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影响很大，留苏学生群体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在中国革命从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的关键阶段，开启了长达四年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以及《“中间地带”的革命》相关章节中[1]，对这段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披露了不少罕见史料，基本清晰地勾画出了历史图景，但是他研究的重点在王明这一派，对作为对立面的罗章龙派叙述比较简略。徐保琪的《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披露了部分罕见的四中全会记录稿；[2]曹仲彬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出席人数问题》考证了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基本史实；[3]李海文的《东方旅社事件与李求实等人的被捕牺牲》考证了对反对派打击较大的东方旅社事件[4]；戴茂林、曹仲彬的《王明传》[5]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进行了梳理，不过涉及罗章龙派的内容也比较简略。戴茂林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6]中，考证了涉及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些史实。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7]汇集了大量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史料，给研究者带来很大方便。卢庆洪的文章《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8]简要梳理了罗章龙另立中央的过程，但写的比较简单，而且体裁不是学术论文，有的地方不够严谨。

总的来说，史学界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内斗争的研究，偏重于胜利者王明这一派，而对于试图通过激烈抗争取得中央领导权、但最终失败的罗章龙、何孟雄派，研究不够深入。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从形成到走向分裂，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的原因。反对派的形成，大致是因为政治上反对立三路线；反对派最后走向分裂，则主要是在组织上不满共产国际代表改组中央的计划以及对党内民主的压制。本文力图重建反对派从形成到失败的基本史实，并尝试分析当时中共组织面对的尖锐矛盾，李立三强调集中却犯下重大失误，罗章龙呼吁民主却走向组织分裂，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

一、反对派初步形成，中共中央持续压制

（一）反对派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初步形成

1930年5月到8月是立三路线最狂热的时期，以6月11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政治局决议为标志，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都采取进攻路线，白区党组织在这种盲动之中损失惨重。在这个阶段，反对派还没有形成，只有个别人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何孟雄一直是具有独立思想并且敢于公开表达的干部，他本来是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在1929年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的纷争中，被降职到上海担任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又调任沪中区委书记。

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上海通常每周召开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有时中央领导也参加。据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黄理文回忆，在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李立三公开宣称“工人要大干，不要小干，只要有人领导，一呼百应，罢工就能罢起来”。何孟雄当场起来反驳，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另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工联党团书记王克全也说过类似的话。[9]

但象何孟雄、王克全这样公开质疑的人不多，还算不上一个派别，后来属于反对派的很多人当时并不反对立三路线，甚至是立三路线的支持者。比如罗章龙就没有公开反对，在7月9日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起来反对6月11日决议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几个留苏学生，据王明说：“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10]据向忠发的报告，后来反对派的不少重要骨干都曾支持立三路线，比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统治时期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11]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后，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7月决议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转变，说明斯大林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开始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红军和苏区。在周恩来回国之前，斯大林当面叮嘱要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12]共产国际决议提出中国革命特殊性在于“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一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13]

在周恩来、瞿秋白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期，反对派初步形成，在何孟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人。9月1日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再次与李立三发生激烈冲突，何孟雄提出了“立三路线”的说法，他认为：“发生了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结果。斯大林同志所分析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与立三所说的不同。”[14]但是李立三不但没有接受意见，反而粗暴禁止何孟雄继续发言，并骂何是“取消派的暗探”，并且会后把何孟雄撤职。产委书记、印刷工人领袖沈先定在会上声援何孟雄，要求公布共产国际指示，也遭到压制。[15]

但何孟雄等人并不屈服，他们已经知道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评。何孟雄9月8日给中共中央写了《政治意见书》，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徐锡根参加了这个小组织会议，他是政治局委员，较早听到了周恩来、瞿秋白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和对立三的批评，并且把消息扩散了。[16]何孟雄在意见书中明确说：“我在工作检阅中有许多地方又遇到中央路线行不通，最近听说国际对于中央路线也有根本指示（决议案和电报），因此，要求中央宣布交全党讨论”。[17]

李立三坚持认为自己大体正确，只是策略失误，并说服周恩来、瞿秋白为维护中央的权威，不能承认路线错误。在9月12日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何孟雄如果“把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分开”，“可以动摇同志”。[18]在9月24-28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右倾分子”作为拥有“右倾路线”的派别受到重点批评。全会决议案认为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策略失误，比如“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19]决议却用相当篇幅批评右倾分子“利用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20]这显然指何孟雄。

在瞿秋白的政治讨论结论中，罗章龙与何孟雄都受到点名批评，这说明罗章龙也已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瞿秋白明确批评罗章龙右倾：“并不是以前过于注意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而现在是要将他放的很遥远的前途去。如果以为现在占第一位的是‘小范围的斗争’，那就是客观上是犯了右倾。章龙同志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就是犯了这种错误。”[21]瞿秋白对何孟雄的批评更是升级到反党高度：“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22]

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不仅在政治上压制了反对派，在组织上也是如此。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列席代表则多达20人，结果竟补选出15名新的中央委员，立三路线支持者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和北方局书记贺昌都当选中央委员，李维汉还直接进入政治局。李立三虽然被要求去莫斯科接受批评，但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这很难让反对派服气，何孟雄在10月5日给总行委的信中说：“不是我的意见，如何承认，替人承认错，万事罪己，这种认错的态度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认错的态度”，[23]这明显是拒绝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的结论。

（二）中央在国际来信后计划紧急会议，但继续打压反对派

在1930年8月以前，共产国际并没有把李立三等的错误上升为路线斗争，在7月29日关于中共与远东局分歧的决议中，第一条就说“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24]但是，共产国际在周恩来、瞿秋白离开后，陆续收到后续报告，特别是8月1日和3日李立三等激烈对抗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议记录，认为中共中央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威胁到了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体系。共产国际10月写信给中共中央，把批评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25]“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危险的精神”，“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是“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26]

中共中央接到10月指示信之前，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留苏学生刚好准备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要求他们自下而上反对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27]这些留苏学生大约11月初回到国内，传播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何孟雄、罗章龙、王明等闻讯士气大涨。一时间党内暗潮汹涌，他们公开表达不满，积极进行小组织活动。温裕成提到：“一些同志从青年共产国际学校回到祖国后，他们说，萨法罗夫同志召集他们进行谈话，他讲到：‘在中国党内有盲动主义错误，以及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很严重的，你们回到祖国后应该同它进行斗争。’现在基层有许多奇怪的情绪，无疑是因这些人散布了上述谈话。此外，他们还说，已经看过孟雄的声明并认为他的声明是正确的，而中央的声明是错误的”。[28]

中共中央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表示接受批评，但同时继续压制反对派。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只承认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决议仍坚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拒绝在党内公开辩论立三路线的要求，并强调“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这显然是针对反对派的。中央并不想召开新的会议，只想把决议“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并且把这一决议报告国际执委。”[29]

中央也不得不认可何孟雄的部分观点，但认为他的活动在组织上起着破坏作用。11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召集那些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来信的同志们（例如，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开一个会，并号召他们站在巩固党和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开展自己的工作。不允许他们不经组织同意采取分裂党的方式”。“关于孟雄的问题，需要紧急作出答复，而且这个答复应该是总的答复。他所提出的正确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是正确的，但是他攻击党的活动是以破坏党为出发点的。党应该彻底调查，他在支部工作中是如何进行活动的，并应该在一些支部中同他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30]

12月11日《中共中央告同志书》在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之后，不但拒绝党内“公开辩论”，反而继续攻击反对派是党的主要危险，号召“党必须坚决的斗争反对这种露骨的机会主义曲解的企图，反对这种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要实行绝不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31]不过这次没有再提以中央委员通信通过新决议，因为紧急会议的计划已经启动了。

共产国际新任远东局书记米夫11月中旬也到达上海，他的使命是否定三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指导中共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担负如此重要职务和重大责任的米夫此时只有29岁，比王明大三岁，比周恩来小三岁。在上海指导中共的这段时间，米夫确实表现出年轻气盛、不够成熟老练的特点。12月2日米夫从上海给共产国际写信，详细报告了李立三路线的危害、三中全会不成功的原因，赞扬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的正确立场，并在结尾要求从莫斯科派张国焘、蔡和森前来助阵。米夫认为三中全会没有成功，主要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回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32]

