗争最为坚决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认为通过土地革命一定能赢得土匪武装的支持，进而批评有些同志象孙中山那样只想利用土匪，提出对土匪武装应以诚相待，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8]在会上居主导地位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不但不利用，并且还应确定其经济地位”。[9]所谓确定经济地位，就是在阶级划分中把土匪定为“破产的农民”，既然是农民，当然是阶级兄弟。八七会议在中共中央的高度明确了联络、领导土匪武装的政策。
其实早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党组织在危急形势下已产生了“当大王”的想法。省委派郭静笳到浏阳组织第一路指挥部，后郭见平江、浏阳兵力薄弱，即主张“退到浏阳及江西边界去当大王”。[10]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刚刚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上山学习土匪是军事上长期斗争的方法，《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明确指出了“上山”的出路。[11]在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央的信中提到：“中央最近所示的军事三步办法，即：（一）设法改编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图自保；（二）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三）上二者都办不到则埋枪。”湖南省委比较认同“上山学匪”的办法，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这一方法，提到“潭部已收集了一百二十四支枪上了山，兵极可靠，负责同志郭詠泉来省请示，即坚嘱其负险固守，正式作匪”，省委的总体结论是：“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支枪尚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12]当然这里只是提出学习土匪的生存策略，保存现有的力量，还不是通过收编土匪壮大力量。
在震动全国的“八一”南昌起义中，收编土匪武装成为军事工作的重要方面，曾经大规模改编土匪武装，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当时深入土匪的工作人员在报告中谈到，“叶贺军队南昌举义之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即于此时受前敌军委命令赴抚州接洽土匪工作”。“抚州六县原属平原之地，无高山险阻，大股土匪不能容身，只有小股土匪，每股为数十人不等”。工作人员“遍访他们的首领”，提出收编条件为：遵从命令和政策，保护贫农利益，掩护11、4、20军后方安全。土匪首领要求供给枪支弹药，革命委员会慷慨同意提供枪2000多支、子弹50万发。土匪300多人到抚州搬运枪支，搬运未完即被国民党军队击败，只运出1200支枪、10多万发子弹，但招集了2000多人的队伍开赴江西、福建山区，后来遭到失败，埋枪700余支后分散，抚州60名土匪首领被斩首示众。[13]南昌起义中虽然拨出大批武器弹药改编的土匪武装，但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改造和训练，战斗力薄弱，所以很快溃败。
八七会议以后，秋收暴动成为南方四省武装反抗的工作中心，由于军事力量严重不足，联络土匪武装的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在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中，联络会匪的工作形成了比较系统清晰的思路。省委首先承认会匪是农民的一部分，“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所以“我们进行暴动工作，须与当地会匪联络，派人到他们中去工作，向他们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劫富济贫更彻底的办法，并指示他们只有参加暴动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方能得到土地”。而且联络会匪还要抱有诚意，“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同时要注意“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14]中共与江西土匪在“八一起义”时期已经建立起初步联络，其后不少党员和骨干遭到搜捕不得不隐藏在土匪中，到秋收暴动时期正好担任收编土匪的工作，江西省委报告中提到：“在‘八、一’后赣东各县的同志大都被政府通缉跑到土匪里面去了。迄听到各处暴动，也回来接头而大干特干了。”[15]江西宁冈县党组织龙超清等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土匪武装的联络后来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南秋收暴动是各省暴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方面北伐时期湖南形成的革命势力较大，同时暴动中还有正规军队的参加，但收编土匪武装同样受到重视。1927年9月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到“由此间加派人前往湘南加紧土匪运动及暴动”。[16]《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又明确提出土匪是暴动中的重要力量：“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的时候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17]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局工作计划》甚至提出在土匪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土匪红会等必须在事实上理论上去批评其错误，改造其组织，使之加入农民协会，与农民一致，其中有阶级觉悟的急进分子，不妨吸收入党。”[18]但是湖南秋收暴动中对土匪的收编却并不成功，甚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暴动前军事领导人余洒度收编了平江土匪邱国轩部，在一、二、三团之后编为第四团，但当时来不及进行整编和改造，结果起义过程中邱部在战场上临敌叛变，与敌夹击起义军最精锐的主力第一团，造成惨重损失，被迫放弃进攻平江的计划，[19]丘部的叛变是秋收起义很快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20]
不过接下来，收编井冈山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却给困境中的红军很大帮助，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秋收起义失败后剩下的不足千人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向井冈山撤退，在古城文昌宫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对待井冈山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的问题，当时不少人主张武力消灭，但毛泽东认为这种意见“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是消灭不完的，“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应当“教育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与国民党斗争。会后毛泽东亲自和袁文才交朋友，送给袁部一百支枪，[21]袁文才深受感动，也送给红军七、八百元钱，并帮助筹集粮食、安置伤病员，进而同意率部参加红军。当时红军正处于失败后的困境中，军心涣散，“逃跑的很多”，“甚为危险”，[22]袁部的参加使红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壮大了革命武装，并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红军编为第一师，共两团，一团是秋收起义余部，约1000余人；二团即为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编成，600余人。1928年4月朱德带约一万人上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第四军，初期编为六个团：28、29、30、31、32、33，其中32团即是袁王部编成的；但是4月到8月间由湘南起义农民编成的29、30、33团先后返乡溃散，红四军只剩下31、28、32三个团约4000余人，袁王部32团在历次战斗特别是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3]
在红军探索游击战术的过程中，也从土匪的经验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成分，“上山学匪”是有真实内容的。井冈山原来有一个土匪首领叫朱聋子，政府军和地主武装很多年也无法消灭他，他的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意思是不要和对手硬碰硬，而要灵活的游击。毛泽东对这个口诀非常欣赏，反复向部队干部解说，并且把它改造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逐渐形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常让强大的敌军毫无办法。[24]毛泽东甚至把“打圈子”这个词写进了给中央的正式报告，在1929年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到“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25]在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报告中也谈到“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26]可见，这个来自于土匪的“打圈子”战术已经在红军中成了深入人心的口头禅，成为红军游击战术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收编土匪武装，创建赣南红军
