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0年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实施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方志敏等共产党人着力从闽北和信河南两个方向推进，到1933年，在闽浙赣苏区红军和中央苏区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实现了这一战略。中共苏区中央局划出闽浙赣苏区的信抚分区、闽北分区与中央苏区的建黎泰苏区组建闽赣省，国民党在1933年5月至9月间积极实施了对闽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切割和“围剿”。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最终失败，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共在闽赣省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失误，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在闽赣苏区实施了“围剿”新战术的预演。
关 键 词：赣东北 闽浙赣苏区 闽赣省 红军 反“围剿” 堡垒战术
主持人语：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革命运动，虽然路途坎坷，但积累了诸多革命经验。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而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治理艺术，也通过建立并治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体现出来。事实上，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群众路线等，在这一时期已经提出或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苏维埃革命留下了诸多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并吸取，从南昌起义开始的武装斗争经验，以及苏维埃区域治理的经验、土地革命的经验、党和军队建设的经验、社会革命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都是历史研究者可以认真挖掘的宝库。具体而言，可以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有很多，本组热点研讨的四篇论文，作者分别从苏区发展战略、对敌宣传斗争、军事教育、反“围剿”战术等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显示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研究多点开花的局面。在保持宏观观照的前提下，把具体问题搞清楚，让历史研究更鲜活，更饱满，这正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标志。
主持人简介：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方志敏等中国共产党人以赣东北为中心建立的闽浙赣苏区，经历了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由闽浙赣而闽浙皖赣的发展历程，有“赣东北苏区”“闽浙赣苏区”和“闽浙皖赣苏区”之名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之为“闽浙赣”，因此“闽浙赣苏区”为学界普遍接受。本文在谈到苏区概念时使用“闽浙赣苏区”，在谈到地域概念时使用“赣东北”。闽浙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中共中央在1930年提出了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即把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连成一片，进而夺取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有学者指出，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实现连成一片，但没有考察实现的过程。①本文拟深入考察闽浙赣苏区是如何实施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国民党在军事上是如何回应的，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之间的5个月里闽浙赣省和闽赣省又是如何巩固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成果的，并探讨其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提出与闽浙赣苏区的实施
中共中央在六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并要求闽浙赣苏区积极实施这一战略。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赣东北特委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赣东北苏维埃区域是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对保障中央苏区的巩固有着重要意义，指出赣东北特委要“经过金溪、南城、南丰一带坚决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②1931年2月，中共赣东北特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实施“打通赣西南”，夺取贵溪、余江两县南岸的工作，取得向前发展的新阵地，闽北苏区与信江苏区打成一片，崇安应向光泽发展，铅山应向弋阳南乡、贵溪南乡发展，同时闽北打通闽西，上饶、铅山都向广丰发展。③5月9日，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打通中央苏区和恢复已失去的苏区”。④6月18日，中共赣东北特委第三次常委会提出，贵溪、余江南岸的发展以上清、资溪、邓家埠三地交界地点为中心，“一向贵七区，余江四、五区，与苏区联系起来，一向光泽发展，打通中央苏区”。⑤
闽浙赣苏区大力实施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是在中共赣东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1931年9月，中共中央指出，苏区的党必须“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闽浙赣苏区“必须与中央区打通”。⑥接到中央决议后，中共赣东北省委提出打通中央苏区的主要路线有二：“一方面向南岸发展，一方面是由闽北向中央苏区。在南岸，应发展金、资、余、贵的工作，争取上清宫，上饶、横峰都要加紧南岸工作”。⑦闽浙赣苏区的当前任务是“完全打通闽北苏区，很迅速的造成河南(信江南岸地区——引者注，下同)新的革命根据地，十百倍的加强河南的工作……与中央苏区取得互相的呼应，以至打通中央苏区”。⑧闽浙赣苏区决定从打通闽北做起，由闽北打通闽西，同时向信江南岸的弋阳南乡、贵溪南乡发展。