在远东局的指示之下，中共中央12月9日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提出通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来纠正三中全会的错误：“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而彻底明确的完全遵照国际路线来规定党的任务和策略”。[33]远东局在12月10日给中共中央信中，说明了“紧急党代表会议”的详细计划，这个设想和后来召开的四中全会明显不同。计划主要是纠正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只提出李立三退出政治局，连瞿秋白都没有触及，提拔新干部的重点也仍是工人出身，还特别把帮助苏区反围剿当做最主要任务。紧急会议的设想是这样的：“远东局得出结论：紧急召开为期一天的党代表会议（应遵守一切必要的保密规划）是适宜的，参加人员为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各省委代表和共青团中央局成员。远东局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应该通过一个包含下列内容的简短决议”：“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的精神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作出评价”；“提出把新干部，首先是工人积极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任务”：“提出党动员各个方面力量来反击对苏区的总围剿问题，将此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指出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所采取的不老实态度”；“远东局认为，让李立三同志退出政治局是适宜的”。[34]

二、党内民主爆发，反对派争领导权

（一）九十六号通告与党内民主爆发

远东局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不老实态度”，来自下面抗议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对反对派的态度在12月中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于16日通过了向何孟雄认错的决议，然后在23日九十六号通告中号召自下批评、党内民主化。这几乎是中共中央的投降，大大鼓舞了反对派的气势。反对派更加积极活动起来，准备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取得领导权，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党内民主。

1928年中共六大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很多弊端，中共在白区两个最重要的地方组织江苏省委和顺直省委都发生混乱，红军主力红四军也发生了“朱毛之争”，毛泽东甚至一度被赶出红军。为纠正这些弊端，中共中央在整个1929年一直反对“极端民主化”，逐渐建立起比较集中的权力结构。但是在权力集中以后，同样发生了严重弊端，李立三利用中央权力推行盲动路线，对下级不同意见采取处分、撤职等高压政策，这种独断专行的结果是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惨重损失，也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于是党内民主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无论是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还是王明派，都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可以说，罗章龙、何孟雄等自下而上改组领导机构的尝试，就是这次党内民主爆发的直接产物。

苏准会党团书记林育南得知紧急会议计划后，给中央写信呼吁党内民主：“党的组织有历史遗留的许多病象，再加以政治上立三路线的流毒，使党的组织在组织上军事化，‘家长式的领导’、‘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都继续扩大起来，这完全是违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这使党员达到消极、达到盲从，使党脱离群众，减弱党战斗力量”。“在紧急会议上应明白指出过去党组织制度的根本错误，从此应坚决彻底的改正，肃清一切家长式领导的命令、委派、惩办等制度，保证党内必要限度的‘民主化’，发展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政治讨论’，尽量在秘密工作条件许可之下实行党的选举。总之必须以正确的‘民主集中制’代替‘家长制度’，以说服和教育同志的态度去执行‘铁的纪律’以代替‘惩办制度’。”“紧急会议上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35]在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同样要求“在组织上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36]

12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向反对派认错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与几天前的《中共中央告同志书》完全不同，转而承认“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的观点的”。“中央代表发言上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和攻击，是很大的错误”。“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后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并且这些攻击与处分，完全是抑制自我批评的家长制度与惩办的具体体现——这本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37]同日，中央也做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啬、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后来让他们追悔莫及的《中央通告九十六号》，这个通告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公开的缴械投降。通告承认接到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在11月25日、12月9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通告承认中央压抑党内民主的错误，称“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通告号召“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通告提出“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38]这显然是指紧急会议计划。

中共中央抵抗了好几个月，突然向反对派认错，显然是受到了远东局的压力，而米夫似乎只想到对付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没有预料到中央彻底丧失威信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在后来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承认九十六号通告“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解除党的武装——这些右倾分子正在假的反对立三主义斗争的旗帜之下积极活动，来曲解国际路线”，“企图使有些下级组织用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来反对立三主义”。“这个通告说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继续和加强立三路线”，“更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实行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39]仅仅一个月以后，王明领导江苏省委通过的《对于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就反过来批评极端民主化了，指责罗章龙派“要求极端民主化，以便利于他们反党活动，实行他们分裂党的阴谋，”[40]可见九十六号通告引发的后果让米夫和中央深感后悔。

中共中央在12月中下旬的连续认错中威信扫地，党内民主声势大涨，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反对派爆发了。他们不满足于自下而上的批评，在群情激奋的情势之下，得寸必然要进尺，反对派开始自下而上改组领导机构，夺取领导权。中共江南省委是立三路线时间由江苏省委升级而来的，是中共在白区最重要的地方组织，领导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中央所在地上海。原书记李维汉因为追随立三路线已经丧失威信，12月23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不经中央许可，自行改选领导机构，新常委会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很强硬：“今日省委常委全体会议决议部分改组省委指导机关，克全代理书记，并通过常委名单七人”：何孟雄、王克全、夏曦、蒋云、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望政治局立刻批准。”[41]

新当选的代理书记王克全，是当时很受推重的工人干部，1930年8月武汉长江局项英等人感觉人手不足，写信给中央要人时就说：“请求中央在上海派一最好干部（如王克全之类）来此，参加主席团，负工会总责。”[42]不过，江南省委和中央同在上海，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力图重新控制局势。中央拒绝承认江南省委的改选，25日中央任命王明为代理江南省委书记，王明此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中共领导层。

但是中央已陷入墙倒众人推的尴尬境地，各主要领导12月28日分别参加上海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都遭到围攻，甚至被要求“开除党籍”，只有徐锡根早与反对派有联系境遇较好。据何孟雄说：“昨天召开了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在沪中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了话。会议决定，撤消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还提出了把他开除出党的要求。主要理由是：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时，“赞成一切决议，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瞿秋白出席了闸北区的会议，“会议也决定撤消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理由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两年，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向忠发同志出席了沪东区会议。会议决定撤消他的总书记职务”。关向应出席了法租界的会议，同样也决定撤消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徐锡根同志出席了沪西区会议并发表了反对政治局的讲话。全体与会人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并且欢迎他站出来反对政治局中的李立三分子。电话局支部作出决定，要求撤消所有容忍三中全会犯错误的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43]

反对派不满足于中央在九十六号通告的退让，继续穷追猛打。以罗章龙为书记的全国总工会党团1931年1月1日开会通过《关于对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认为“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要求“立即停止中央行使权威”，“根本改造政治局”，废除三中全会决议及补选的中央委员，对“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中央领导人”，“给予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决议要求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坚决的实行引进工人同志及群众组织能干的干部到领导机关参加工作，肃清自中央到各级党部的工人同志为招牌，小儿和书生为实质的最虚伪的恶劣方式。”[44]很明显，全总决议对原中央领导和王明派留苏学生都进行了公开的、正式的、不留余地的抨击，实际是要求自己一派掌握中央领导权。

当九十六号通告传到天津，也立刻引发了华北党组织的混乱。当时华北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设在天津，立三路线高潮时期设立了贺昌为书记的北方局。立三路线遭到批判后，中共中央于12月9日决定“北方局的组织取消”，成立河北省委，负责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部、陕西、甘肃，[45]与江南省委并称中共白区最重要的地方组织。

据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给中央的报告，“接到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以后，在1931年1月3日市委扩大会上，本来中央已决定调往上海的曹策突然发起挑战，“开会时曹策和另外一个常委临时提议今天的会议要改为紧急会议，一致通过，赵茨平主席，曹策报告人”，童长荣作为立三路线执行者受到批判，也“没有抵抗”。天津紧急会议认为，立三路线的第一个来源是六大产生的中央，“第二个来源是党的家长制度”；会议宣布“党的领导，中央、省委和天津市委的领导破产”，“停止中央和省委的职权，号召各地党部一致斗争”，速来天津“召集紧急会议”。会议宣布童长荣被撤职，选出了新的天津临时市委，曹策、赵茨平、赵普为常委。[46]

1月5日，曹策、阮啸仙、张昆弟等宣布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曹策（天津）、蒋晓海（互济会）、李友才（唐山）、徐树文（共青团）为常委，张昆弟为筹备委员，李友才为秘书长，蒋晓海为宣传部长，曹策为组织部长。[47]1月7日，河北省委机关开直属支部组长联席会，筹备处派人参加，“曹策出席作了四小时以上痛哭流涕的报告，煽动省委工作人员自由选择工作，对省委罢工怠工，为筹备处工作。啸仙同志代表省委出席，在会议上正式决议直支加入筹备处，派吴华梓作代表参加筹备处工作，承认筹备处总的精神正确，组织上是群众反立三路线的布尔塞维克创作，指出省委阻碍反立三路线斗争，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破产”，“省委机关整个动摇，秘书长起直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加入筹备处”。[48]

