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探讨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经典，其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大政府的观点，并详细比较分析了建立现代政府的几种模式，主要包括：传统君主制、军人政权、列宁主义革命党。很难得的是，亨廷顿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在自治传统中形成的政治制度未必适合需要强大政府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人局限于自己的政治经验，往往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重建政治秩序的艰难。
亨廷顿甚至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政治体制面临着权威的集中、机构的分离和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的需求。看来最适合于同时实现三方面目标的制度是一党制”，进而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学习政治经验，最好去莫斯科或北京，而不是华盛顿。[1]或许在经历过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目睹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治重建的艰难，目睹埃及激进穆斯林兄弟会选举获胜又引发军事政变，目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极端伊斯兰国的兴起之后，人们能够更加理解这位杰出政治学家的深刻洞见。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彻底的政治崩溃，长期陷于战乱之中，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崩溃和试图重建的痛苦挣扎的历史。从建党、建军到建国的政治重建道路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列宁主义革命党模式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一模式最终胜出，也是几种其他模式先后失败的结果。中国曾先后尝试亨廷顿提到的几种主要模式，清王朝、民初议会制、北洋军人政权都试图应对现代化挑战，但都失败了。
一、旧王朝、议会民主和军人政权的先后失败
传统君主制很难适应现代变化，事实上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的君主制经过重大变化后幸存，法国、德国、俄国以及中国等多数国家的的君主制都在现代化过程中覆灭。自1940年鸦片战争打破清王朝的封闭以后，古老中国就被卷入到现代世界的残酷竞争当中，清王朝虽然通过洋务运动迎来了所谓“同光中兴”，但日本的迅速崛起使中国生存的外部环境大大恶化，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引来列强跟进的瓜分狂潮。清政府未能通过戊戌维新走上自强之路，反而想依靠义和团“灭洋”，招致八国联军侵华和最屈辱的《辛丑条约》。或许强大先进的大英帝国能够给王室带来足够的荣耀，落后国家的君主制则很难在列强不断羞辱中保持权威，在晚清新政中苟延残喘十年之后，这个遭到普遍厌恶的满族政权终于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覆灭。
1912-1913年议会民主制的短暂尝试更难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制需要广大人民全面深入的参与，在多数人缺少民主理念的情况下，民主制很难运行，即使勉强运行，也很难担当发展中国家迅速追赶、摆脱落后的艰巨任务。民初议会制度只是几种政治力量的脆弱平衡的产物，并没有社会基础。辛亥革命以后全国陷于分裂状态，参与推翻清王朝的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地方实力派的力量都不足以武力统一全国，只好接受议会制度作为分享权力的妥协机关。一旦平衡被打破，北洋派镇压二次革命后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议会制度就会被轻易推翻，建立起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民初议会政治很难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军人政权也许是可能成功的政治重建模式。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成了全国瞩目的救星，他是当时中国最大军事力量——北洋派的领袖，只有他能够使中国在短期内恢复统一。在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确实在1914-1915年基本恢复了国家统一，各省的税款开始上缴到中央。梁启超等对袁世凯寄予很大的希望，期待他领导中国通过开明专制道路走向富强。袁世凯也许有机会象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或者韩国的朴正熙将军一样，通过军人集团的力量建设现代国家政权。但是军人政权在土耳其或韩国这样较小的国家重建秩序相对容易，但是要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建立秩序则很困难。《史记》卢绾列传中记载刘邦把从小一起长大的密友卢绾封为燕王，不料卢绾从长安到燕国后，竟很快起了异心，走向反叛。[2]袁世凯复辟帝制后，蔡锷在遥远的云南起兵反袁，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众将大多在各地坐观胜败，不为袁世凯出力。结果袁世凯不仅没有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英雄，反而在各派力量群起反对中身败名裂而死。
袁世凯死后，最大的军事力量北洋集团分裂，中国在政治上彻底破碎，陷入最黑暗的军阀混战当中。政治规则倒退了几千年，回到丛林部落时期，暴力成为唯一的政治语言，有几千条枪可以占据一个省，有百条枪可以占据一个县，有几条枪可以占山为王、横行乡里。土匪消灭不了就收编为正规军，正规军打了败仗也可以变成土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攻占北京后，成了国家元首。虽然名义上有国会、省议会、县议会，但都不过是军阀手中的玩物，在无数大大小小军事势力的混战之中，看不到恢复国家统一、重建政治秩序的希望。
二、列宁主义革命党和苏联道路
正当中国在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政治崩溃中痛苦挣扎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创建了红军，建立了新的国家——苏联，于是一条新的道路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俄国是欧洲相对落后的大国，国情和问题与中国有相似性，这是俄国政治道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基本原因。列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沙皇退位后的政治崩溃中重建政治秩序，如何让俄国迅速摆脱落后地位，如何避免严重贫富分化，他主张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达到目的，而实现目标的组织工具就是列宁主义革命党。