在闽北方向，由于“敌人更加紧注意与防御”，“在南岸沿河各处都派兵驻扎”，1932年4月，中共赣东北省委指示闽北分区委：“东北与闽北苏区打通的工作，差不多叫了一年多了。过去东北与闽北相差仅40里路的白区，现在检阅起来，也还是40里路……闽北分区委应下决心来完成打通东北苏区的任务，十百倍加紧对这些工作的布置，这是你们目前最主要的发展方向。”⑨7月4日，中共闽北分区委执委扩大会议制订了从7月到11月的5个月工作计划，提出建立对于河口、铅山、双港、湖陈坊、篁碧村、八都、九都等地的工作，以至完全夺取，建立弋阳、贵溪南乡的秘密工作，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并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上铅苏区除巩固并加强四区工作外，发动铁山、鲤洋、四十八都、应家口、新田、皂头、尊公桥、石溪、周田等地的群众斗争，广丰除加紧与巩固原有的白区工作外，应加紧五、六区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各都的工作，以打通赣东北苏区，组织上与崇安、铅山打通，另一方面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⑩
在信河南方向，1932年6月5日，中共赣东北省委指示河南分区委“迅速布置河南分区的地方暴动，公开几个区域”，认为最有暴动条件的，“要算东乡区，东金区，四、五区”。关于金南区，“已经公开的村坊，同样要加紧领导，不要放松”。为便利进行全信河南的工作，“分区委的机关搬来东乡驻扎”，“以东乡区为中心创造成金东和四、五区的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还决定由邵式平等率领赤警师“来河南作一次大的游击行动”。(11)6月22日，赤警师过信河南岸游击。7月，河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余江四区、东乡区等2个区苏维埃政府。(12)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闽浙赣苏区实施打通中央苏区战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远没有实现这一战略，主要是因为军事力量薄弱，如赤警师到信河南游击，先是取得了两个小胜利，但随后打了一个败仗，牺牲了师长祝荫隆，因此“赤师战斗情绪是非常低落，马上就过河回到东北苏区”。(13)因此，闽浙赣苏区希望中央苏区能够提供军事上的帮助。早在1931年12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就向中央提出，“关于打通中央苏区的工作，我们已在事实上政治上各种工作有计划的布置去进行，特别是白区群众工作。但我们觉得单是我们这边向中央苏区方面打通，还是感觉很大的困难。我们觉得中央苏区方面亦应向我们这边打通”。(14)
二、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初步实现与闽赣省的建立
在1932年间，中央苏区党内就向赣东北方向出击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决定与闽浙赣苏区一起实施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一)中央苏区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出击
1932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15)5月，国民党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初期对中央苏区是“各方大半都是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阵势配合经济封锁，遂行其合围并进的‘围剿’计划”。(16)在此前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以及苏区中央局其他委员之间围绕中央苏区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是10月3日至8日召开的宁都会议，批评了毛泽东过去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向赣东发展路线”(17)，并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权。但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还是同意实施毛泽东参与制订的建黎泰战役计划，即乘敌人暂取守势之际，集中兵力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发起攻击，向赣东北方向出击。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在广昌下达建黎泰战役计划，目的是实现“击破敌人一方和联系东北红军”。(18)10月18日，红3军团击溃国民党军第24师一个团，占领黎川。10月22日，罗炳辉指挥中央苏区红22军攻占邵武县城，并与闽北红军会师。11月9日，中共赣东北省委向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红军一方面军第二十二军于十月十九、二十号左右接二连三的攻下了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个城市，与闽北苏区取得了直接密切的联系，输送一架(50瓦等)无线电台(工作人员6名)。”(19)11月13日，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用十分醒目的标题报道：“红二十二军送到闽北的大批中央文件已由闽北苏维埃送到赣东北来了，现在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在中央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工作了。”(20)建黎泰战役拓开了赣东、闽北的新局面，也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11月24日，中革军委对这一段时间的战役作了总结：“此次我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击败周志群，两次战胜两南敌人，直逼浒湾、南城，击溃白军三、四师，缴获过千，俘虏无数，相当地解决了冬衣与给养问题，打通闽北苏区，建立邵光独立团，联系赣东北，威胁延平、抚州、南昌。”(21)
在结束建黎泰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向金溪、资溪、余江、贵溪发动进攻。1932年12月10日，方志敏在《工农报》上发布《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要求闽浙赣苏区红军和各级党组织“恢复余江南岸的工作，建立上(饶)、横(峰)、弋(阳)、贵(溪)南岸的苏区”，与中央苏区红军一起迅速实现“与闽北、中央苏区打成一片”。(22)1933年1月4日，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来电，要求红10军、赤警师和独立师积极渡河游击，环绕河口的游击战争更要积极进行，同时铅山、上铅亦必须尽可能地集中力量，迅速把苏区向信河沿边推进。各县开办训练班，大批地派人到河口及其上下数十里开展工作。(23)1月4日至8日，红一方面军取得黄狮渡、荷树铺战斗(又称黄狮渡、浒湾战斗)的胜利，结束金资战役。随后，红一方面军集结于金溪、资溪地区并以第3军团北上贵溪。