阮啸仙是代理河北省委书记、张昆弟是省委委员，吴华梓（吴化之）是省委秘书长，由于九十六号通告的影响，河北省委多数干部没有反对紧急会议筹备处，反而赞助它夺取了华北党组织的领导权。当时的情形，和文革初期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夺权有几分相似之处，当权派进退两难、不敢抗拒，造反派群情激奋、起来夺权。紧急会议筹备处在天津成立之后，派人到北京、唐山、山西、陕西等地活动，曹策后来回忆说，他们派人到各地是准备召集大会。[49]虽然大会计划没有成功，但在各处都引发了党组织的混乱和动摇，中共在华北的组织体系基本瘫痪。

（二）反对派争夺领导权，远东局说服工作失败

紧急会议的计划已经公开，在中央权威崩溃的情况下，各级组织已经开始自发准备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最终确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莫斯科的决定很可能是在12月23日以后的几天内到达上海的，因为23日的九十六号通告还是延续着召开紧急会议的意思。

共产国际给远东局的电报草稿标明不早于12月18日，从草稿到正式稿、再到发出，大概几天后才能到上海。共产国际指示四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1)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线”；“（2)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3)团结全党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把瞿秋白“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的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电稿可以看出，四中全会最实质性的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要求：“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的团结”，而并未强调新干部的工人成分。执委会预料到准备四中全会有一定难度，需要更多时间，特别提到如果“需要推迟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将不反对。”[50]

此时共产国际是维持中共党内秩序的唯一权威，但米夫和远东局面对的局势有点棘手。中共中央已经在连续认错之后威信扫地，而四中全会的主体显然是原中央委员，其中还包括已被宣布为错误的三中全会增选的15个中央委员，由这些人开会来决定中共的新领导机构和新政策，显然很难说服已经在民主热潮中动员起来、群情激奋的反对派。不仅如此，米夫早就想把王明等得意门生提拔到中共领导岗位，而且在反立三路线之后，这个想法已经得到共产国际高层的认可，但毕竟王明等留苏学生经验和资历都很不够，在中共党内很难得到罗章龙、何孟雄等反对派资深干部的支持。

所谓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在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力图通过党内民主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干部群体，他们的政治思想并不一致，甚至其中很多人并没有成熟的政治思想，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在组织上争取领导权。具体讲，反对派基地包括以两任党团书记罗章龙、徐锡根领导的全国总工会，以何孟雄、王克全为核心的江苏省委及上海地方组织，以党团书记林育南、秘书长李求实为核心的苏准会，还包括铁总、海总、互济会、华北地方组织等。反对派多数都是有长期斗争经验和历史功绩的干部，很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骨干，其中不少是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看不起王明等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自以为有资格取代屡犯错误的中共中央。

米夫后来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谈到了当时王明派和罗章龙派斗争的混乱情况：“旧的领导被排挤到了一边，整个党内斗争实际上是由其他两派人在进行”。一派是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的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等，“公认这一派在共产国际来信前早就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另一派包括全总的几名工人领袖，“以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在四中全会前夕活跃起来。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或未商定的联盟)方式共同反对立三主义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后越明显——暴露出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51]

此时原中共领导已经没有威信，为了顺利召开四中全会，远东局成员不得不亲自出马、直接做何孟雄等的工作。在12月29日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温裕成的谈话中，何孟雄明确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坚持召开能容纳更多本派代表的紧急会议：“出席四中全会的将是一些旧中央委员，他们不了解群众在做什么，党内群众在想什么。”何孟雄明确表示，原政治局成员应撤职，王明等缺乏经验，应该由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进入新的政治局。谈话记录中有：“在回答需要撤消哪些人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时”，何孟雄同志回答，应该撤销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关向应、项英的政治局委员，撤消李维汉和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何孟雄还说：“所谓的青年派”王明等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在回答同志们会建议什么人进入政治局以取代他们建议开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员时”，何孟雄说：“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人积极分子”。[52]很显然，何孟雄不能接受毫无经验和功绩的年轻留学生后来居上，担任中央领导。远东局成员谈话后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何孟雄“是个精力充沛型的人，政治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位明白事理的人。但是他给我留下一个狡猾的印象，他善于利用工人与政治局作斗争，他自己想当领袖。”[53]

12月30日埃斯勒同徐锡根进行了谈话，徐锡根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是中央领导成员，但在政治局属于边缘人物。他此时倒向了反对派，在谈话中猛烈攻击中共中央，同时攻击王明等留苏学生，想要掌权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在党内，特别是在上海，形成了非常危急的形势。基层党组织反对中央并要求坚决进行改组。我的意见以及工人同志的意见是：应该解决政治局和中央改组的问题。一切错误都是中央犯的。”“我们的情绪是一种，认为这个中央是没有希望的。基层党组织不信任这个中央。对回来的大学生也一点儿不信任，在基层党组织中对他们存在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当然，他们会写，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戈卢别夫（注：王明）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进行过无原则的斗争。”[54]

徐锡根甚至代表全总提出了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名单，谈话记录中有：“问：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组成你有什么建议？答：我们在自己内部曾讨论过多次，我这里有一份完整的名单。”中央领导人中应该撤职的有：李立三、项英、关向应、罗登贤、李维汉、温裕成、瞿秋白、周恩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该由这些同志组成，政冶局：陈郁，张国焘，罗章龙，卢福坦。中央委员会：李庆强，徐炳根，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杨立安，宁迪卿，汪第万，周逸群，刘林元，刘达潮，曾山，滕代远，王首道，刘希奇，李财舍，林育南，刘子载，何孟雄，萧明，陈云，李震瀛，李富春，徐阿梅，孟坚。“问：这个名单你是怎么拟定的？”“答：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它是讨论的结果。”[55]

1月3日，埃斯勒又与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进行了谈话，这三人是远东局准备提拔进入领导核心的工人干部，徐锡根将被提拔成政治局正式委员，陈郁和王克全将被提拔进入政治局。谈话的核心是四中全会的代表组成和新中央的人选，但这三个人的意见明显接近反对派。徐锡根提出罗章龙等应该进入新政治局：“有些同志建议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应该进入政治局的还有罗章龙和卢福坦。”陈郁则提出：“不能同意四中全会的人员组成，我认为，曾经支持过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应该退出中央委员会。”王克全也认为：“四中全会的大多数应该由与李立三进行过斗争的人员组成。他们应该拥有表决权。我们反对周恩来，他对南京起义负有责任。向忠发所犯的错误太多，他不应该留在总书记职位上。必须改组所有领导机构。”[56]

从这份全总讨论产生的中央领导名单可以看出，罗章龙等确实有全面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意图。他们力主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召开以原中央委员为主体的四中全会，以便容纳更多本派的支持者，在会议中取得多数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12月中旬让步太大，反对派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很难轻易满足了，共产国际成员与反对派主要代表的多次谈话没有取得满意结果。让远东局更为不满的是，他们和李立三一样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像王明等人那样完全服从，这使得反对派很难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重用。

反对派的危险倾向使得米夫等人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四中全会，与反对派无法合作，只能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孤立罗章龙、何孟雄等知识分子领袖，力争把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干部拉过来。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米夫对反对派做了政治分析：反对派“要求立即撤消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动，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它把从原则高度同立三主义的斗争完全转化为狭隘小集团的、纯粹个人的斗争”。何孟雄在同雷利斯基同志谈话时，“完全否认党内右的危险”，而郭妙根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第二派“只是利用这一斗争和打着这一斗争的旗号追逐小集团的而不是党的利益，它所谓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不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右派立场出发的。”[57]

米夫的方案是由多数原中央领导、王明等留苏学生、从反对派分化的工人干部，组成一个三结合的新中央。他在2月底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明了改组中央的思路：“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领导工作机会”；“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使工人同志离开罗章龙，使他们脱离派别分子的影响，争取使他们同‘青年人’和旧领导中的优秀部分联合在一起。关于后一项任务，即关于分化罗章龙派的必要性再说两句。何孟雄和罗章龙是陈独秀式的旧知识分子干部的典型代表。但他们这一派包括部分工人。其中有徐锡根、陈郁、余飞、王克全，他们都是中央委员”，“被罗章龙拉进了不是追求党的利益的派别。虽然他们不是党内优秀的工人分子，但失去他们毕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应使他们脱离罗章龙的影响，同时还应把他们推上重要的领导岗位。”[58]