二十世纪初，俄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列宁这样的社会革命者，但是他们很分散，形不成很大的行动力量。列宁在1902年发表《怎么办》，主张建立统一组织。1903年各地代表聚会布鲁塞尔，会上在讨论党章时，列宁主张党员应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和好友马尔托夫发生激烈争论，最终引发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当时俄国社会革命者群体只是一个小圈子，彼此都比较熟悉，列宁固执己见、引发分裂，让很多人不理解。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中央集权的革命党理论。列宁批评某些人“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认为他们“到处拚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的，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组织的瓦解”。列宁自己“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中央机关应该“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已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3]
很显然，列宁政党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必须有执行力，只有权力集中、纪律严格才能有执行力，否则就只是知识分子的清谈俱乐部。列宁不仅提出理论，还实际组织领导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人数不多，但组织非常严密。一次大战期间，俄国连吃败仗，沙皇被迫退位，国家陷入政治崩溃，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都积极竞争政权，此时布尔什维克虽然只有几万人，却具有极强的执行力，最终赢得群众，建立红军，统一国家，创建了苏联。
同时要指出的是，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虽然强调集中和纪律，但同时也尊重党内民主，党在决议之前可以自由讨论。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重要领导人经常和列宁公开争论，比如在是否十月革命、是否与德国签订和约等重大问题上都发生过激烈对抗，列宁通常可以靠多数票通过自己的想法，有时也会遭遇挫败，并不能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可以说，列宁式民主集中制革命党是一种兼顾两个方面的现代政党，民主是其现代的一面，集中又比较适应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这种富有弹性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很有生命力。
亨廷顿对列宁的政治探索有很高评价，他认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政治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宗教的、民族主义的、阶级的——都能把新的参与者带入政治，但是只有共产党人才一贯表现出有能力去组织和规划这种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4]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著名思想家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罗素于1920-1921年到中国讲学。他经过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在离开中国前夕的临别讲演中提出，中国很难走欧美道路，苏联道路更适合中国。罗素认为中国不具备直接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熟悉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罗素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勇敢坚强的革命团体：“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5]
在现代中国政治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特别的情况，1921年新建立的共产党和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都试图学习列宁开创的建党、建军、建国的苏联道路，都采用了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个政权为争夺重建中国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始终缠斗在一起，以至于如果不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则很难揭示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逻辑。
三、建党——共产党的组织成长与国民党的派系纷争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很快认识到了苏联道路的价值，他虽然不接受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但对列宁的革命党组织模式却极为推崇。事实上，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惨败之后，孙中山就痛感国民党一盘散沙，所以他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服从他，但黄兴等民主革命家认为这种近于会党的形式有损人格，因而拒绝加入。列宁主义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显然更符合现代原则，孙中山听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解之后，大为钦佩，请鲍罗廷帮助准备召开国民党一大，按照列宁主义革命党模式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反复强调，改组的目的是要建立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党，党员要牺牲个人自由，党要象军队一样。