(二)闽浙赣苏区主力红军南渡与信抚苏区的开辟
还在金资战役进行之中，1933年1月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致电闽浙赣省委、省军区，要求红10军“立即转移至贵溪附近行动，并准备渡河策应方面军”。(24)这是中革军委首次明令闽浙赣苏区红军直接配合中央苏区红军作战。1月12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指出红一方面军的基本战略是从建宁、黎川、泰宁、光泽地区打通金溪、资溪、余江、贵溪地区，造成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犄角之势，使赣江以东之敌缩成葫芦状，红军经常性威胁南昌、抚州。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应将作战重心转到信河南岸，以威胁抚州，来吸引并钳制抚河敌军的左侧背，以便我方面军尽全力消灭抚河之敌”，冲破南城、南丰、崇仁、宜黄之线，“使闽浙赣与中央苏区确实打成一片”。闽浙赣苏区“应编成一部兵力活动于信河北岸，以主力活动于信河南岸，背靠着闽赣边”。(25)
1月19日、20日，红10军在贵溪县神前村改编为红11军。(26)1月22日、23日，红11军在军长周建屏和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邵式平的率领下南渡信江。1月24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向中央报告：顷奉中革军委的命令，我们决定：(1)将现在红10军改编为红11军，现在赤警师扩大成新红10军。(2)红11军成立后不日即南渡行动(现已布置了)。以新红10军巩固信河北岸苏区，与红11军呼应行动，并令各县的赤警营和连更坚决地执行进攻战略和赤化工作，以有力地呼应红11军和中央红军的行动。红11军南渡的作战和工作区域是以闽北铅山苏区为后方根据地，活动在金溪、资溪、铅山一带，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央红军，运用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互相牵制与配合的进攻战略，各个击破敌人，集结我们的力量，与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特别是抚河一带的敌军决战，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赤化信河南岸金溪、资溪、铅山一带的白区，实行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27)1月25日，红11军在贵溪县上清镇“与三十一师合编为新十一军”，随后开赴“金溪附近监视敌人”。(28)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11军与中央苏区红军一起开辟了信抚苏区。2月，红11军将资溪全部赤化，金溪、邵武、光泽及贵溪的河南地区，均赤化一部分，以方志纯为书记的中共信抚分区委和资溪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3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建立了包括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金溪的新苏区。3月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指出，闽北除向信河北岸发展，“须尽力扩大邵武、光泽、建阳及铅山、上铅苏区，新开辟的信抚分区，更应用最大力量去巩固扩大起来，这个分区是联结闽浙赣与中央区的一个重要苏区”。(29)4月3日，中共闽浙赣省委要求“在红五月中必须积极加紧巩固信抚苏区”，闽北要发展光泽、邵武、建阳、铅山苏区，“与中央、信抚苏区取得巩固的密切的联系”，“把环绕信河的敌人小的支撑点打破，使苏区向外推展出去，使闽浙赣的各块苏区与中央苏区完全打成一片”。(30)在闽浙赣苏区红军和中央苏区红军的共同努力下，信抚苏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实现了把中央苏区与赣东北、闽北苏区连成一片。
(三)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关于成立闽赣省的不同考量
在信抚苏区逐步扩大的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局在1933年2月初决定“建、黎、泰、邵(西南部)、光、两南、金、资、贵(南部)、抚为闽赣边省，成立省委，要邵式平同志即去中央局讨论工作，惟邵武东北仍应归闽北管，南丰通广昌大道仍归广昌管”，“闽赣边省须准备成立军区及革委会”。2月5日，周恩来、朱德致电周建屏、萧劲光转邵式平，刘畴西、曾洪易转闽浙赣省委、省苏，黄道转闽北分区委、分区苏，征求成立闽赣边省的意见并请将意见告中央局。(31)
闽浙赣省委、省苏接到电报后，同意成立闽赣边省，但在成立军区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闽浙赣苏区计划以红11军为基础成立红军第6军团。3月19日，中共闽浙赣省委给闽浙赣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积极的加强和猛烈的扩大红十军及十一军，闽北独立师应迅速扩大成军，在最近期内建立红军第六军团。”(32)3月21日，闽浙赣省苏维埃在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必须积极扩大十军、十一军，在最近期内闽浙赣红军应扩大成为第六集团军。”(33)4月20日，时任闽浙赣苏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向中央报告：“现在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创建宁、黎川、泰宁、邵武(西南部)、光泽、南丰、南城、金溪、资溪、贵溪、余江的南部、抚州十三县为闽赣边省，成立省委、革命委员会并成立军区，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需的。我们的意见在将来闽浙赣与闽赣边打通后，需要成立一个较大的闽浙赣军区，更能集中红军力量，使之成为方面军右翼有力的一路纵队，而获得更大胜利，这一意见已得中央局同意。”(34)实际上，中央在设立军区和成立集团军方面并没有接纳闽浙赣苏区的观点。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0次常务会议，“经详细讨论认为闽赣苏区地方广大，在政治军事上均占重要地位，争取这一广大区域成为巩固的苏区，实为夺取抚州、进攻南昌的必要条件”，会议议决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闽北苏区和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立即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35)至此，中央决定把闽浙赣苏区的闽北分区和信抚分区一并划归闽赣省，并且随后决定成立闽赣军区，红11军和闽北独立师划归闽赣省指挥。(36)6月4日，闽赣军区正式成立。(37)