革命势力活跃的赣南苏区1929年以后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土匪成分在赣南苏区创建初期的革命势力中占有相当比重。土匪问题在整个江西都很普遍，在赣南尤为突出，赣南土匪主要是受会党控制的会匪，三点会在某些地区实际已经成为群众性组织。由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压迫，也由于革命势力的兴起，会匪往往倾向于共产党。1930年巡视员张怀万的报告中提到：“赣南的土匪极多，现在因为革命发起，很多土匪（三点会）都归顺革命”。[27]泰和县仙槎靖卫团任意捉杀仁善乡书坑农民，甚至病在床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四岁的童养媳、路上的挑夫、江边的癫子都被杀害，激起了群众的公愤，“尤其是洪家兄弟，自动的召集千余人的示威大会，一面用群众的力量，驱逐仙槎靖卫团，另一方面，派代表到东固搬请红军援助。”[28]到1929年夏天，江西省委报告中提到：“赣南有同志二千余人，群众在他们自称有十万人，但实际确有二万余”，另外“七、八万是土匪群众”，可见会匪势力在整个赣南革命势力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9]
收编土匪武装在创建赣南红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政策在有的地区最初走了一些弯路，比如吉安县委“在暴动的准备中，只注意联络东固的会匪，派人到会匪中去工作，从不想到怎样发动群众”，“又怕会匪不能受我们的指挥，扰害地方——不敢进行，所以结果还是一哄而散”。[30]赣南地方武装的八纵队的前身是北洋军阀武装流散的土匪，大多是河南人，党派吉安师范的革命学生把它争取过来，但是党派进去的人太少，不能充分改造，最后垮掉了。[31]不过在兴国、于都等地收编土匪武装则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为了联络土匪武装，兴国县委派出黄家煌、肖以佐、陈赤峰、陈奇涵等骨干加入三点会，这些革命者大多是富家子弟出身，以至于当地人议论说：“这些人不愁吃不愁穿，好事不做跑去当土匪。”[32]于都县也派丘倜、刘为美、李骏等六个党员入三点会，与会党头目“喝血酒，跪拜天地为誓”。[33]在地方党组织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大量土匪武装被改编为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比如赣西游击第一大队是二团东渡时留下来的，“当时仅有步枪八支，后来与当地一班土匪联合，渐渐淘汰他的、分配他的，领袖驱逐出去，得了四十多杆枪，渐渐发展得九十多枝，总共有一百卅枝”。[34]赣西特委领导下的游击第一大队、第二大队人数500多、枪400支，成分相当部分来源于土匪[35]，“上犹、崇义以及湘赣边境的土匪和三点会就一批一批的将武装投奔到红军中来，诚恳的接受红军的领导。”[36]
在早期赣南红军中，收编的会匪武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组成主力二、四团的四个纵队中有三个纵队长曾是会匪首领。赣南红军早期的骨干是七纵队、九纵队、十五纵队、十六纵队，其中第七纵队的前身是段起凤领导的绿林武装，后来由赖经邦通过亲戚关系争取过来，又收编一个姓孙的领导的土匪武装，逐步淘汰不纯分子，吸收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1928年2月成立七纵队，段起凤担任纵队长（吴江只担任很短时间）；十五纵队以兴国县三点会首领管开炳的部属为骨干发展而来，1928年6月成立，管开炳为纵队长；十六纵队以兴国县三点会首领曾老四的部属为骨干发展而来，1929年1月成立，曾老四为纵队长。1928年9月七纵队和九纵队合并成立独立第二团，段起凤担任二团副团长；1929年2月，二团抽调100多名骨干与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第四团，段起凤担任团长。二、四团是赣南红军的绝对主力，1929年11月以二、四团为基础创建了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成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的主力之一，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立下大功。三点会首领段起凤、管开炳、曾老四等先后在红军担任重要职务，可以判断出收编的会匪武装在赣南红军的创建初期占有不小的比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7]
（三）闽西苏区土匪势力特别强大，土匪问题更为突出
1929年初红四军为避开湖南、江西两省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撤离井冈山，经过坚苦卓绝的战斗，由赣南辗转到达闽西，开辟了中央苏区的另一个主要部分——闽西苏区。闽西苏区是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的重要根据地，同时闽西山区也是土匪势力非常强大而普遍的地区，福建省委特别提到“闽西土匪特别多，对土匪的问题比较严重”。[38]
闽西突出的特点是，土匪势力特别强大，大的土匪武装已经控制了地方政权，成为红军的主要敌人。在湖南、江西，国民党政府军的力量比较强大，土匪一般是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往往倾向红军。但在闽西，由于地理位置远离全国的政治军事要冲，国民党正规军队力量薄弱，北伐战争中被何应钦收编的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控制了相当范围的地方政权。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初次进入福建，首要的敌人就是这些割据闽西的土匪武装，3月一战击毙郭凤鸣、占领长汀，6月又在龙岩消灭陈国辉部的主力，奠定了闽西苏区的基本局面。
但是，闽西土匪决不仅仅是这些大股土匪，实际上有些地区已经成为遍地皆匪的野蛮世界。闽西被国民党收编的大股土匪并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他们本身就胡作非为、战斗力也有限，因此各种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地主、士绅为求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土匪，同时为抵抗土匪，地方上大刀会等民团组织也极为发达，在某些地区抢劫成为重要的生存方式，甚至普通农民也卖田买枪，土地大片荒芜，社会几乎倒退到部落争斗的原始时代。比如永定县土匪数量十分惊人，“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39]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有用的、值钱的、搬得去的东西抢去”，还要“罚款赎罪”，把很多无辜农民绑走，要拿钱才能赎回。军队常常半夜对农民突然袭击，所以军队临近驻扎时，有时吓得“全乡农民晚上不敢在家睡觉”。[40]
土匪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但他们的活动有时却起到有利于红军的作用，比如国民党军队杨树庄部“因泉州的土匪扰乱”、卢兴邦部因“古田的土匪时常扰乱”，“时常感觉到自顾不暇”，“不能安心前进”，来进攻闽西苏区。泉属一带土匪遍地皆是，少数留守军队常为土匪缴械。[41]1929年9月福建省委提到，由于泉属土匪的纷扰，加上内部矛盾和财政困难，使福建国民党军队“对闽西的进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42]
不少受大股攻击的小股土匪主动要求加入红军，多数土匪因与国民党军有矛盾也不愿对抗红军，只有被国民党收编的大股土匪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等与红军敌对。1928年赵亦松报告中谈到，永定的土匪“大半受豪绅的领导”，不过他们要把持税收，与国民党张贞是有冲突的，不太敢与共产党作对，“但是真正加入农协或共产党的，大半系小股与受大股压迫者。”[43]1929年福建省委给四军前委信也提到，“漳、泉一带土匪已在蠢动。漳州土匪多希望我们收编”。[44]
1929年中共闽西特委逐渐认识到收编土匪武装是壮大红军的重要手段，“匪运”已经上升为与“工运”、“农运”、“兵运”并列的重要工作。[45]特委检讨以前的工作，认为“二月杀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众之反对，是不对的”，“过去闽西一般的说都不注意土匪运动，并大部分都是仇视土匪，如蛟洋杀七匪等，尤其对城市流氓的取仇视态度，这在客观上是把土匪流氓群众让与豪绅阶级，使之进攻我们。”[46]很快，“匪运”取得不小的收获，相当数量的土匪武装被收编入革命队伍。武平有土匪五六十人加入农会，永定一带土匪有几十人在共产党指挥之下，土匪十余投到八支队，溪口有一部分土匪被编为赤色游击队，后编入红四军四纵队。龙岩刘烈波有土匪八十人，经军部委为赤色游击队，后来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与一部分土匪及北四区五九团三部分都编入四纵队[47]，包含许多原土匪成分的红四军四纵队逐渐成长为福建地方红军的主力。[48]
二、改造土匪武装——“六大”的严厉政策和红军实践中的变通
但是，野蛮的土匪武装要想成为真正的红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深刻的改造。在如何改造土匪武装的问题上，1928年夏天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制定了较为粗糙、严厉的政策，特别提出对土匪首领要“完全歼除”，而红军在实践中则表现出更为真诚、耐心的态度。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六大决议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想法。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以往欧洲革命的经验出发，从宏观上并不认为农村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而且对来自农村的很多革命成分有一种整体上的怀疑。这在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表现得很清楚：“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宣传。过去有的，将来也是有的。是不是它们可以取得一省政权？不可能的。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49]很显然，斯大林此时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应是十月革命式的城市暴动，农村武装斗争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看法到1930年以后才发生较大转变。