他在1月20日开会词中说：“如果个人能够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方能得自由”，“等到全党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后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本党以前的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各位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6]他在1月30日闭会词再次强调：“本党党员从前看见政纲有不对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纲相矛盾，这是本党自乱的大毛病”。“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士兵的都要服从，照原来的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如果一部分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以后要我们的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7]蒋介石也认为：“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纪律严重，使同志有纪律行动。这才是最大的帮助”，“没有纪律，团体便没有用。各种帮助中，最好是这一种。”[8]
但是，国民党改组刚刚一年，孙中山就于1925年3月去世了。国民党失去领袖，立刻陷入分裂状态。虽然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号称重新建党，但实际上国民党的核心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就形成了，早期的财政基础是海外华人，很多元老如邹鲁、谢持等对学习苏联并不认同，孙中山在世时就有争论，孙中山刚去世就出现了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到1927年又出现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的分裂，国民党第一步建立组织严密的党就没有完成，长期陷于派系纷争之中。
中国共产党没有历史包袱，没有象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那样不承认列宁主义原则、闹分裂的派系。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是完全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建立的。但是，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即使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们，要想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这种政党形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的问题是，何时需要民主？何时需要集中？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握？如何建立铁的纪律，同时又保持党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特别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党员从大概一千人在一年之中增加到一万人，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到1927年五大前后中共党员猛增到约六万人。但是，党员的迅速增加并不等于组织的强大，甚至可能带来组织的混乱，短时间内蜂拥入党的新党员难免泥沙俱下，很多人只是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情况下寻找个人出路，并没有坚定的信仰和组织训练。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发现大批涌入的党员中有很多不合格，于是连续发动清党，1919年清党开除14万党员，占总数五分之二；1921年清党开除17万人，占总数四分之一。[9]中共成立之初，党组织一直比较宽松，纪律要求并不严格，党员中知识分子比重很大，在民主和集中之间还是更偏向民主。党组织从未大规模清党，党也很少处罚党员，很多党员并不严格执行党的决议，这在1927年上半年国共分裂前的混乱局势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当时党中央认为有些地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过于激进，要求地方干部纠正，很多干部都自行其是，拒绝服从中央，比如赣州著名工人领袖陈赞贤。据陈奇涵回忆：“党已发觉陈赞贤同志和赣州工潮的‘左’倾错误，决定要分别解决。但是，陈赞贤同志固执己见。虽然陈赞贤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肯执行党的决定，使结果适得其反。当时党要陈离开赣州城，到江西省委去。然而陈不接受省委意见，又私自回到赣州去。”[10]1927年3月陈赞贤在赣州被杀害，是国共冲突激化、蒋介石走向反共的重要标志。
1927年党组织的混乱是很明显的，整肃党纪成为中央十一月会议的重要议题。周恩来说：十一月会议“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11]连周恩来都觉得新鲜，说明以前确实很少整肃纪律。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主要是处罚被认为违反政治纪律的高级领导人。其中，“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张国涛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12]
自此以后，中共的党纪日益严格，陈独秀、彭述之等先后被开除党籍。到了苏区和红军肃反时期，违反组织原则就不止是被开除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党纪之森严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以党建国的模式中，是先建立党内政治秩序，然后通过党来建立国家的政治秩序。在建立党内秩序方面，共产党远比国民党成功。
四、以党建军——国民党派系战争与红军崛起
在建党、建军到建国的三部曲中，建军是关键的一步。在军阀混战、暴力充斥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治话语权，就等于退出政治舞台。孙中山饱尝没有军队的痛苦，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立即着手建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还不是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如毛泽东。但依靠黄埔军的崛起，蒋介石在几年内上升为国民党领袖。那些没有军队的政治派别，比如脱离共产党、称红军为土匪的陈独秀派，还有胡适等人的自由派，则在政治上很难有所作为。