闽赣省是以信抚苏区为中心还是建黎泰苏区为中心，也是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讨论的焦点。邵式平等人认为，闽赣省党政机关的驻地应设在信抚苏区中心地资溪，这代表着闽浙赣省的观点。这是因为资溪与闽浙赣苏区之间距离较近，闽赣省的党政机关如果设在资溪，有利于闽赣省和闽浙赣省两个省协同发展。但中央不赞同这一观点，而是希望把闽赣省的党政机关驻地设在黎川，这样有利于建黎泰苏区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安全。早在1933年3月，中央就认为赣北区(赣江与抚河之间，信江与抚河之间)分为赣江与抚河中间的游击区，信江以南包括金溪、资溪与光泽的三角区域，和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区。应以进攻的方式来防御金溪、资溪与光泽的三角区域，假如敌人占领了这些城市，则这个区域变为游击区，而建黎泰广昌“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这些城市必须大大的巩固起来。(38)因此，中央反对将闽赣省委机关设在资溪，认为“最适中的地点是黎川之湖坊，且较资溪城为大。闽北到湖坊并不远于资溪城多少。如在资溪城，对建泰实无法指挥，而十一军又常在金溪行动，十一军、省委、闽北三个电台都靠北边，对建泰军情将隔绝。省委军区中心完全在杉关山脉以北，从资溪城到建泰各要五天长路程，指挥不便”。因此，中央提议闽赣省委会应“在湖坊(地方甚大，群众情形要好)或黎川开，建宁电台搬去非常便利”。(39)5月17日，顾作霖、邵式平致电朱德、周恩来：“省委决设湖坊。”(40)5月25日，中共闽赣省委在决议中规定“建黎泰苏区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门户，是中央苏区与闽北、闽浙赣苏区联系的关键，是目前彻底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中心”，并提出“完成闽赣省创造七军团的任务”。(41)6月5日，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在黎川县的湖坊正式成立，邵式平就任主席。(42)7月5日，闽赣省向中革军委报告了地方武装编入红7军团的详细情况。(43)
中央苏区红军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共同实现了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成立闽赣省既是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重要成果，也是巩固这一战略成果的重要举措。但闽浙赣苏区和中央对成立闽赣省有着不同的考量。闽浙赣苏区认为，应以信抚分区为中心成立闽赣省，闽浙赣省和闽赣省共同建立大的闽浙赣军区并组建红6军团。而中央则认为应以建黎泰苏区为中心成立闽赣省，建立闽赣军区并组建红7军团，构筑强固的中央苏区北部门户。按照中央构想成立的闽赣省，实际上不利于充分发挥闽赣省和闽浙赣省在军事上相互呼应的作用，也极大地削弱了闽浙赣苏区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力量。
三、国民党的军事回应与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最终失败
国民党也始终重视对抚州东南的南丰、南城、黎川的控制和争夺，特别是“绾毂闽赣”(44)的黎川，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是进行“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战略要地。这个三角地带是抚州、南昌的东南屏障，同时控制了这一地区也可截断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
(一)国民党对闽赣省成立的军事回应
1932年12月下旬，国民党制订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计划，以主力集中于中路，目的是包围红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而歼灭之。其中，以第24师和第8师之一旅驻南城，第8师(欠一旅)驻南丰，进行两南间苏区的“清剿”并维护交通安全。总预备队第23师，控制于南城西北之藤桥附近。(45)1933年1月上中旬，江西省城南昌53个国民党团体连电蒋介石，谓：“近日赤匪乘隙倾巢进犯，陷金溪，掠东乡，占崇仁，围临川，逼近南昌，人心震动，岌岌可危，设有疏虞，赤匪且沿江顺流而下，径薄安庆，旁溃湘鄂，蔓延闽浙，东南半壁，从此休矣。”(46)1月19日，蒋介石亲抵南昌，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以陈诚的中路军10个师为主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寻找红军主力决战。2月12日，中央红军攻打南丰失败，主动撤围。随后，红军以运动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4月1日，熊式辉致电蒋介石报告赣省“剿”共失败情形，强调“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47)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使蒋介石忧心忡忡。4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甚思以后剿匪战术编制与组织有所改正，以期奏效也。战略应准备三个纵队，分置南城、宜黄与永丰三点，以待赤匪之弱点而进袭之。”(48)4月21日，蒋介石电陈济棠等详商“剿”共各部任务：“拟分别添设西、北两路，西路为何芸樵(健)驻袁州，以湘军四师及现驻赣西鄂南之部队属之；北路为刘经扶(峙)驻南昌，以抚河、信江一带之中央部队属之。”(49)对于北路军，5月8日，蒋介石决定“剿”共策略：“(一)先逐步前进，修筑据点，而以主力每日往返游行，掩护据点工作。(二)崇仁、宜黄、乐安三据点联成防守线。(三)宜黄与抚州间应速构筑据点。新淦、永丰与乐安间亦应筑据点，联成一气。(四)以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五十九、第八十、第九十各师及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六各旅为剿匪部队。”(50)5月14日，蒋介石规划“剿”共兵力部署：“令第四、七、八十、八十九等师集中江西为一路；第六、二十一、七十九等师集中闽北为一路；第九、十一、十四、五十九、九十各师为一路；以独立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六各旅为预备队，或以第五师与独立三十二旅为一路。”(51)蒋介石以金溪、黎川为线将北路军划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以陈诚为总指挥，东区以赵观涛为总指挥。赵观涛统第4、5、6、21、53、79师等及张彬、谈经国两旅，负责“清剿”赣东北和赣东地区。赵观涛又将东区划分为4个区：邢振南为第一区指挥官，樊松甫为第二区指挥官，李蕴珩为第三区指挥官，周浑元为第四区指挥官。(52)上饶、横峰为第一区，以第4师为主，第21师为辅；弋阳、贵溪为第二区，进攻主力为第79师；乐平、万年、余江迄东乡为第三区，以第53师为主力；自贵溪、余江南岸抵硝石为第四区，以第5、6师为其主力，限3个月完全肃清。实行碉堡战术，“七九、五三两师完全采用步步为营，建筑碉堡”。(53)