虽然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注意到中国作为落后农业国的特点，强调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但是比较担心农村和农民的落后性可能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当然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近代以来，城市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思想，所以革命运动通常以城市为主要动力，比如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俄国十月革命中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而农村常常是落后的反动势力的基地。所以共产国际一方面承认在革命武装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在农村武装斗争中收编土匪的必要性，同时非常警惕土匪武装成分引起革命军队的堕落和变质。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要求注意土匪领袖的危害：“强盗队伍（土匪、红胡子）有时有成千累万的武装，有时能够打败正式军队，所以在农民中的工作人应对他们加以注意。强盗是社会经济恐慌的产物，其中大部分有倾向革命的可能；土匪队伍第一就须改组，改组时首要的必须注意军官成份的选择，因为大半的土匪领袖是真正的强盗，他们只有妨碍革命的事业。”[50]
驻华人员对农村武装的怀疑也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政策。苏联军事顾问叶夫列莫夫甚至对著名革命将领贺龙都深表怀疑，他说：“贺龙当了20年的土匪，而你现在想把他变成共产党人，变成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我们的游击队员。这是极大的错误。”[51]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一度认为毛泽东的红军是半土匪出身、将会瓦解：“建立红军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特点，军队有过分扩大的倾向。而由于这些军队没有根据地和供应来源，所以它就成了农民的很大负担。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52]斯卡洛夫甚至明确提出红军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在许多部队中，特别是在不大的部队中，职业土匪占很大比例，他们一起加入军队并在自己的头目领导之下”，“在红军的一些部队，有时是主力部队的社会成分如此纷杂的基础上，红军队伍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性在增强”。[53]
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农村武装斗争落后性的怀疑，1928年共产国际主导的中共六大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相对严厉的政策。《农民运动决议案》第十项“对民团土匪的策略”认为，土匪的社会成分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是“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所以党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纲领，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来吸引这些武装群众”。[54] 而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项“对土匪的关系”中则提出，仅在暴动前才可以与土匪联盟，“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并认为“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份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而在第十一项“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之关系”中提出的政策是“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55]
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提出的政策在原则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太过粗糙，明显具有脱离实际的倾向。首先，两个决议本身就有矛盾，前者似乎把脱离生产的土匪和一般农民自卫武装混在一起，笼统提出“吸引这些武装群众”；而后者把职业土匪和红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明确区分，提出不同的政策，对土匪是严厉镇压，对红枪会等是乘机改编。其次，对土匪武装暴动前利用、暴动后镇压，对土匪首领“完全歼除”，这样的政策完全脱离实际，因为暴动不止一次，土匪武装也不止一支，一次暴动采取了这种前后变化剧烈的政策，就足以把其他土匪武装推到敌人一边。
红军创建初期实践中在尊重六大决议原则的基础上，具体政策上做了温和的变通，否则将很难通过改编土匪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当时红军在敌人围攻之中，与中央的联系时断时续，红军有很大的自主权，更重要是红军面对危急复杂的形势，只有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才能生存、发展。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给中共中央写的红四军情况报告中提到，四军对于投诚的土匪，“均欢迎其加入红军，红军是一个大炉子，可以把他们熔化，常常是首领不干，群众自愿干，结果首领为他的群众所推翻。前委不主张硬性的消灭首领的办法，夺取了群众，首领自然成了废物。”[56]
八七会议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红军在武装斗争中都强调对土匪武装要真诚相待，要当成阶级兄弟，而不仅仅是利用他们。当时被称为朱毛红军的红四军是中央苏区的军事支柱，从井冈山到赣南、再到闽西，红四军所到之处，都开辟出新的局面。虽然在1929年初柏路会议已经传达了六大决议，但同期红四军的《告绿林弟兄书》还是体现出这一时期红军对收编土匪武装的真诚态度：“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一个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极恶劣最下贱而凶恶的东西”，但是“共产党与红军并不以为你们可恶”，“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屋住的穷朋友”。土匪生活痛苦危险，是没有希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又能长进学得政治军事的本领，又能够有帮助不致单独孤立受压迫”，“家里也可以分得田地”，最后是热情地召唤：“弟兄们快来啊，我们红军欢迎你！”[57]
不过，六大决议的原则也是有深刻依据的，初期以开放态度收编的大量土匪武装含有很多毒素，必须通过深刻的改造才能消除，否则将危及红军的信仰和组织原则，导致堕落和变质。土匪和革命者虽然同是现存制度的反对者，但是土匪与革命者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土匪的反抗是消极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宏伟理想，[58]因此虽然人数众多，却不可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土匪活动是破产农民自发反抗的一种，他们斗争的唯一目的只是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凭借着武装从事抢劫、奸淫等暴力活动，受害者既有地主、富商，也有普通的农民，他们很少遵循什么原则，往往随心所欲，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而且由于他们并没有新的建设性理想，因此并不根本反对现存制度，只要统治者表现出宽容，他们很容易接受招安，摇身一变，成为现存制度的捍卫者，比如闽西大土匪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等。
红军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集团，信仰上根本屏弃私有观念，有着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宏伟理想，与现存制度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其信条和组织与当时中国一般的军队有极大不同，更不是挣扎生存的土匪武装所能想象的。依据新的信仰和组织原则创建一支新式军队决非易事，甚至直到1929年夏天，毛泽东对自己亲手缔造的、在红军中堪称模范的红四军仍然极不满意，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59]这“斗争”的结果就是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在红军建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古田会议”。红四军尚且如此，收编的土匪武装要成为真正的红军，更要经历一个思想和组织改造的过程，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信仰传播过程，也就是前面陈毅所说的在红军大熔炉中熔化再造的过程。
土匪武装有其在长期劫掠生涯中形成的恶习，也有其特有的组织结构，因此改造土匪武装是一件相当艰巨复杂的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赣南地方红军中土匪成分很多，“二、四团红军大部分吃鸦片，打仗要发饷，二十五纵队是大部分老弱与流氓吃鸦片烟的，于都游击队多半是由收编土匪成立的，有三分之二是三点份子，信仰大哥，三点会的大哥才能指挥作战和解决内部问题，时常向大哥要把打反动派的胜利四六开分红发用钱。”[60]湖南省委也逐渐认识到“土匪是不易变为革命游击之可靠的纪律化的战士”，“他们的生活解决后，他们没有政治的认识，因此便没有其他的目的与需要了”，“习惯嫖赌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没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并且他们很可以把很多的不坚定性与浪漫性带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因为他们过惯了浪漫生活，决不能过艰苦的长期革命纪律性生活。所以到了危险难苦交加的时候，便要发生叛变的行为。”[61]