但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派系中，只有黄埔系是国民党改组后建立的，算得上以党建军，称得上“党军”。其他军事派系都形成于改组之前，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等的广东军队和孙中山关系较深、革命性较强，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就要差一些，唐生智的湖南军队就差更多了，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都起源于北洋派，东北军在北伐战争中甚至是敌对的军阀部队。这些军事派系主要以私人关系结合，军队主要服从派系领袖，只是把党当做一块招牌，党纪更无从谈起，所以常被称为新军阀。国民党自称“党国”，实际“军国”的色彩很浓，但又不是统一的军人政权，而是各派系合作的联合军人政权。
国民党的作用，是为各派军队合作提供一个上层政治结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强大到足以消灭所有其他派系，真正统一中国。北伐战争期间，本来蒋介石是以军权挑战党权的代表，甚至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但到1927年8月，他却成了挽救国民党的英雄。蒋介石在徐州战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为了党的统一、为了南京和武汉两政府的合并，愿意牺牲个人权位，主动下野。
这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说明他不是简单的军人，很有政治头脑。蒋介石明白，单靠南京政府的军队，短期内不仅不能消灭其他军队，统一国家，反而可能遭到各派军队围攻而失败。当时白崇禧说，南京政府的骨干部队，只有黄埔系第一军的八个师和桂系第七军的六个师，总共六万多人。[13]蒋介石刚宣布下野，孙传芳即率五万多人破釜沉舟、过江猛攻南京，形势一度极为险恶，南京政府办事人员已经开始逃亡。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率第七军和第一军经过血战，勉强消灭了孙传芳部队，但要靠这六万多人统一中国，短期内是绝不可能的，何况桂系和黄埔系本身也矛盾重重。
蒋介石认识到，党仍然是很有用的，只有依靠党的结构才能号令其他军队，进而统一全国。即使他后来驱逐苏联顾问、甚至与苏联断交，但从未放弃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蒋介石为了国民党的统一表面上牺牲自己、自动下野，可以在党内赢得更高的声望。他知道自己虽然暂时下野，但还会以更高的姿态归来，国民党离不了他。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领袖虽然资历很高，但是没有自己的军队，其他军队领袖不会真正敬畏他们，而蒋介石有自己的黄埔系军队，这支年轻的军队正越来越强；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冯玉祥等虽然有自己的军队，但他们在国民党中资历很浅，不可能超越蒋介石，他毕竟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老党员。《大公报》报道1927年蒋介石下野准备去日本之前，白崇禧、蔡元培、孙科、朱培德、何应钦等都到上海“恳切挽留，但蒋行意甚坚，无可挽留”，[14]报刊上也纷纷发表挽留蒋的文章，其声望比反而比下野之前更高。所以蒋介石在1927年、1931年和1949年三次下野，但总会回来，他以黄埔系军队为后盾，挟国民党中央以令诸侯，在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陈铭枢等军事派系的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国民党军队持续不断的派系战争给红军的崛起创造了机会，中国共产党早期是个知识分子为主的团体，并不重视军队，但自从在1927年的血雨腥风中走上武力争雄的道路后，建立红军成为最重要的任务。1936年主力红军四万人汇聚陕北的时候，白区党组织大部损失，此时几乎整个党都在红军当中，绝大部分党员都是红军，可以说是党军合一。
红军是由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它的来源和组织系统始终统一。大多数主力红军都是中共中央直接派人领导创建的，这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先有自己的军队、后加入国民党完全不同。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发动南昌起义，失败后余部由朱德率领，成为中央红军的一个来源；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余部成为中央红军的另一个来源；中共中央先后派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等到鄂豫皖整编游击队，创建了鄂豫皖红军；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西，创建了湘鄂西红军。
当然，红军当中也有所谓“山头”，但红军的山头和国民党军的派系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蒋、冯、阎、李、张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血战，而红军的山头之间最多只是闹意见而已。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之间，鄂豫皖红军的31师和32、33师之间，湘鄂西红军的二军和六军之间，都闹过意见，但也都比较容易就克服了。即使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1935年在草地分裂之时，双方情绪非常激烈，徐向前仍然脱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15]双方只是气哼哼各自走路，并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红军是彻底的党军，各级党组织是红军的灵魂，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是红军的原则，红军在运作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探索，在中共政治制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红军创建初期，红军的权力结构还是偏于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
在1929年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中的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16]