国民党军队以碉堡战术“围剿”苏区，最早是国民党陆军第18师第52旅旅长戴岳在1930年进攻闽浙赣苏区时开始实施的。1933年6月在研讨第五次“围剿”方略时，蒋介石将碉堡、公路联系起来，并将其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地位。早在1932年6月11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54)1933年6月24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剿匪以逐步推进交通、碉堡为本。”(55)7月1日，蒋介石电示驻扎赣东的第4师师长邢震南：“以后进剿，应以匪首与匪之主力为目标，各处应多筑碉堡。”7月19日，蒋介石电陈诚、薛岳，要求棠荫、枫林碉堡应指定部队限期筑成。8月7日，蒋介石电第8军军长赵观涛：“嗣后希设法在信河以南各地区及蒲城、崇安等处，奖励人民筑堡，并训练坚壁清野之法。”(56)蒋介石调军队加强赣东的军事力量，并加快构建对闽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的碉堡公路封锁线。蒋介石令柳维垣筹设碉堡局，“专司其事”。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第二处下设碉堡课，“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碉堡课统计在10月份之前赣东、赣东北15县修筑的碉堡数共有389座，10月又建成33座，在建的有180座。
11月，碉堡课把江西苏区划分为8个区，其中赣东、赣东北有3个区。南城、南丰、宜黄、黎川、资溪、金溪为第三区，目的是“使赣闽边区之匪不能北犯，并制止其活动”。该区构成金溪、南城、宜黄、南丰、黎川相互间碉堡群，巩固硝石、棠荫、凤岗封锁线，巩固南城以南的交通线，增筑硝石、上坑、里塔、棠荫、凤岗间不完备之要点。贵溪、弋阳、铅山、上饶、广丰、玉山为第四区，目的是“割断闽西与赣南之匪而封锁之”。该区于信河南岸择要增筑，向德兴方向逐渐增筑，设法与建阳、开化取得联系，巩固信河交通，缩小赣东苏区。浮梁、乐平、德兴、鄱阳、万年、余江为第五区，目的是“使方邵匪部不敢西窜”。该区选择交通要点及重镇，构成重层之封锁线，形成包围状态并设法与婺源取得联系，后方重要地点逐渐增筑碉堡，构筑碉堡群。(58)
(二)闽赣省和闽浙赣省主力红军的军事部署与变更
自第四次“围剿”东黄陂战后，国民党留5个师集中崇仁附近监视红军主力，抽3个师东去，汇合第4、21、53师及张彬、谈经国两旅，先“清剿”闽浙赣苏区和闽赣苏区。第6师集结南城，第5师主力集中浒湾，第79师到赣东北。(59)1933年6月间，国民党军进攻闽浙赣苏区甚为积极，“第五十三师克枫林街、株林村、富林，毁伪机关，擒伪苏主席陈耀庭等；第四师破匪众于王家店，进取葛源，焚其巢；第二十一师进余家，败匪于西童鹰山嘴；第七十九师进佛母岭、下周坊。各路部队皆致力于建碉筑路，封锁压迫”。(60)闽浙赣省的主力红军是新红10军，省委、省苏与省军区“利用过去经验，一切都实行全线出击，与组织运动的防御战，以便主力随时可以打击敌人弱点，以致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61)
闽赣省的主力红军是红7军团，“原十一军改为七军团十九师，闽北独立师及邵光独立团合编为七军团之二十师”(62)。6月4日，闽赣军区军事部部署“十九师全部集中力量打击进攻硝石之敌，十九师已到资溪桥以北相机行动，决调邵光独立团以龙安镇为基点，向大洋源之线运动”。(63)6月5日，闽赣军区决定，闽北独立师及邵光独立团改编为两团，“在必要时该两团须集中配合十九师打击进攻黎川或资溪之敌”。(64)6月7日，闽赣军区认为，目前主要战区是南城、南丰。除第19师外，调建黎泰独立师第1团、黎川独立团、邵光独立团，配合第19师全线出击，消灭西南敌人一翼，统一由周建屏、萧劲光指挥。(65)6月27日，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省委书记曾洪易致电中革军委：“方面军应大部出动于抚河以东广大地区，以迅速顽强手段消灭白军第五师、第六师以及其增援队。这一行动的意义不只是扩大与巩固了闽赣苏区，以及闽浙赣苏区打通成一片，更是第十军、第十一军好配合方面军行动，同时断绝信河抚河的交通运输线，威胁了南昌、抚州，动摇敌人作战侧后方，特别是增加了敌人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困难，粉碎了敌人新的进攻企图，打击敌人，牵制与呼应部队。”(66)在6月期间，闽赣省和闽浙赣省的主力红军实现了军事上的协同配合。
但闽赣省和闽浙赣省的军事行动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打乱。6月上旬，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红一方面军在6月、7月进行分离作战，以红5军团组织东方军。第一阶段，东方军以清流为总方向，7月末完成在清流、宁化、归化区域的集中。红7军团在泰宁、将乐方向进攻敌人。第二阶段，东方军以将乐为总方向，8月初与红7军团在邵武会师。第三阶段，东方军向资溪、金溪及抚州以北进攻，红7军团从建宁、泰宁与广昌区域向新丰街、南城方面至抚河进攻敌人。(67)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为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拟改令红3军团做东方军的基干，红7军团第19、20师和闽赣省地方部队等归东方军统一指挥。(68)7月1日，东方军成立。随后一段时间里，红7军团的主要军事行动是在泰宁、将乐一带配合红3军团执行中央制订的夏季作战计划。7月5日，朱德、周恩来指示“十九师如未能相机袭击将乐，应即切断将、泰、顺交通，调动刘逆，并策应三军团。如取归化不仅过河，且难于策应黎、建，东取沙县，逼延平，军委不赞成俟取得泉上、归化与连城之敌不来增援时再决定”，并要求叶剑英当日晚速电令“十九师即受彭、滕直接电令指挥”。(69)
(三)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失败
东方军从1933年7月初入闽作战，到10月初撤回，历时3个月。虽然也打了一些胜仗，但从战略上讲是失败的。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做法，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70)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分离作战计划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就不同意苏区中央局的部署。针对闽浙赣苏区主力红军面临的军事压力和闽赣省成立后的形势，6月18日，周恩来、朱德提出“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敌第五、第六两师又志在黎川、资溪，方面军以一部配合十九师先消灭敌第六师”。在消灭敌第6师后，“七军团大部则转至金资地区或经光泽转至铅山南部首先消灭敌廿一师散在铅山附近各部，然后再转入金资”。(71)但是，6月22日，苏区中央局指出周恩来、朱德的计划是不适合的，认为周恩来、朱德的计划“仅侧重闽赣、闽浙赣方向，而对东南、西南战线将来无重大影响”。(72)
在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国民党“集中四师四旅的兵力来进攻闽浙赣苏区”(73)，闽浙赣省主力红军疲于应对国民党军的“围剿”。有学者称1933年5月至10月间为国民党军对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74)1933年7月13日，时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的曾洪易致电朱德、周恩来：“11日来电收阅，此间工作当遵照指示执行。首先求得消灭七十九师一部，为当前最主要战斗任务。最近，因畴西在前方与十军的同志对七十九师的进攻战略攻击不足，致等待敌人前进而战斗，现已要求他们坚决纠正。”(75)这里谈到的“等待敌人前进而战斗”，实际上主要是由于闽浙赣苏区的新红10军没有主动进攻的军事力量。闽赣省的红7军团也只是处于东方军作战的辅助地位。1933年7月26日，上海中央局要求“当三军团还没有在8月初重新转向北方进攻的时候，七军团不应与敌人有大规模的冲突。这时，他的任务是：(甲)如泰宁尚未取得，则应取得之。(乙)向泰宁之北威胁，以便消灭一部分与我兴国力量作战的敌人。在8月初应以小的部队企图取得将乐与顺昌之间的金溪北岸，以便在三军团来到的时候容易渡河”。(76)这一时期，闽浙赣省和闽赣省主力红军都无所建树，错失了巩固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成果的宝贵时间。