把土匪武装变为真正的红军，首先要打碎其原有的组织结构，土匪武装的组织结构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匪首专制，匪首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发育到比较高级的组织，往往是大股土匪；第二种是比较平等的合伙制，权力分散，通过商量决定行动，抢劫所得按照枪支等来分成，比如湖南雪峰山土匪，“领袖是以枪之多少为标准推选的”，“军事行动是以会议式的决定，经济的分配，除有枪阶级提出枪费外，余则平均分配”；[62]第三种是从传统的宗族演化而来，通常在那些土匪化的地区，比如在闽西某些地区的土匪“是一种氏族组织，一房的土匪，团结在一房的豪绅势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团结在一姓的豪绅势力之下。无论那一乡那一村，都有土匪的组织”；[63]第四种是会党土匪，在赣南很普遍，前面提到土匪成分较多的于都游击队只有三点会的大哥才能指挥。
关于改造土匪武装的细节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多，总的来说红军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大的真诚和耐心，这里以改编井冈山王佐部为例揭示这个艰难复杂的过程。1928年初何长工奉毛泽东之命只身进入王佐部队，当时王佐部队虽然打起了红旗，但还是为所欲为，“一下山就发洋财、杀人”，“我们在山下发动群众，他们却到处搞老百姓的东西，破坏老百姓的利益。他们不听共产党的话，人要往东他偏往西，你实行这个政策，他给你破坏。这样山上山下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临行之前，毛泽东细心叮嘱何长工：“要快，但是又不能犯急性病，要讲究艺术”，“你是打前站，以后还要派。你的工作能做到请求派人去，就是做到家了。现在如果派人多了，会引起人家怀疑的。”[64]
何长工一个人上山进入王佐部队后，发现“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王佐戒心很重，把何安排在离司令部较远的一处小房子里，还派了一个“颇不简单”的勤务兵负责监视，并警告何长工不要随便走动，实际是暗示他“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何长工只能耐心地先接近王佐最信任的亲属和心腹部下，逐渐取得信任，先动员王佐的母亲劝他不要乱杀人，改变粗暴的作风。民团头目尹道一是王佐最害怕的死敌，何长工帮助王佐消灭了尹道一，给王佐很大触动，改造工作才真正开始。何长工先提出王佐部队唱歌不齐，派出一些士兵下山到红军中学唱歌，通过唱歌、演戏向王佐部传播革命道理，这是野蛮粗鲁的抢劫生涯中闻所未闻的。然后组织军官和士兵到红军部队参观，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红军制度让他们觉得新鲜和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很快，“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比较困难的是克服军官的阻力，在部队中组织士兵委员会和废除打骂现象，在士兵的群体压力下，新的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王佐、袁文才部改编为32团，成为红四军三个主力团之一。[65]
原来的头目影响很大，也是改造土匪武装的关键，但红军并没有采取六大决议的严厉政策，而是耐心启发。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工作是由毛泽东亲自来做，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找袁文才、王佐谈话，给他们讲解形势，灌输阶级思想和群众思想，借古喻今、旁征博引，袁、王对毛泽东极为信服，有一次毛泽东和王佐谈了多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王佐原来长年困居深山，连电灯都没有见过，下山到湘南参加迎接朱德部队的征战，才见了世面，打破了蒙昧的精神状态，似乎看到了革命的远大前途，“内心起了很大变化”，主动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66]
对土匪武装的改造最后还要落实在组织和成分上，也就是派入革命干部和增加淳朴农民成分。在取得袁文才的信任后，毛泽东不失时机的派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等得力干部到袁部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练兵，“培养革命干部”，“传播革命种子”。[67] 王佐初步接受革命信仰后，也主动要求派遣干部，先后有二十几个干部奉派到袁、王部工作，游雪程任政治处主任、徐彦刚任参谋长，其他同志分别担任各营、连长和党代表，“随后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一天增多”，[68]杜修经报告中谈到袁文才32团士兵成分“多土匪与流氓无产阶级，因军队整理的严，这些分子多逃跑，参加了一些新的农民进去，有同志二百余人”，[69]这支部队逐渐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
实践证明，红军改造土匪武装的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来源于土匪武装的力量成为红军建军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红四军的主力，除了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的31团和南昌起义部队编成的28团，就是袁、王部队改编的的32团，32团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功勋卓著，尤其是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三万余人围攻井冈山的最困难时期，主力红四军下山向赣南、闽西游击（袁文才随队），王佐部协同留守的彭德怀红五军与敌军殊死战斗。因寡不敌众井冈山失守后，红五军突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王佐并未动摇，仍然率余部坚持在山上与敌人周旋。当时“敌人对王佐也进行了很多分裂活动，叫王佐投入国民党，给官做，发大财。王佐和王佐部队经过改造和锻炼，此时表现得很坚决，很能打。”[70]湘赣边特委报告中提到：“五井破后，王佐部队仍埋伏于五井山上，分散力量减少目标。后来敌人数次搜山，王佐曾与敌人斗争，无大损失，惟其旧部历史甚久的绿林弟兄反水者甚多”，“王对特委尚表现信服，对革命亦尚有决心。”[71]
赣南红军主力二、四团中土匪成分很多，1929年春与红四军会师后，二、四团的组织纪律性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认为连红四军都比不上，他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到：“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72]绿林首领出身的段起凤是赣南红军重要将领，先后担任二团副团长和四团团长，赣西南特委领导人李文林在他的履历上写到：“以前是个赣南的洪家首领，1927他曾领导武装群众（土匪）来参加土地革命”，对于党“非常忠实，工作能力很好，并且绝对的服从党的命令”。[73]
三、清洗——信仰力量转化为组织力量
红军以真诚的态度吸收土匪武装，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改造，但土匪问题的复杂性还是超出了原来的预想，随着红军日益强大和走向正规化，纪律要求越发严格，红军领导者逐渐发现温和的改造并不总能获得彻底成功，少数难以改造的成分最后不得不通过严厉的清洗才能最终解决，以至于1930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流氓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了“洗刷”政策。
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易改变，土匪的作风是自私的极端，是抢劫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而共产党员的信仰是屏弃私有观念。长期土匪生活留下的烙印，使得不少人难以转化为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有些在艰苦的斗争中叛变投敌，带来巨大危害；还有的虽未叛变，却经常破坏纪律。内心信仰虔诚与否难以考察，但是外在的纪律却是有严格标准的，纪律问题使得某些来源于土匪的成分不能与红军真正融合无间。铁的纪律是共产党和红军战斗力的来源，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绝不会有任何的宽容，因此这些不能融合的成分最后不得不以严厉的清洗来解决，红军的信仰力量也由此转化为坚强的组织力量。
在闽西苏区，地方红军中某些土匪成分逐渐显露出危害性，不少收编的土匪如永定黄豺狗、龙岩刘烈波等先后叛变，带来很大损失。因此原来比较宽泛的与土匪合作及收编的政策不得不改变，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在《优待士兵条例》中公布了更为严格的政策：“集团土匪要求收编者，要有革命事实表现，如打土豪、枪毙反动等，始得予以收编”，“集团土匪收编后，应遵守红军纪律，听从政府指挥”，“集团土匪收编后，由政府派政治军事人材指导其工作”，“帮助土豪打工农的土匪，政府应解除其武装，惩办其首领”。[74]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土匪成分的影响，闽西某些地方组织中竟出现了“土匪化”倾向，[75]这也说明共产国际的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福建省委指出，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闽西各县都有一种‘视绑票为我们唯一的工作’的倾向”，引起了“我们就要变成土匪党”的危机，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于是，省委“特严重的指出，禁止进行绑票工作”，认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正当方法是“没收反动派的财产”、“同志职业化”和“到群众中去设法”。实在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时，也只能抓“群众平素最痛恨的地主豪绅”，而且“绝对不能把党的招牌公开出来”。[76]福建党的领导人罗明在报告中指出：“永定、龙岩、平和等地的党中，绑票和暗杀的风气很普遍，这一问题很觉得严重。特别是绑票工作，可以使党受很大的危害。”“绑票取款是土匪的方法，我们做起来有两种恶影响”，第一是容易使党员腐化，脱离群众工作，第二，“使群众对党的认识模糊”，“群众会把我们当作土匪”。[77]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报告中提到，连江县“游击队的行动那不过是土匪而已。他们整天就是计划去打某一地方的目标，并不是单纯站在铲除这里群众斗争的障碍，帮助群众自动斗争，相反的他们的前提是要看弄得多钱，因此公开绑票和拦途劫掠的行为也有（如县委郑同志为着县委要他负责在某限期筹一千元钱，他就指挥队员在丹阳到县城的路上，去搜掠行路人的腰包）”。[78]福建省委对龙岩县委的绑票活动提出严厉警告，明确提出：“绑票不是党的工作，是土匪的工作。省委前信已严厉的指出，并警告你们，以后的胡乱行为，定予以严重的处分。”[79]