三、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

（一）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激烈冲突

米夫分化反对派、成立三结合中央的计划有其合理性，但分化工作需要时间，也需要合适的人来做。实际上，张国焘很快就要回来了，他和反对派领袖罗章龙、何孟雄是北大同学，一起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在工人干部群体中有很深的历史影响，是与反对派沟通的最佳人选，连周恩来都认为：如果张国焘早点回来，“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59]也许是米夫对共产国际的权威过于自信，也许是白色恐怖下党内混乱状态拖下去太危险，六届四中全会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召开了。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60]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会议开了一整天。“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61]不少学者认为米夫通过增加列席代表才操控了四中全会，但实际上15名列席代表中7人属于反对派。下面列出四中全会出席名单和他们在全会前后对远东局的态度，当然这里的“支持”或“反对”是相对的，比如瞿秋白、李维汉、贺昌受到降级处分，他们的“支持”未必心甘情愿，只是遵守纪律，不敢对抗共产国际而已，具体投票时有些人的选择可能受到会场气氛影响。此表是根据综合会议前后档案材料中对各人表现的记录，结合罗章龙、李维汉、张金保、陈郁等会议参加者的回忆综合而成，大致如下：

（一）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其中6人为三中全会补选）：

支持派（14人）：向忠发、周恩来、关向应、罗登贤、任弼时、顾顺章、温裕成、陈云、周秀珠（女）、徐兰芝、袁炳辉、瞿秋白、李维汉、贺昌

反对派（6人）：罗章龙、史文彬、张金保(女）、王凤飞、王克全、余飞

动摇派（2人）：徐锡根、陈郁

（二）列席人员（15人）：

支持派（8人）：王明、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夏曦、博古、柯庆施、顾作霖

反对派（7人）：何孟雄、韩连会、许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62]

米夫等布置四中全会是秘密的，这也许是白色恐怖下出于安全的考虑，也许是故意不让反对派有机会事先准备。罗章龙等到会场后才知道要召开四中全会，他们公开表示异议，罗章龙、韩连会、王凤飞提议改为召开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则坚持按原计划召开四中全会。向忠发主持表决，会议记录显示：“赞成国际代表意见的十九票”，“反对国际代表提议的，无”，这大概就是罗章龙等后来说会上有十九人集团的由来。[63]其实无论是紧急会议，还是扩大的四中全会，都只能由远东局召集，出席名单由远东局确定。会场上出席人员已经很难改变，名称的差别意义有限，投票有一定随意性，反对的“无”，当然不是说无人反对，罗章龙等不想刚开会就与国际代表决裂，他们最关注的还是涉及权力分配的领导机构改组。

在占全会主要时间的政治报告和政治讨论过程中，虽然有争论，但总体还算顺利进行。向忠发作了政治报告，表示既要反对立三路线，也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王明作了很长的理论性的发言。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作了自我批评的发言，多数代表都发了言，大致都批评李三路线和三中全会。[64]反对派虽然也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罗章龙谈到“目前没有革命高潮”，何孟雄说“不要夸大了右倾危险”。[65]但总的来说，反对派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表示支持，并没有提出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何孟雄还在发言中明确说：“我同意忠发同志报告。”[66]

最激烈的对抗发生在选举过程中。在政治局选举中，远东局提出了十六人名单，会议记录显示：总表决结果，“二十一票通过远东局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远东局提出了一个名单，史文彬提出了另一个名单，会议记录显示：总表决结果，“赞成远东局名单的二十票，反对二票”，通过；“赞成史文彬名单七票”，被否决。；[67]远东局的政治局和中委名单拒绝了反对派绝大部分要求，他们非常失望，愤而退场，但被人拉住，他们拒绝参加表决。罗章龙回忆中描述了当时激烈混乱的场面：“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68]工人代表袁乃祥对提升王明参加中央领导极为愤怒，“声色俱厉”说：四中全会“是充满欺骗、诡诈、奸谋的丑恶把戏，你们背叛党章，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69]王明对这一场景也印象深刻，说袁乃祥当时“拍案咆哮”。[70]

远东局掌握了会场上的多数，在混乱中勉强完成了选举。分化反对派的策略发挥了一定作用，徐锡根、陈郁等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勉强接受了四中全会，他们当选政治局委员。陈郁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深刻考虑和分析了当时情形，当时我想若我还继续反对中央立场，显然是违背党利益，所以自己决定不反对，主张开会，另方面我仍是希望四中全会可能会解决目前党一些需要的任务，所以自己转变了过去反对立场，并在会议上的言论行动都进行与不同意开四中全会的人（韩，罗等人）作坚决斗争，结果会议开成功”。“四中全会改造中央时，我是被选政治局委员之一”。[71]德国人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汇报时也说：“工人小组领导人陈郁和徐锡根同志在这次全会上表现得信心不足，但比较守规矩。”[72]

毫无疑问，六届四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改组中共中央，选举结果：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政治局，陈郁、任弼时、王明、刘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李维汉、贺昌，而补选了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王尽仁、黄苏、王明、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人。从改组结果看，多数中央领导继续留任，但也让不少反对派的工人干部进入中央，陈郁、王克全进入政治局，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反对派的灵魂人物罗章龙、何孟雄被刻意压制，反对派要求罗章龙进政治局、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未被接受，大概是考虑到这两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像工人干部那样容易控制。留学生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并不多，王明、沈泽民、夏曦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王明直接进入政治局，博古则连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实际结果就是米夫计划的由旧中央、留苏学生、工人干部三方结合的领导集体。

（二）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

实际上，罗章龙预料到远东局不会接受本派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前已经提出了分裂的主张，而且开始了分裂的准备。据徐锡根后来说，“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73]徐锡根后来在声明书中说：“四中全会以前，我曾经与文虎(即罗章龙），孟雄，大汉（即李震瀛）等同志最初谈过一次话，主要的是对紧急会议与四中全会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开紧急会议，同时说到党的前途问题”，“文虎主张离开党与分裂党的斗争”。[74]

米夫也提到罗章龙在四中全会前已开始做分裂的准备：“罗章龙早在全会以前就有意识地、精心地和深思熟虑地拼凑了反党集团，采取了分裂党的方针。从涉及派别分子的一些声明中和根据现在发现的一系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1)罗章龙在四中全会前一周就将总工会印刷厂转移到了另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2)他把工会的资金留在他自己那里；(3)他在四中全会后立即编写和出版了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4)在全会后第二天他在一家旅馆里召开了这个派别领导人的会议，罗章龙在会上作出了关于开始公开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和反对我局的决定；(5)早在四中全会前他就成立了自己的上海省委，等等。”[75]

1931年1月8日，四中全会后仅一天，反对派即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参加此会的自称十六代表，大致包括四中全会上持反对派立场的十三人：罗章龙、史文彬、张金保(女）、王凤飞、王克全、余飞、何孟雄、韩连会、许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加上会后又倒向反对派的二人：徐锡根、陈郁，以及到上海后却没能参会的东北中央委员唐宏经。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了由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五人组成所谓“临时中央干事会”，开始在组织上准备分裂。[76]

据徐锡根说，“文虎与我影响下的十几个出席代表通通不满意四中全会”，“召集不满意四中全会的出席代表开了一次联席会。在会议上决定发布反党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小册子，同时决定了文虎，孟雄，克全，凤飞，以及我自己分裂党的干事会的组织”。[77]余飞后来在声明书中解释了分裂原因，主要是对本派没有取得中央领导权不满：“我对于四中全会是表示不很满意”，“四中全会没有彻底的改造，犯错误同志仍占大多数，在选择时候整个名单付总表决，选举结果只补充了几个人。没有引进许多新分子。”[78]

反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开过以后，《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79]罗章龙回忆，《报告大纲》提出后，“在纲领上签名者有九十六人，包括上述第九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铅印五千份，分送党内各支部作为报告讨论之用。同时将纲领转寄各苏区支部。纲领译文送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以及各国兄弟党。”[80]

《大纲》集中表达了罗章龙等的政治主张，首先就是要彻底改组整个中共中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大纲》声称反对派阵容强大，有代表性，“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法南护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81]