但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民主也会带来副作用，特别是红军中多数是不识字的农民，运行民主制常遇到难以预料的困难，有时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这决定了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不容易长期保持。1928年7月，来自湘南29团过不惯井冈山艰苦生活，思乡心切，到酃县后“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枪支虽较少，作战能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17号由水口动身，向湘南进发，24号到达郴州，与范石生部激战，初胜后败。二十九团系湘南农民，全部溃散。二十八团当时也打坍了，死伤数十，枪支损失六七百枝。”[17]在这次失败中，井冈山的军事力量损失了三分之一，根据地几乎垮台。
毛泽东等人逐渐认识到分权式民主制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开始倾向于集中权力，但朱德为代表的多数人仍坚持分权和保障民主气氛。两派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再加上刘安恭、林彪等的激烈言论，终于在1929年春夏之交引发了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朱毛之争”。当时红四军民主气氛很浓，支持朱德的人占有优势，其结果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实际上被赶出了他亲手创建的红四军。
但是，在红四军选举中失败的毛泽东却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通常认为周恩来是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但在这一时期，周恩来比毛泽东更坚决、更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度民主。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和内部纷争的报告，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不仅明确批评朱德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且认为毛泽东也没有勇敢地捍卫集权制：“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18]
在中央的支持之下，毛泽东重回红四军，于1929年12月组织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红军走向集权的关键一步，而政治委员制度的贯彻意味着权力逐步集中于政治领导人，“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这种体制之下大大强化了。于此同时，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却逐渐缩小，后来被中共中央命令取消，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19]1930年以后，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大，权力集中于政治领导人的趋势不断加强，一直到政委获得了超越集体领导的“最后决定权”，有时在集权过程中甚至引发残酷的代价高昂的肃反。经历血与火的锤炼之后，红军终于成为高度集中统一、具有铁的纪律和强大精神力量的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五、以党建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挑战南京政府
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指出，建党的目的是以党建国，甚至一段时间内还要“党在国上”，并形象地把党比作建国工人的临时工棚，这就是国民党“党国”思想的来源。他在1月20日发言中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时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但此说初听之，似甚骇人听闻，其实现在我们何常有国，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鼓掌）。如今日上海、广州常见之青草地上起洋楼，必先经过一棚寮时代，此棚寮即用以储置建筑材料与工人聚居之所，由此乃可以建筑洋楼。中国现有好多人不明革命党之用意，即如羡慕洋楼者，见棚寮而厌之，不知无此棚寮以储工具材料等物，则所羡慕之洋楼，只是空中楼阁，永不能实现，故当洋楼尚未造成之前，此棚寮实为至可宝贵之物（鼓掌）。党之于国家，即如棚寮之于洋楼，党有力量可以建国，故大家应有此思想与力量，以党建国（鼓掌）。”[20]
孙中山这段话，只有结合中国历史和他的军政、训政、宪政思想才能理解，他实际上是把“党国”看做是从“家国”到“民国”的过渡阶段，所以把党比作建国工人的临时工棚。中国历史上政权是属于私人的，即所谓“家天下”，唐朝属于李家，宋朝属于赵家，明朝属于朱家，清朝属于爱新觉罗家，人民从不是国家的主人，从来没有执政的经验和训练。孙中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实行民主制是不可能的，需要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先建立一个党，然后依靠党建立“党国”，通过军政、训政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条件成熟以后再实行宪政，建立完善民主制的“民国”。
但是，以党建国的道路，是先有党纪，后有国法。国民党只有一个表层机构，是不同军事和政治派系的松散结合，难以建立真正的党纪，也就难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于是，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广东是陈济棠的地盘，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东北是张学良的地盘、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四川是刘湘等的地盘，贵州是王家烈的地盘，云南是龙云的地盘，等等。名义上他们都是国民党员，都服从党国，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王国的国王，实行不同的制度，甚至发行不同的货币，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是蒋介石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控制的。
当然，经过多年苦战，中央军取得了明显优势，南京政府的控制力越来越强，1935年法币发行是一项重大成就。蒋介石依靠国民党这一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依靠以黄埔军这支“党军”为核心的中央军，似乎也有机会削平各路诸侯，完成国家统一和重建，建立货真价实的“党国”。但是，他必须面对两大挑战：一个是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另一个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