土匪成分和土匪作风甚至能起到毒化党组织的作用，对于党内关系也有严重的危害。据时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回忆，当时的福安中心县委书记詹如柏与福安、寿宁、霞浦、宁德等地土匪都有来往，“一些土匪头子认为他仗义豪侠，还同他结拜把兄弟”，这还是符合党的联络土匪政策的。但是他把很多土匪作风带到党内，“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成反革命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试图暗杀叶飞的刺客也与他有牵连。[80]以土匪手段处理党内关系，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并发展壮大，就是靠由铁的纪律形成的党内团结统一，土匪作风的这种毒化作用危及党组织的生命线，因此土匪行为和土匪作风必须肃清。
1930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81]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做出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务”，进而提出了严厉的“洗刷”政策。虽然决议中列出了多种流氓职业，不专指土匪，但其中列在第一位的是土匪。决议中罗列了多达九种流氓的恶劣特性，包括“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雇佣性重”、“破坏性重”、“阶级意识模糊”、“反群众”、“反社会主义”、“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说来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的，随时有叛变作反革命走狗的可能。”“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他们的利益与整个斗争群众的利益是违反的。他们在作战上亦畏缩不前，虽有时表现勇敢，但他们是为了个人出发而勇敢，不是为了阶级任务而勇敢。游击战争中的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都是他们的表现。每次拖枪逃跑的也都是他们。这些分子如不洗刷出去，把工农革命分子参加红军、赤卫队以代替他们，改变红军赤卫队的组织，则这样的红军、赤卫队是很危险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也只有排除这些反纪律反组织的成分，才能更大规模的争取群众，使之乐意加入红军”，“必须有计划的以工农斗争分子来代替流氓”，“特别在党内要洗刷流氓成分”。[82]
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中进一步检讨了过去对土匪成分过于宽容的政策，提出“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的严厉措施。决议认为“过去闽西党对流氓阶级的经济背景及其在革命中的动摇性认识不清楚，过分估量他们的革命性”，“只是一味拉拢土匪，无条件的收编为赤卫队”，“甚至收编以后已在地方上干出‘打农民保土豪’的反革命勾当来”，“还依旧对他敷衍，不采取断然处置”，“有些土匪调到前方去的已经表现了动摇，也不先发制人，甚至被逃跑留为祸根”。“这是由于过分估量土匪的革命性，尤其是过分看重他们的武装力量”，“客观上是放去了当地广大群众之发动，如龙岩先后收编刘烈波、谢老妈、谢田狗，永定收编黄豺狗等”，“结果，有些地方因土匪对于群众的压迫，丧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土匪因过惯了抢掠生活，不能受革命的纪律，终于投到反革命方面去，向我们进攻。以后应打破对于流氓土匪的幻想，虽然有时可利用，但须在不妨碍党争取群众的条件之下，在政治上不可有丝毫的让步，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83]
土匪成分影响严重的主要是地方部队，洗刷斗争中上级组织的帮助常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巡视员许依华帮助领导福建安溪县党组织淘汰土匪分子，从土匪手中夺回了安溪游击队。许依华在巡视中发现安溪、永春的党“用拉夫式的拉进许多流氓、土匪”参加党和游击队，这些人“在内面破坏党的工作”，使得安溪游击队“宁可说是变相的土匪和流氓。队员十一人，四人是土匪和流氓，而有破坏游击队的阴谋，二人有土匪意识而受土匪的煽动，一人是有土匪意识的贫农分子”，只有四人是党团员，而且“几个土匪把游击队所有的驳壳枪把持在他们手里，我们好的队员，通是坏枪”。这些土匪出身的队员勾结反动武装、辱骂团省委巡视员、煽动不满情绪、主张有钱大家分。几个党团员“不敢向土匪斗争”，“甚至党的会议为怕土匪嫌疑我们，不敢开了”，“游击队成为土匪领导的游击队，而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针对这个严重问题，巡视员与当地党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尽量引进积极的贫农入党，对所有的土匪完全淘汰”。通过秘密计划，最终成功淘汰了土匪分子，收缴了土匪把持的枪支，游击队也发展到15支枪，“安溪游击队从此才正式在党的手里”。[84]
在福建福州地区游击队中，肃清土匪成分的恶劣影响发展成一场纯洁内部的严重斗争。建瓯、莆田、福安、连江等县招兵买马建立的游击队中，混进了不少土匪流氓等坏成分，打仗时难以调动，却常发生抢劫、强奸、队员带枪跑等恶劣事件。1933年1月，在连江游击队“以李德标为首的八九个人被透堡民团所收买，以‘反对经济不公开’等口号蛊惑人心，竟将县委书记和支队长拘押，图谋率队投敌。”[85]市委领导陶铸闻讯采取果断措施，“征调最好的同志组织一特务队”，将叛乱的土匪成分“一网打尽”，“解决八人，被捕七人，一人在逃，组织革命法庭，在庆祝肃反胜利群众大会中，为首三人执行枪决，其余逐出游击队”。[86]连江党组织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游击队中的原土匪成分往往胆大妄为，很有破坏能量，据叶飞回忆，“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发生变质为土匪部队的严重危害”。1933年10月连江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洗游击队中的土匪成分，有的领导人“只见到他们敢冲敢杀的一面，对纯洁内部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同志认为“能不能纯洁内部，这是能不能保证游击队不变质、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关键问题”，县委最后统一了思想，决定对原土匪成分中“比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品质不好的坚决清除。[87]经过清洗的游击队成为坚强的队伍，在反围剿失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坚持下来，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骨干。
1930年3月在井冈山错杀袁文才、王佐的悲剧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袁、王虽然是绿林出身，但不同于一般的收编土匪，他们早在秋收起义前就已经参与了宁冈地区的革命活动，1927年迎接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二人先后入党，成为红军高级将领，处决袁、王事件解放后被定为错杀，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袁、王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并非偶然。实际上，由于长期绿林生活的影响，袁、王虽然投身于革命，并且经历了许多斗争的考验，但是最终还是难以达到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严格标准，这是错杀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首先体现在对私有观念的批判。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信仰的军队，严格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具有铁的纪律，与军阀的私人军队有根本的不同。袁文才、王佐参加革命后，虽然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私人军队的观念，这是他们不能完全融合到革命队伍中的主要原因。
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军情况时就提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袁王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88] 1929年初红四军为摆脱敌人围攻出击赣南时，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才说服袁文才随军下山，临行毛泽东对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89]，可见袁文才在革命队伍中确实是一个不太和谐的因素。
更为严重的是，在1929年初转战赣南过程中，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竟然私自逃回井冈山，他的逃归不是战斗中冲散，而是精心策划的离队。红军中有严格的纪律，开小差是严重的错误，高级将领更是如此。红四军下井冈山后，遭到敌军围追堵截，连战不利，为摆脱敌军，在冰雪中昼夜行军，甚至司令部遭敌袭击，毛泽东、朱德险遭不测，处境险恶可想而知，以至于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出了朱、毛离队，红军分散的悲观建议。四军前委报告中也说“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最大之困难”，但是虽然困难，“士兵开小差的极少”，只有“干部袁文才等数人脱离队伍”[90]，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点到了袁的名字，可见前委对作为高级将领的袁文才擅自离队极为愤怒，因为这清楚的表明：在最困难的局面下，袁的革命立场已经动摇。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尖锐矛盾。据说袁看到了“六大”决议中对土匪首领的严厉政策，由此产生了离心倾向，但袁自身的思想问题恐怕还是更主要的原因。何长工时任留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湘赣边特委常委，一天王佐说袁文才“开小差逃回来了，怕上级知道后会杀头，所以躲着不敢出来”，何长工为了继续教育争取袁，批评之后还让他担任宁冈县委副书记[91]。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前，由于红四军的力量，以及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的威望，袁、王与地方党组织的矛盾还不突出。随着红四军和红五军相继离开，袁、王部队成为井冈山根据地主要的武装力量，他们对地方党组织就比较轻视了，加之传统的土客籍矛盾，“党指挥枪”的原则逐渐难以实行，引起湘赣边特委对袁、王的不满加剧。