而此时的蒋介石一面从容在庐山大办军官训练团，一面构筑碉堡，调遣军队，巩固阵地，准备新的进攻。1933年7月15日，蒋介石电“剿匪”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第六师即可照原定计划，移驻金溪。”7月17日，蒋介石电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陈诚、薛岳，第5、6两师应限期到达硝石、资溪与金溪游击，暂归军长周浑元指挥，第6师现在驻地由薛岳派队填防。7月19日，蒋介石电陈诚、薛岳，第5、6两师，应全速赴金溪、硝石一带，不得再误时机。8月16日，蒋介石电熊式辉等指示北路军进剿战斗序列，“以刘峙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下设三至四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8月下旬，蒋介石得报红3军团现由闽西向北移动，第1、5军团由永乐以南向东移动，第7军团向黎川增兵，樟树骤增共军万余，研判其对赣东必有企图。8月25日，蒋介石电熊式辉、贺国光，令第5师主力暂移南城，第6师主力暂移金溪，增修金溪防御工事，储备粮弹，准备坚固防守。(77)9月28日，蒋介石下令攻占闽赣省首府黎川，连接堡垒线，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也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年底，邵武、光泽等地失守，闽北分区、信抚分区与闽赣省的联系被阻断。信抚分区各地相继丢失。1934年1月初，闽北分区重归闽浙赣省管辖。至此，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最终失败。
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由闽浙赣苏区实施，方志敏等人着力从闽北和信河南两个方向推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闽浙赣苏区的军事力量薄弱，远没有实现这一战略。闽浙赣苏区提出，中央苏区要为他们提供军事上的帮助。第二阶段由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共同实施。1932年，毛泽东等人积极主张与闽浙赣苏区一起实施打通中央苏区战略，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至12月，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建黎泰战役和金资战役。到1933年年初，在闽浙赣苏区红军和中央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实现了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随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划出闽浙赣苏区的信抚分区、闽北分区与中央苏区的建黎泰新苏区组建闽赣省，原闽浙赣苏区的重要领导人邵式平被任命为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主席，万永诚、周建屏、黄道、方志纯、邹琦、黄立贵、萧韶等一批原闽浙赣苏区的重要干部亦调闽赣省工作。可以说，闽赣省是从闽浙赣省中分离出来的，也是闽浙赣苏区发展史上的最辉煌时期。
闽赣省的成立引起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积极回应。1933年5月至9月间，国民党实施对闽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切割和“围剿”新战术的预演。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之初，国民党选择首先占领闽赣省省会黎川，闽赣省的管辖区域不得不南移，标志着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最终失败。国民党实施“围剿”新战术是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失败的重要原因，另外，中共在闽赣省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失误也是重要原因。不管是把闽赣省省会设在建黎泰分区的黎川而非信抚分区的资溪，还是组织东方军而错失巩固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局面的宝贵时间，都表现中共“左”倾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是以“防御式的内线作战”代替“进攻的外线作战”。(78)而且，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毛泽东后来批评“左”倾领导人“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79)这一批评是实事求是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闽浙赣苏区和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重视。
①杨子耀：《闽浙赣(赣东北)苏区后期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刘佩芝：《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关系的历史考察》，《党史文苑》2016年第12期下半月。
②《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并红十军前委的信》(193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0页。
③《中共赣东北特委通告(第八号)》(1931年2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④《关于苏维埃工作——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决议之三》(1931年5月9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82页。
⑤《中共赣东北特委第三次常委会决议案》(1931年6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233页。
⑥《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8页。
⑦《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接受中央九月二十二日政治决议的决议》(1931年12月10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19-420页。
⑧《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75页。