《大纲》抨击四中全会违反民主，没有合法性，“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同时指责四中全会没有完成改组中共中央的任务，保留了多数犯错误的原中央成员，而新选入的王明等人毫无经验：“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罗章龙派还不敢公然反对共产国际，《大纲》把矛头指向了米夫，抨击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刻意提拔自己的私人亲信王明等人，“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82]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中全会上没有表示反对、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陈郁、徐锡根，仅仅一天之后就又倒向了反对派，可以看出这些工人干部政治上不太成熟。据陈郁回忆：“我对中央新成分那些人，他们过去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又没有受过革命斗争中锻炼，那时我对那些人是没有一点信仰的情绪”，“四中全会后，在全总党团会议上，自己的发言是坚决反对这个会议，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问题。”[83]相对于王明等人，陈郁、徐锡根等受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罗章龙等影响更大。陈郁后来说：“罗章龙那些人在他们未分裂党之前，我个人对他们信仰当然比较好，主要是我知道他是工运工作很长历史，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当时我思想上认识对中国革命重要性主要是工人运动，自己的重视党内干部也是从工人运动中有锻炼的干部是较相信的，的确我有些偏向是过分看重工人运动和不足够认识革命其他部分的倾向的毛病”。[84]

在反对派的积极活动下，很多党组织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发生了分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苏省委、全总党团等。王克全、许畏三、蒋云、陈资平、吴国治、刘瑞龙“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85]王克全等“还侵占工会经费作为第二党第二工会的活动费”。[86]“全总党团大多数同志在罗章龙、徐锡根、余飞三同志领导之下，公开的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在国际路线下的领导”。[87]

据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老靶子路十号的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要接收省委文件。负责省委财务工作的彭休士和我都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就吵吵嚷嚷不肯罢休。”[88]当时李初梨是上海沪东区巡视员，是王明的支持者。据他回忆，“沪东区是何孟雄等人的大本营，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最多，只有张琴秋一人拥护四中全会”。1月17日他和张琴秋去华德路小学参加支部会，参加者有二三十人，大家情绪非常激动，“都是昏头昏脑。支部大会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这时张琴秋站起来宣布：我代表区委解散你们支部大会。”两人说完赶紧离开会场，主要是害怕挨一顿打。[89]

（三）共产国际说服反对派的最后尝试

远东局为阻止党的分裂，1月17日召集全总党团二十多人在沪西一个花园别墅开会，罗章龙后来称其为“花园会议”，但是会上仍然是激烈对抗、当场决裂。中共中央报告提到，“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90]

据罗章龙回忆：在会上“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态度极为强硬。”讲话主要意思包括：“当前中共党内主要问题是右倾”，“对国际应绝对服从，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正确路线的”，“王明虽然犯过组织纪律错误，但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离开他们是不行的”。但是反对派并未屈服，“国际代表发言后，在坐的中委、干部都积极发言，也讲了几个钟点”。他们的发言内容包括：“王明本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是辨别党内大是大非的原则性斗争，我们要求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为重，对四中全会决议收回成命，定期召开七大会议或紧急会议”；“坚持不同意王明当选中央委员”。“最后，国际代表宣布：‘今天会议到此为止，你们反对国际路线，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国际’”。[91]

埃斯勒报告也提到工人干部的动摇和全总党团会议上的决裂：“四中全会后，在有一名右派参加的编辑委员会内，这名同志拒绝了他在一天前投票赞成的决议。徐锡根和陈郁又开始摇摆不定，他们成了企图把上海组织和工会抓到手的右派集团的工具。全会后一两天，海员工会党团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陈郁同志就作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四中全会后几天还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出席会议的大约有20名同志。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同时又是红色工会领导人的徐锡根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那里开展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这次会议变成了精心策划的攻击共产国际及其政策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议案“被否决，这时他们就离开了会场。”[92]

张金保回忆中说，表决中只有罗登贤、关向应、杜作祥和唐某四人支持国际代表的决议案。[93]会议通过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明确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韶玉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同时强烈抗议国际代表“对于多数同志们提出的政治意见，不采用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而实行一种无原则的谩骂、挑拨、诬蔑同志的宣传和煽动，并且一再强迫同志通过其无理由的决议”，“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94]

四、罗章龙等成立“非常委员会”及其对各地影响

（一）中共中央反击，反对派在上海遭遇挫折

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很快遭遇意外挫折。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国民党特务机关非常狡猾，如果被捕中共党员叛变，在答应做特务工作后，可能被很快释放，此人就不知不觉成了潜伏的暗探。[95]但中共有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一般是纵向单线联系，所以暗探的破坏也有限。但当党内斗争达到高潮，很多秘密原则都被打破，横向联系增加，到处串联谈话，甚至轻率召开人数众多、人员混杂的会议，这就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大规模破获创造了机会。

1月17日反对派在东方饭店举行江苏、上海活动分子会议，显然由于叛徒出卖，参会者遭到了租界巡捕的围捕，后来又有多人在中山旅社等地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国民党政府，2月7日其中24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枪杀于龙华。被捕遇难者大多是江苏、上海的地方干部，其中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等几人是反对派的重要骨干。不过出席四中全会的反对派主要成员十几人中，只有何孟雄一人被捕，反对派的中央委员都安然无恙。东方饭店事件确实对反对派造成严重打击，但这个打击并不是致命的。

面对反对派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在远东局指导下迅速展开了分化瓦解工作，积极争取各个地方组织和反对派重要成员，很多组织和个人又重新回到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月17日王明主持江苏省委常委会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批评王克全“在政治上既走上与右倾机会主义一致的立场，当然不可免地在组织上要走上分裂党的统一，和破坏党的组织的行动的地步。”[96]

据刘晓回忆，在争夺上海地方组织的斗争中，王明为首的省委派他去和沪西区委谈判，威胁如果反对省委，就要停发生活费。当时多数党的工作者都没有正式职业，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很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从组织，与何孟雄等反对派断绝关系。[97]反对派控制的一个印刷厂也很快被夺走了，据罗章龙说：“劫夺印厂是由临中派政治保卫科负责人顾顺章亲率十余人伪称工部局包探，引便衣武装前往印厂搜查，首先进厂把全体职工禁管。李梅羹时正生病，卧床不起，彼等进屋，不由分说，将印厂机器设备及纸张等全部装上预先准备好的几辆汽车运走。”[98]

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号召全党，要有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要像一个人一样，坚决的反对这一反党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决议宣布撤销王克全在江苏省委和上海工联的领导职务，撤销罗章龙、徐锡根、余飞在全总党团的领导职务，改组全总党团和上海工联党团。海总领导陈郁虽然在政治局承认了错误，仍被要求召开海总党团召开会议，在会上书面检讨，海总党团也被改组。[99]

陈郁是反对派的三个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回头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放弃了反对派立场。据陈郁说：“我当开始反对四中全会时，自己是没有估计到罗章龙等人，把个非委会去分裂和建立第二党、工会系统等行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四中全会后几天）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候，我是承认自己所作的行动是错误，声明放弃自己反对四中全会立场”，“但政治局委员徐锡根，王克全两人在会议上仍坚持他们原来反对四中全会立场，并声明他们行动是对的”。[100]陈郁脱离反对派后，许炳艮、谭寿林、马骥、朱宝亭等气愤地写信谴责陈郁：“双方决胜关键时刻，你忽见利忘义，临阵脱走”，“你一念之差不仅丢尽工人阶级的体面”，“并且还遗误自己一生名誉。”[101]

1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共青团公开发布《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书》，谴责罗章龙等人“组织无原则的派别，不得中央与省委许可，私自召集会议，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来分裂党，并在这些会议上提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反对中央”。告党团员书号召“给一切派别和小组织以无情的反抗”，“不要听信那些人召集你们去作继续不断的讨论和谈话，去开秘密的分裂党的会议”，并威胁要把这些分裂分子开除出党。[102]1月26日改组后的全总党团通过决议：“全总党团常委会认为全总党团过去在右派组织者罗章龙，徐锡根等领导之下，所通过的一月一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以反立三路线作掩蔽右派小组织活动的纲领”。“全总党团常委会完全同意中央对罗章龙、徐锡根撤销工作立刻停止小组织活动的决议，如果他们仍继续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党应给他们以组织上的制裁。”[103]