1929年2月底杨克敏在湘赣边特委报告中把这一问题称作“土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得不到适当解决，也是一桩阻碍进展的障碍，比如我们过去用外交手段拉拢袁、王，而没有同时注意去夺取其群众，以此长久的和他办外交，有许多政策为了要迁就他而不得实行”。在最重要的分田问题上，宁冈先以乡为单位分了一次，在客籍聚居的第四区由于“客籍领袖袁文才出面反对”，又重新分了两次，“终以土客籍的纷争很难解决。”报告认为袁、王虽名义上入党，但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将给革命带来危险，必须解决。杨克敏认为，“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是面是而心非”，“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进而提出“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该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92]
1929年夏邓乾元《湘赣边工作报告》中反映出党组织对袁、王武装的更加怀疑，正式提出解决袁、王的三方案。报告认为，“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然后提出“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二是敷衍以图安为中；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93]1929年夏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湘赣边，使形势得到一定控制，王佐特务营在与红五军协同作战中表现尚好。不过，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即江汉波）提到：“第三纵队，原定将袁王部编五百枪，但我离开赣西时，尚未编成，则以袁王多问题故也（当时前委为此曾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得图解决之，据报载现已解决）。”[94]
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井冈山地区后，在1929年10月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对袁、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袁、王带领赤卫队和红区农民去抢劫白区农民的行为是“抢产主义”，使人们把赤卫队和红军当成了土匪。彭德怀还提到“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他两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利益结好”，最严重的是：“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95]
可以看出，虽然地方党领导人甚至彭德怀对袁、王的评价可能受一些个人意气的影响，但是“党指挥枪”的原则难以实行的问题却是真实存在的，这在共产党内是一个严重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当时敌我斗争残酷复杂的形势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是十分严厉的。1930年3月，地方党组织对袁王长期积累的不满爆发了，袁、王被处决。袁文才对此责任很大，影响了本来表现较好的王佐，比如一次彭德怀到王佐处，晚上传令兵来接彭，竟使王紧张得拔出手枪来，而“袁未逃回以前”，王佐“对五军是不怀疑的”，这当然也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96]。袁文才捉到一个靖卫团头目，不但未杀，反而待若上宾，据说是为了办兵工厂，这不能不引起党组织的怀疑。最后，在永新县城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袁、王不仅与湘赣边特委而且和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发生激烈争吵，王佐甚至把手枪拍在桌上。这样的行为在共产党和红军中是无法容忍的，在党和红军的纪律中严格规定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是战斗力的来源，是不可侵犯的原则。当年，湖南省委派人到井冈山误传中央决议，说把毛泽东开除党籍，毛泽东也只有服从；中央派来的干部到陕北苏区要把当地最有威望的领袖刘志丹、高岗等抓起来审查，刘、高也只有服从，都是这个原则的体现。袁、王不服从纪律、蔑视党组织的行为被视为叛变，当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亲自到红五军驻地请彭德怀派兵平叛，结果袁、王及其亲信数十人被处决。事后赣西南特委通告称“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97]。袁、王当时并未叛变投敌，因此处决他们确实是错杀，他们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贡献很大，确实也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是他们不能严格服从党和军队的纪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把军队当成自己的私人武装，确实也是他们不能融合于革命队伍因此最终遭到清洗的重要原因。
严厉的清洗是红军是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保证，特别是经常性的、有具体针对性的的清洗，不能因为中央苏区几次短期的肃反扩大化造成惨痛损失而否定这一点。红军在动荡野蛮的农村中成长起来，在创建初期大力扩军之后，必然吸入大量的野蛮落后的因素，其中包括很多恶习难改的原土匪成分，通过温和的改造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以严厉手段把信仰不坚定、不遵守纪律的分子清洗出去，才能创建一支信仰坚定、纪律严格的新型革命军队。事实上，共产党和红军中对内部不良倾向和不良分子无情斗争的风格是其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共产党员常常能够打入国民党军队的核心部门，而国民党特工几乎无法打入共产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高度集中统一，严格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国民党军队常常在派系和个人纷争中离心离德，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党军队中对不纯分子的严厉政策，这种差别也最终成为决定国共战争胜败的关键，虽然从现代法律和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清洗是相当残酷的。
四、结语
在通过收编、改造、清洗三个步骤解决土匪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和红军中的信仰力量，以及由信仰力量转化出来的强大组织力量。在1927-1930年红军和苏区创建时期，共产党为了迅速壮大革命军队，以开放的态度大量收编土匪武装，收编的土匪武装在红军中一度占不小的比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接下来，红军对收编的土匪武装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和组织改造，对难以改造的成分则不得不通过严厉的清洗加以解决。1931年以后，中央苏区逐渐巩固，红军越来越走向正规化，随着红军迅速壮大和严格整肃，除了苏区边缘的游击区，红军中的土匪成分越来越难以辨认了，红军逐渐成长一支具有坚强信仰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
同时，整个苏区的民众也被严密组织起来，土匪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在全国很多地区仍旧土匪肆虐的时候，苏区的土匪问题却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解决。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到，“闽西土地革命胜利已经有了一年的历史，在这一年中工农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社会上盗匪绝迹、烟赌肃清，生产上大大增加，真是实现了夜不闭户、野无游民的现象”。[98]中央苏区中央局决议案也提到：“中央苏区已有了贯通闽赣二十五县疆土，在这疆土上普遍的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有了相当的地方武装，没收了地主土地，并实行平分土地，消灭了土匪和乞丐”。[99]
这初步说明，在当时野蛮动荡的中国农村，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成为最有能力恢复秩序的政治军事力量。通过在偏远农村中的艰难奋斗，共产党使得原本产生于城市的最新政治信仰在落后的农村扎根，并且把农村中的巨大人力严密组织起来，从而使动乱的广大农村获得一种崭新的政治秩序，同时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虽然这一时期红军和苏区规模仍然有限，但在艰苦奋斗中生成的组织核心和农村工作方法却有着不可限量的前途。在抗日战争时期混乱的广大敌后、在日本投降后动荡的东北和华北，这个精悍的核心依靠久经锤炼的农村工作方法，迅速成长为不可战胜的巨人。共产党和红军所遵循的是不同于旧党派和旧军队的道德观念和组织原则，是腐朽的旧中国社会中的新型政党和新型军队，有着巨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所以才能屡经挫折而不溃败，反而越战越强，最终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