⑨《中共赣东北省委给闽北分区委的指示信——关于赣东北与闽北苏区打通问题》(1932年4月17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523-524页。
⑩《五个月工作计划(从七月到十一月)——分区委执委扩大会通过》(1932年7月4日)，《闽北党史文献》第2集，中共福建省建阳地委党史办等编印，1984年，第185-187页。
(11)《中共赣东北省委给河南分区委的信》(1932年6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12)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1922-198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
(13)《涂振农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1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96-197页。
(14)《中共赣东北省委致中央的信》(1931年12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2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7页。
(16)《建黎泰战役计划》(1932年10月14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1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730页。
(17)《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43页。
(18)《建黎泰战役计划》(1932年10月14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11卷，第1731页。
(19)《中共赣东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1月9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55页。
(20)转引自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闽北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21)《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1932年11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22)《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用实际行动纪念广州暴动》(1932年12月10日)，《方志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5页。
(23)《中共闽浙赣省委紧急秘密通知(省字第一号)——执行彻底打通闽北中央苏区的紧急斗争任务》(1933年1月4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59页。
(24)《周恩来朱德致闽浙赣省委、军区电——令十军开赴信河南岸策应一方面军行动》(1933年1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38页。
(25)《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闽浙赣省委省苏电——十军作战重点应转信河南岸与中央红军协同动作》(1933年1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550页。
(26)《江西党史资料》第24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印，1993年，第180页。
(27)《中共闽浙赣省委向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95-296页。
(28)《红十军渡河后整编计划及敌十一、十四师情况和我军行动部署》(1933年1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11卷，第1991页。
(29)《闽浙赣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听了省苏执委工作报告后的决议案》(1933年3月23日)，《闽北党史文献》第3集，中共福建省建阳地委党史办等编印，1984年，第99页。
(30)《中共闽浙赣省委关于红色五月工作的决议——决定红色五月为突击月》(1933年4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33-434页。
(31)《周恩来、朱德致电周建屏、萧劲光等征求成立闽赣边省的意见》(1933年2月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印，1990年，第20页。
(32)《中共闽浙赣省委给闽浙赣省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1933年3月19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65页。
(33)《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案》(1933年3月21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73页。
(34)《曾洪易向中央的报告》(1933年4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44页。
(35)《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会》，《红色中华》第74期，1933年4月29日，第1版。
(36)《周恩来致闽赣省委电：中央局同意肖劲光任闽赣军区指挥兼政委》(1933年5月2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28页。
(37)《邵式平致朱德、周恩来等电——关于邵式平代理闽赣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报告》(1933年6月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40页。
(38)《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3月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22页。
(39)《周恩来致中央局并转顾作霖、邵式平电——关于闽赣省委驻地的建议等》(1933年5月1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27页。
(40)《顾作霖、邵式平致朱德、周恩来电——关于成立军区解决指挥及政委的报告》(1933年5月1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28页。
(41)《中共闽赣省委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建黎泰党的任务》(1933年5月2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35、36页。