2月4日，江南省委书记王明报告了反对派在上海的失败：“右翼反对派已被粉碎，并已完全投降”。2月3日，“反对派省委决定解散并回到党内。王克全写了声明，请求同陈绍禹会见并进行谈话。上海右翼反对派领导人作出这个突然决定，主要是因为最近一周内上海的几乎所有区委和关键性支部、三个省的某些县委和市委在弄清右翼反对派的分裂和诋毁活动后立即脱离了反对派”。“在曾经是清一色反对派的沪中区，所有支部现在都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昨天举行了该区积极分子大会，有7个支部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反对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反对王克全、支持四中全会、支持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沪北、沪南、沪西区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变，“只有东区情况不妙。”[104]米夫也提到沪东区是反对派最后的基地：“罗章龙的支持者将自己力量都集中在沪东区。他们在其他组织中不再起任何作用。至于沪东区，他们起初利用自己原有的联系保留了三个支部。近几天才把他们从那里赶走。现在他们没有一个支部，只是在两三个支部内有个别几名成员。”[105]

中共中央在2月22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反对派重要人物的转变过程：“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彻底转变”，“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106]

中共中央宣布反对派回党的三项条件：1、立即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承认错误；2、在党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3把原来担负的工作组织交待清楚并公开向党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右派活动的经过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反革命派的一切情形。[107]米夫还提到把徐锡根和王克全等送去莫斯科学习的计划：“将来我们可能要派一些人去莫斯科。例如，徐锡根和王克全的问题就可能是这样，在四中全会上，我们曾有点轻率地把他们推举为政治局候选人，现在他们请求去学习。”[108]

（二）罗章龙被开除党籍，成立“非常委员会”

到1月底，反对派不少核心成员已经屈服，徐锡根和余飞写了拥护四中全会的声明书， 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罗章龙党籍，决议称罗章龙“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109]

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后，反抗更加激烈，于1931年1月3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据罗章龙回忆，非常委员会“是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宣布开除许多同志的中委、党籍，并停止他们的工作以后，才被迫成立的”，“主要是中共六大中委、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以及北方、东北区、江苏、山东和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委员等在上海的老干部”，[110]主要成员有：罗章龙、史文彬、李震瀛、王仲一、唐宏经、袁乃祥、沈先定、张昆弟、王凤飞、谭寿林、张金保等。

3月4日“非常委员会”写信给共产国际，[111]要求“迅速撤换米孚，收回成命，解散非法成立的临时中央”，“迅速派公正人员查明四中全会事件经过，对肇事人员予以纪律制裁”。[112]非委还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各支部根据非委‘提纲’通告文件内容开展全党讨论”，“以实际革命行动为表率批判米、王集团”。[113]同一时期，非委在《致中共各苏区信》中，呼吁“禁止米、王死党进入苏区”，“米孚、王明、向忠发等罪行重大，如派人窜入苏区，对首恶应处理制止，以平民愤”。[114]

“非常委员会”有许多资深的工运领导人，他们走向分裂后，派人到各地联系，华北、东北党组织受到较大影响。据罗章龙回忆：“非常委员会”宣布“伪中央及其一切决议与命令一律无效。党的一切问题听候召集临时会议（即紧急会议）成立七大会合理解决”。“非委中央乃派人分途出发，前往北方、南方与中部地区布置新任务与新工作。决定文虎赴北京、唐山、辽沈、哈尔滨各地”，“又决定苏准会代表迅速回到本苏区开展武装与工农群众工作。”[115]

（三）罗章龙分裂活动对北方党组织的影响

“非常委员会”虽然在上海成立，但到2月份在江苏和上海就很快衰败了，受影响时间更长的是北方党组织。1931年1月5日天津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召开四中全会。1月21日袁乃祥回到天津以后，带来了四中全会的消息，并鼓动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张金刃（张慕陶）、韩连会、王仲一等从上海回来后，更是和曹策一起成为筹备处的灵魂人物。在1928年蔡和森写的北方干部简历中，张金刃、韩连会、吴雨铭被认为是顺直地区最强的三个干部，[116]此时三人都成了分裂华北组织的骨干，破坏力之大可以想见。

筹备处在张金刃等的领导下，宣布自己就是省委，除了早已掌控天津市委，还派吴华梓去北平，郝清玉去直南，曹振华去山西、保属，叶善之、袁乃祥、张昆弟去唐山。在筹备处的影响下，北平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加入筹备处与反四中全会”，赵作霖、肖鸣等成立第二市委，北大、中国大学等重要支部倒向分裂派；顺直互济会党团加入筹备处；[117]保属特委在曹振华、徐步云等领导下加入筹备处，“太原特委表示积极参加筹备处，直南特委承认筹备处精神正确”。除了京东唐山党组织对筹备处进行抵制，华北多数党组织一度都倒向分裂派。[118]

在2月6日《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给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信》中，筹备处明确表示支持罗章龙等的“非常委员会”，认为党内存在“两个绝不相同的鲜明旗帜，一方面是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营垒——由反四中全会十六个代表所领导的全国各地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党部和党团。一面是小资产阶级的集团——由十九个人所领导的李立三派及陈绍禹派的小组织。”筹备处甚至认为罗章龙等不够勇敢，建议“非常委员会”宣布代行中央职权：“1、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应立刻公开号召全党，它是目前党的最高领导机关。2、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应确定执行中央临时政治局职权，制定各项决议，领导全国工作，统一全国斗争，并迅速准备全国紧急会议的召集。”[119]

筹备处在支持“非常委员会”的同时也要求经费支持，2月10日给“非常委员会”写信：“紧急会议的筹备及陕西去人都万分急需经费，此间零星接待万难维持，望急设法寄款为要，并望即批准预算”。[120]筹备处确实派人去了陕西，本来陕西省委接到中央四中全会文件后，已经于2月15日决议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但是从山西来的筹备处代表到达并报告后，陕西省委又“开始动摇犹豫了，由常委会又成立一决议，反对四中全会”，“参加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到3月28日，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又转向拥护四中全会，回到中共中央旗下。[121]

1月底，徐兰芝、陈原道、贺昌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2月6日召集会议并决议成立河北省临时省委，同时宣布“解散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行动的筹备处组织及天津临时市委”。[122]河北临时省委以徐兰芝为书记，陈原道为组织部长，和原省委成员阮啸仙、余泽鸿等一起与筹备处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月18日临时省委决议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之党籍，2月24日又开除吴华梓党籍。

在2月22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罗章龙等“派张金刃、韩麟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赢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磷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123]这位负责同志，就是回来不久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他于2月下旬在天津召集“北方区紧急会议”，一定程度稳定了北方党组织。[124]但是，一直到三月份，虽然河北临时省委逐渐占据优势，一些参加过筹备处活动的人开始回到党内，但是筹备处还在继续活动。

4月8日，双方的斗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在狂热的党内斗争中，秘密工作规则被打破，人心动荡之中也很容易出叛徒。当天河北临时省委召开常委全体会议，同一天筹备处也召集秘密会议。国民党天津公安局显然获得了准确情报，同时搜捕了两处会场，逮捕了河北临时省委徐兰芝、陈原道等13人，也逮捕了紧急会议筹备处张金刃、吴华梓等11人。[125]筹备处遭到破获之后无力重建，基本覆灭；而河北临时省委虽然迁往北平之后重新建立，但下层组织经过这番大动荡之后也损失惨重、所剩无几。据杨纤如回忆，当时北平基层党组织主要是在各大学。在这场党内斗争中，“北大支部整个瓦解了”，有的跟筹备处跑，有的消极了。当杨受命恢复组织时，有人伤感于党内斗争的翻脸无情，表示只想安心读书，有人说暗探时常出没不要再来，有人三言两语打发，有人甚至直接将其推出门外。[126]华北党组织元气大伤，短期内很难恢复了。

东北党组织受到分裂活动的影响也比较大。1931年1月下旬，唐宏经和徐文雅夫妇回到沈阳进行分裂活动，但是受到了满洲省委的抵制，“省委已严厉拒绝与他们发生任何组织关系，指斥他们的错误，反对他们这种活动，禁止他们在满洲党内作任何活动。”[127]但是唐宏经在北满有深厚基础，到哈尔滨后“领导特委一部分同志组织第二特委，占据党的机关，拒绝同志参加会议”，并且影响了共青团的张豁然采取同一立场。[128]虽然满洲省委开除了唐宏经等人的党籍，但是自身损失也很大，“哈尔滨从前听说有七个士兵支部，但都是把持在右倾小组织的分子手里，所以现在一个也没有了。”[129]