从更广大的世界革命的范围来看，革命军队通常具有信仰和组织的优点，但是中国革命军队的创建又有其显著的特殊性，因此更加复杂、更加惨烈。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常被称为世界三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自卫军是由城市市民特别是巴黎市民在革命热情和爱国热情的鼓舞下自发组织起来的，巴黎市民早就受到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创建的红军是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其力量中心是思想最先进的大城市彼得堡和莫斯科；而中国革命军队却主要是在落后的农村、甚至是农村中更为蛮荒的偏远地区创建成长的，士兵主体是保守落后的农民，其中甚至包含不少农民中最野蛮的土匪成分，先进的革命思想和落后的农村环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因此中国红军的创建在这种深刻矛盾的搏斗中，带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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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邵雍：《中国近代绿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谢庐明、陈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和会道门的争取和斗争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 杨会清：《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土匪的政策与策略演变——以革命动员的视角》，《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5]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2007年。
[6]Lucien Bianco : Reflection on Chinese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 Peasants without Party ,New York: M.E.Sharpe,Inc.,2001,p16-p35. 另，见毕仰高：《第六章 农民运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 菲尔·比林斯利（美）：《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5页。
[8] 《毛泽东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73页。
[9]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74页。
[10] 潘心源：《湘东各县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121-122页。
[11]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220页。
[12] 《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1927年7月23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92、93、94、95页。
[13] 《关于抚州土匪问题的报告》1927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甲），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35-38页。
[14] 《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1927年9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甲）， 21页。
[15]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目前政治状况及各地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甲），342页。
[16]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1927年9月4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 120页。
[17]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载1927年9月12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四期，《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 133页。
[18]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局工作计划》1927年11月2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 375页。
[19] 余洒度：《余洒度的报告》1927年10月19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页。
[20] 后来邱国轩部终于被平江游击队击败，邱本人被活捉处决，见钟期光：《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5页。
[21]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6页。
[22] 杜修经：《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 37页。
[23]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2-4页。
[24]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104-106页。
[25]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56页。
[26]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767页。
[27]《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83页。
[28] 《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7月1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甲），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25页。
[29]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各地党的工作状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甲）， 47页。
[30] 李干生：《江西省委致中央信》1927年12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9-10页。
[31] 李挺：《回忆红二、四团的前身》、李祖轩：《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35-40页。
[32]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5-6页。
[33] 丘倜：《关于于都暴动的情况》，《回忆中央苏区》，28页。
[34]《江西军事工作报告》1929年5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423、428页。
[35] 《中共吉水县委书记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甲）， 157页。
[36]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6月1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编印，85页。
[37] 李挺：《回忆红二、四团的前身》，《回忆中央苏区》，39-40页；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6-38，54-56页。
[38]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1929年4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69页。
[39]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报告》1928年4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上甲），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197-198页。
[40] 《照化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30-31页。
[41]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报告》1929年6月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 251页。
[42] 《中共福建省委致闽西特委及前委信》1929年9月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205页。
[43] 《赵亦松关于永定工作概况报告》1928年7月29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下甲），132页。
[44] 《中共福建省委致前委信》1929年5月26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239页。
[45]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11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169、170页。
[46]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1117、119页。