(42)《闽赣省革委会成立了》，《红色中华》第84期，1933年6月11日，第4版。
(43)《顾作霖、邵式平致项英、朱德、周恩来电：关于红七军团之编制及装备的报告》(1933年7月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63-64页。
(44)《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199页。
(45)王多年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第3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177页。
(46)《赣匪逼近南昌》，《大公报》1933年1月19日，转引自《江西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印，1991年，第206页。
(47)《熊式辉报告赣省反共失败情形及请速调部队赴援致蒋介石等密电》(1933年4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48)《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3年4月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49)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9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453页。
(50)《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3年5月8日。
(51)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2014年，第91页。
(52)《国民党军围攻赣东北苏区纪略》(1935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第435页。
(53)《刘畴西曾洪易致中央军委、项英、朱德、周恩来电——赵观涛进攻我苏区之计划》(1933年6月23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639页。
(54)《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2年6月11日。
(55)《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33年6月24日。
(5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4册，第124、135、151页。
(57)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编印《碉堡业务报告书》(1934年12月)附表《江西各县碉堡数目统计表》(1933年10月份)整理而成。
(58)《碉堡业务报告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编印，1934年12月，第4-7页。
(59)《周恩来、朱德关于敌人向闽赣苏区进攻策略分析的报告》(1933年6月17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11卷，第2288页。
(60)《国民党军围攻赣东北苏区纪略》(1935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第435-436页。
(61)《曾洪易刘畴西致项英朱德周恩来电——关于粉碎敌人进攻的部署》(1933年6月9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638页。
(62)《军委关于改编红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1933年6月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45页。
(63)《余泽鸿致项英、朱德、周恩来等人电：关于闽赣军区军事部署的报告》(1933年6月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41页。
(64)《肖劲光致朱德、周恩来等人电：对军事部署之补充意见》(1933年6月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44页。
(65)《顾作霖、邵式平致朱德、周恩来等人电：闽赣军区关于作战部署的报告》(1933年6月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第46页。
(66)《刘畴西曾洪易致中央军委电——对敌新进攻计划之对策》(1933年6月27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640页。
(67)《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1933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2688-2691页。
(68)《中共中央局关于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战计划指示的布置致朱德、周恩来电》(1933年6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2668页。
(69)《朱周对三军团和十九师作战部署的指示》(1933年7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11卷，第2336页。
(70)《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5页。
(71)《周恩来、朱德关于作战具体部署致中央局电》(1933年6月18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11卷，第2293页。
(72)《苏区中央局对新作战计划之意见致周恩来电》(1933年6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2674页。
(73)《中共闽浙赣省委关于空前紧迫的民族危机和我们党当前的紧急任务底决议》(1933年6月29日)，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75页。
(74)《“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75)《曾洪易致朱德周恩来电——为消灭七十九师一部的报告》(1933年7月13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647页。
(76)《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红军作战部署和任务的指示》(1933年7月26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2726页。
(77)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4册，第134、135、158、159页。
(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73页。
(7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