在上海失败后，罗章龙1931年春季亲自到哈尔滨，此时唐宏经虽已被捕，但反对派仍有一些基础。罗章龙准备利用士兵支部策划兵变，但没有成功。据他回忆：“文虎与当地非委在哈尔滨军事策划布置已有头绪，但事为罗登贤所侦知，便极力从中加以破坏”，“因此当丁超得知部下有异图时，便采用严厉镇压手段，将军中地下党组织主持人捕去，更利用哈尔滨投敌的中共党员作眼线，继续破坏非委的组织”。[130]

分裂活动对南方影响不大，李震瀛以全总巡视员身份到香港后，遭到了广东省委的冷遇。据广东省委2月1日给中央的信，广东省委与李谈话并看了全总文件后，决定“省委未有接到中央已开四中全会通告及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前，省委对四中全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决议无从讨论”，全总文件“不发到各级党部，对全总党团的意见在未接到四中全会的通告和决议以前亦不应讨论。”[131]

（四）罗章龙尝试影响苏区但没有成功

“非常委员会”还曾试图通过“苏准会”对苏区党组织发挥影响。中共原计划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苏准会”是为全国苏维埃大会制定文件的筹备会，有各苏区代表参加。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和党团书记李求实都是反对派骨干，很多苏区代表受到了罗章龙派的影响，1月7日《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也提出“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和全总1月1日决议立场一致。[132]“在四中全会党内斗争期间，苏准会代表首先在反四中全会提纲文件上签名赞成，并立即加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非委成员之一”。[133]

罗章龙还试图利用和各苏区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进行分裂活动。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重要工作，和各个苏区的领导人都比较熟悉，他给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湘鄂西苏区的夏曦、贺龙、贺锦斋都写了信，试图拉拢他们支持自己的分裂立场。

毛泽东是和罗章龙私交最深的苏区领导人，他们在长沙共同创建新民学会，在北京游学期间更是一个锅吃饭、一张床睡觉，是年轻时的亲密朋友。罗章龙另立中央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说当时作为堂堂之党，正正之旗的中共中央及全党，对此竟万马齐喑嘿无声，不加评论，不加抨击，不仅宁非咄咄怪事！如果是这样下去，不仅是中国革命蒙上奇耻大辱，而且适足以证明全党无人了！这难道是无关轻重的小事，可以坐视不理吗？！”罗章龙称赞毛泽东“对革命忠心耿耿，疾恶如仇，是党的中流砥柱”，希望毛“对此小撮坏人篡夺行径，毁党叛革命奸谋”，“奋起反击，树之风声则群小慑服，全体党员闻风响应”。[134]但毛泽东不但没有支持，反而毫不客气地批评罗章龙过分在意“鸡虫得失小节”，表示自己“决不预闻个人恩怨门户之私。”[135]

罗章龙与张国焘私交也很深，两人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共同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共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又一起在中央共事很久。但是，当张国焘回国后试图劝说罗章龙时，罗一直避而不见，也许他在何孟雄等被捕牺牲后，担心遭到暗算。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张国焘提到，当时远东局代表波兰人（应该指雷利斯基）确实曾提出暗杀罗章龙。[136]不过后来在张国焘夫人杨子烈来访之后，罗章龙给已去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写了一封信，希望张国焘“反戈一击，肃清内奸”，同时希望张重用受自己影响的苏准会代表，“郑芹瑞、钱伯符、曾中圣、徐朋云诸同志均属革命英才，应加垂青，予以爱护”。[137]

罗章龙给湘鄂西领导人贺龙、贺锦斋、夏曦也写了信。信中说：“湘鄂西出席苏准会代表团已会毕返原防驻地，此间近日情况当由他们当面转，一切请按非委‘提纲’施行。”[138]夏曦与罗章龙在参与湖南新民学会时就比较熟悉，四中全会后曾经受命去劝说罗章龙。夏曦前往湘鄂西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后，罗章龙给夏曦的信中说：“石庐见访，倾谈竟日，非委提纲已蒙理解”；“德昌为人极为明白通达，智勇兼资，缓急可以相助”；希望夏曦“挥兵靖难，拨乱反正”。[139]

但是，罗章龙这些对苏区领导人的分化都没有成功。“非常委员会”既要面对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残酷镇压，又要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分化瓦解，他们拥有的资源极为有限，逐渐力不从心，分崩离析。共产国际对中共处于支配地位，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经费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反对派拒绝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很快被断绝了生活补助费，他们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政治活动更难开展。据非委女工部长张金保回忆：“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由此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有的卖光了自己家中有限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睡在地板上，经常饿肚子，有的只好到救济难民的地方去喝一点施粥度日。我则依靠金泽霖沿街叫卖瓜子、小孩玩具来维持生活。”[140]

罗章龙在东北活动一年，逐渐在哈尔滨也难以立足，1932年潜回上海。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群众运动出现复兴之势，他也曾尝试重整旗鼓，但收效不大，于1933年4月被捕。[141]罗章龙被蔡元培保释出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退出了政治生活。先后参加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中，罗章龙、李震瀛、邱泮林脱离政治活动；张金保、唐宏经1940年代重新回到中共，史文彬也想重回中共，但病死在去延安的路上；张金刃1932年曾一度恢复党籍，但1933年被再次开除，他继续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中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被国民党杀害；张昆弟死于湘鄂西肃反；王仲一病死在国民党狱中；更多的人包括徐锡根、王克全、余飞、沈先定、许畏三、吴雨铭、韩连会、袁乃祥等则对革命前途绝望，被捕后成了叛徒，他们的特务活动给中共白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

反对派虽然走向了失败，但是失去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工运骨干，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组织也受到很大损失。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说：“党和工会完全脱离了群众。我们同工人罢工和日常斗争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薄弱。我们不能认真地开展某种运动，不能动员基层组织进行工作。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其领导已经重新改组）很快就失去了会员。例如，上海如今才600名工会会员，也就是说比党员还少。”[142]

五、余论

中共是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但民主和集中本是一对矛盾，何时应该民主，何时应该集中，是始终需要面对的难题。中共六大之后强调民主，但引发了很多混乱，于是转向集中，反对极端民主化。但中共当时并没有成熟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李立三等集中权力以后，却推行脱离现实的空想冒险政策，造成惨重损失。据张国焘说，“本来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希望他“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1931年特别“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143]周恩来有自知之明，瞿秋白是个书生，结果六届三中全会不但没能完全纠正立三路线，反而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李维汉、贺昌等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同时继续压制不同意见，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仍然难以获得全党的信任和尊重。

罗章龙、何孟雄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思想。在1921年中共建党之初，何孟雄本来接近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集权，当罗章龙劝他加入时，他特别强调“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罗章龙当时回答：“只要大家意志坚强统一，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144]这段对话可以看成后来另立中央的思想源头。1930年他们这一群人对李立三等拙劣的、灾难性的集权领导非常不满，希望通过党内民主改组领导机构，这甚至一度得到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某种程度的认可，所以才有九十六号通告的发布。但当时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党内民主是受限制的，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提供了中共中央绝大部分经费，中共党内民主最后还是要集中于共产国际。罗章龙等的要求被独断专行的米夫拒绝后，愤而走向组织决裂。但等待他们的是白色恐怖下的残酷现实，他们当中有的心灰意冷、退出了政治活动，更多的被捕后成了叛徒，帮助国民党抓捕昔日同志，中共组织也因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在中共组织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中国建立的全新组织，初期并不成熟，既没有产生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也很难说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经常陷入内部混乱之中，共产国际是当时全党公认的唯一权威，在中共组织的稳定和建设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的外国人，对中国国情终究隔膜，对不熟悉的中国领导人不信任，无论是六大选拔大量工人干部进入中央，还是六届四中全会后重用留苏学生，都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远东局领导米夫只有29岁，不够成熟老练，也是导致六届四中全会后发生组织分裂的原因。在米夫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1930年12月中旬对反对派让步过大，几乎是缴械投降，自陷于被动地位。当反对派的民主热情被激发起来，米夫却没有耐心与之充分沟通，只是居高临下的强制命令，仓促召开四中全会，体现了其傲慢自大和对中国干部的轻视。另外，他过于急切地把毫无经验和功绩的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提拔到领导岗位，是难以服众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仍年轻幼稚，但也已有十年斗争历史，领导了规模巨大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其中涌现出不少有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的领导人。王明等人才二十多岁，回国工作只有一年多，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杰出才能，也没有显赫功绩。对于罗章龙、何孟雄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干部来说，很难心悦诚服地接受王明等的领导，这和后来毛泽东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的愤怒情绪是一样的。