[47] 《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年7月-1930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500页。
[48]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11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169、170页。
[49]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78-479页。
[50]《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不晚于1928年5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 439页。
[51]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录》1927年9月1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56页。
[52]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8年2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356页。
[53] 《斯卡洛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和东方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30年12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九卷，555-556页。
[54] 《农民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364页。
[55] 《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399、400页。
[56]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786页。
[57] 《告绿林弟兄书》1929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473-476页。
[58] 法国学者毕仰高对自发的农民反抗有比较细致的研究，见Lucien Bianco : Reflectiona on Chinese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 Peasants without Party ,New York: M.E.Sharpe,Inc.,2001,p16-p35.
[59]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0页。
[60]《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编印，181页。
[61] 《中共湖南省委对益阳工作的指示》1929年11月2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362页。
[62] 《中共湖南省委通告（第七号）》1929年11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 334-335页。
[63] 《赵亦松关于福建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1928年7月2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下甲），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90页。
[64] 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星火燎原未刊稿（1）》，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89、90页。
[65]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122-132页。
[66]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128、130、131页。
[67] 陈伯钧：《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星火燎原》（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163页。
[68] 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星火燎原》（1），211页。
[69] 杜修经：《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39页。
[70]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216页。
[71] 《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61页。
[72]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67页。
[73] 《赣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1930年6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609-610页。
[74] 《优待士兵条例》1930年3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9页。
[75]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5月1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1928-1936年），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51页。
[76]《中共福建省委对平和县今后工作的指示》1928年12月25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下甲），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 352-353页。
[77] 《罗明关于闽西情况给福建省委的信》1928年10月10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1928-1936年）， 25页。
[78]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州）》（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148页。
[79] 《中共福建省委对龙岩县委意见的答复》1929年1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 11页。
[8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66页。
[81] 1930年5月4日毛泽东代表前委安于会赣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提出对土匪流氓的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不能居于领导地位。（见《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306页）此信与6月关于“流氓问题”决议案提出的“洗刷”政策精神上略有不同，主要因为安于会赣是新开辟的游击区，还在创建初期，所以要积极争取各种武装，但根据已有的经验教训，也要提高警惕。
[82] 《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513-515页。
[83] 《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213-214、215、225页。
[84] 《许依华巡视泉属报告》1932年5月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29-1932年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204-208页。
[85] 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5页。
[86] 《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州）》（1933-1934年），64页。
[87] 叶飞：《叶飞回忆录》， 35、36页。
[88]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776页。
[89]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43页。
[90]《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68页。
[91] 何长工：《回忆中央苏区的有关历史》，《回忆中央苏区》，108页。
[92]杨克敏：《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45、47、50-51页。
[93] 邓乾元《湘赣边工作报告》1929年5-8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123、131页。
[94] 《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巡视赣西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4月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编印，99页。
[95] 彭德怀：《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1929年10月），《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页。
[96]彭德怀：《彭德怀自述》，142-143页。
[97] 《赣西南特委通告》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191页。
[98] 《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213-214、215、225页
[99]《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的紧急任务》1932年2月1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337页。
原稿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