米夫不惜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把得意门生王明扶上了中共领导人的地位。但是，无论是王明，还是后来在中央苏区实际掌权的博古，很难说他们有独立的政治思想、有自己的路线。正如罗章龙、何孟雄等批评的，他们只是些毫无经验的年轻学生，他们只会写点文章，而且是写一些他们自己都不太明白的文章，以他们的才能和威望根本不可能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他们完全是共产国际特别的米夫强加给中共的听话的代理人。王明、博古自己也认为他们只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1931-1934年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实际就是共产国际试图通过王明等留苏学生严格控制中共的时期。

[1]杨奎松：《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1期。

[3]曹仲彬：《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出席人数问题》，《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3期。

[4]李海文：《东方旅社事件与李求实等人的被捕牺牲》，《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

[5]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6]戴茂林：《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11期。

[7]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8]卢庆洪：《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文史精华》2008年8期。

[9] 黄理文：《1930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28页。

[10]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11] 向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2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76页。

[1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13]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193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84、585页。

[14] 何孟雄：《在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30年9月1日），《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15] 《江南省委关于部分改组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0年12月23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第544页。

[16]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213页。

[17]何孟雄：《政治意见书》（1930年9月8日），《何孟雄文集》，第186页。

[18]何孟雄：《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的发言》（1930年9月12日），《何孟雄文集》，第186页。

[19] 《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465页。

[20] 《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478-479页。

[21] 瞿秋白：《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528页。

[22]瞿秋白：《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520页。

[23] 何孟雄：《政治意见书》（1930年10月5日），《何孟雄文集》，第190页。

[24] 《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1930年7月29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235页。

[25]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352页。

[26]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360页。

[27]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52页。

[28]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1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461页。

[29]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1930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362页。

[3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1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458、459页。

[31] 《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1930年12月1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744页。

[32]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2月2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02、503页。

[33]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1930年1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49-450页。

[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2月10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25、529页。

[35] 林育南：《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罗章龙回忆录》（下），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50-451页。说明：《罗章龙回忆录》中不准确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须非常小心，尽可能用其他资料核对，回忆录附录里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

[36]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77页。

[37] 中共中央《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1930年12月16日），《何孟雄文集》，第215-216页。

[38] 《中共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九十六号）》（1930年12月2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747、748页。

[39]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1931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8-19页。

[40] 《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批判资料》1972年5月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馆藏，第18页。

[41] 《江南省委关于部分改组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0年12月23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第543页。

[42]《中共长江局关于目前武汉形势与工作状况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1985年，第251页。

[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1930年12月29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65、566页。

[44]《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资料汇编》（文革时期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收藏，第4-5页。

[45] 《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北方局组织的决定》（1930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407页。

[46] 《童长荣关于河北反立三主义路线的斗争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报告》（1931年2月3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1992年，第24-26页。

[47] 《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筹备处反省委反中央问题的报告》（1931年3月12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18-119页。

[48] 《最近一个月的河北情形》（1931年3月14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27页。

[49] 曹策：《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与北平天津党组织》，《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草稿》（不早于1930年12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43-544页。

[51]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116-117页。

[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1930年12月29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67、568页。

[5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1930年12月29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68页。

[54] 《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记录》（1930年12月30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69、570页。

[55] 《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记录》（1930年12月30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70、571、572页。

[56] 《埃斯勒与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的谈话记录》（1931年1月3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585-586页。

[57]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117-118页。

[58]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118-119页。

[5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页。

[60]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中根据俄国档案中署名艾伯特的德文总结发言，认为是远东局新来的德国人艾伯特主持。不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决定的远东局组成6人名单中无艾伯特，四中全会前后和中共接触的远东局代表大多是德国人罗伯特（埃斯勒），1931年2月20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四中全会过程的也是他，当时革命者用很多别名，或许艾伯特是罗伯特（埃斯勒）的别名。

[61]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3-524页。

[62] 出席六届四中全会37人名单据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63]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1期，第212页。

[6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25-328页。

[65]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75-476页。

[66]《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31年1月7日），《何孟雄文集》，第213页。

[67]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1期，第207、208页。

[68]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60-461页。

[69]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28页。

[70]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714页。

[71] 陈郁：《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78-679页。

[72]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年2月20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97页。

[73]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4-525页。

[74] 《拥护四中全会宣布脱离右派的声明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49-550页。

[75]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121-122页。

[76]《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5页。

[77] 《拥护四中全会宣布脱离右派的声明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49-550页。

[78] 《拥护四中全会宣布脱离右派的声明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54-555页。

[79]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5页。

[80] 《罗章龙回忆录》（下），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81]《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1931年1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63-465页。

[82]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1931年1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66-469页。

[83] 陈郁：《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78-679页。

[84]陈郁：《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80-681页。

[85]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5页。

[86] 《关于开除王克全党籍决议案》(1931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99页。

[87]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75-476页。

[88] 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红色往事》第一册，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89]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实》，《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90]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5页。

[91]罗章龙：《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函》（1979年10月），《罗章龙回忆录》（下），第734-735页。

[92]《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年2月20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97-98页。

[93] 张金保：《张金保回忆录》，第169页。

[94]《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17日，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47-248页。

[95]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斗争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96] 《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1931年1月17日江苏省委常委会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71-472页。

[97]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红色往事》第一册，第128页。

[98] 《罗章龙回忆录》（下），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513页。

[99]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76页。

[100]陈郁：《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79、680页。

[101] 《许炳艮、谭寿林、马骥、朱宝亭等给陈郁信》1931年，《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87-488页。

[102] 《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书》（1931年1月25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124页。

[103] 《全总党团常委决议案》(1931年1月26日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80页。

[10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1931年2月4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38-39页。

[105]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206-207页。

[106]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6-527页。

[107]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资料汇编》（文革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藏，第10页。

[108]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140页。

[109]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491-494页。

[110]罗章龙：《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函》（1979年10月），《罗章龙回忆录》（下），第735-736页。

[111]《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致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3月4日，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49页。

[112]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4页。

[113]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6页。

[114]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致中共各苏区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7-498页。

[115]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87-488页。

[116] 《蔡和森关于北方干部简历》（1928年8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一），中央档案馆1992年，第143页。

[117] 《最近一个月的河北情形》（1931年3月14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30-132页。

[118] 《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筹备处反省委反中央问题的报告》（1931年3月12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22-123页。

[119]《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给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信》（1931年2月6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49-51页。

[120] 《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关于工作情况及经费问题致中央非常干事会的信》（1931年2月10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58页。

[121] 《陕西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年，第326页。

[122] 《河北省临时省委拥护四中全会与接受中央对河北党工作指示的决议》（1931年2月6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47页。

[123]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2），第525-527页。

[1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75页。

[125] 《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省委被破坏情况致中央的信》（1931年4月21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92-193页。

[126] 杨纤如：《30年代初北平地下党斗争片段录》，《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二辑，第42-43页。

[127] 《中共 满洲省委紧急通知》（1931年1月3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等1988年，第58-59页。

[128] 《团满洲省委铎的工作报告》（1931年3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82-283页。

[129]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4月2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46-47页。

[130]陈郁：《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93页。

[131]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1931年2月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1982年，第15-16页。

[132] 《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7日，见杨祖培：《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之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2期，第72页。

[133]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85页。

[134] 《罗章龙致毛泽东信（残件）第二件》，《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2页。

[135] 《罗章龙致毛泽东信（残件）第一件》，《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1页。

[136]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461页。

[137] 《罗章龙致张国焘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9-500页。

[138] 《罗章龙、王仲一致贺龙、贺锦斋》，《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0页。

[139] 《罗章龙、刘鄢致夏曦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1页。

[140] 张金保：《张金保回忆录》，第173页。

[141] 《社会新闻》2卷4期（1933年1月），转引自《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批判资料》1972年5月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藏，第72-73页。

[142]《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年2月20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92页。

[14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38-439页。

[144] 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页。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