从1929年到1931年，红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队激烈混战的机会，迅速发展壮大，发展到十几万人，控制了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几片不小的区域，苏区人口达到数百万，中共在各苏区建立起革命政权，成了执政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政府主席。
建国的决策实际上来自共产国际，当时中共并没有很成熟的领导核心，无论是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央，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央，还是向忠发、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央，都没有很高的威望和能力，只有共产国际在全党享有无可替代的威望。1929-1930年红军和苏区迅猛发展，1930年初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了农村武装斗争的要素，半年以后斯大林也认识到这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当面指示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要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21]并通过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把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红军和苏区。此时，李立三等却命令红军脱离苏区，进攻武汉等大城市。
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改组中央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把革命重心向红军和苏区转移，同时加强了对各苏区的领导和控制，先后派项英、任弼时等到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成立中央分局，派夏曦到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大批干部被派往各地红军和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干部与苏区地方干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中央苏区的项英、任弼时与毛泽东之间，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与曾中生、许继慎之间，湘鄂西苏区的夏曦与万涛、贺龙之间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中共组织结构遇到了严峻挑战。
苏区地方干部在红军和苏区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独特、丰富的经验，往往感觉中央派来的干部是外行领导内行。比如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的方英提到了红军干部对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的态度：“四军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其错，而是在实际上是用种种办法来破坏中央分局之威信，如说国焘同志不懂军事，泽民同志太书生不能领导等等，弄成军委在四军中没有什么威信”。[22]估计毛泽东对项英、任弼时，万涛、贺龙对夏曦也有类似的感觉。
但中共的力量来自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来自党指挥枪、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几条纪律，地方干部对抗中央干部被认为是对组织体系威胁。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由于毛泽东比较遵守党纪，没有受到进一步打击。曾中生、许继慎等1931年9月召开鸡鸣河会议，领导全军干部公开对抗中央分局。万涛等在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围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力图推翻中央分局，据贺龙回忆：“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把夏曦同志整的没有办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象死人一样。”[23]在中央的支持下，鄂豫皖、湘鄂西先后展开肃反，对抗中央分局的干部大部分在肃反中被杀，中央取得了对各苏区和红军的绝对控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其控制区域内建立政治秩序的能力是很惊人的，虽然中央苏区与其他几块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分隔包围，但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苏区内部，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民兵、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党组织深入基层每个细胞。土匪是近代中国政治崩溃的标志现象，但在苏区很快被消灭。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到，“闽西土地革命胜利已经有了一年的历史，在这一年中工农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社会上盗匪绝迹、烟赌肃清，生产上大大增加，真是实现了夜不闭户、野无游民的现象”。[24]《智取威虎山》中老土匪座山雕的原型张乐山，15岁当土匪，在东北横行数十年，清朝军队、张作霖军队、日本关东军都没法剿灭他，却在中共建立北满政权第一年即被剿灭，虽然此事并不在苏区时期，却可以说明中共政权拥有恢复农村秩序的超强能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是在中国重建政治秩序的两个竞争性的政权，它们的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形式上都是列宁主义革命党，虽然国民党有点名不副实。南京政府在中国东南部城市的政治秩序建设上取得了成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更擅长在农村重建政治秩序，而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这一点最终决定了成败。
当苏区只有几百万人口时，即使共产党能够通过强大组织力把苏区的资源动员发挥到极限，也很难抵抗国民党的巨大优势，几块苏区先后失败。但共产党通过长征把组织和军队的核心保存下来，在抗日战争中利用其在农村重建秩序的能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抗战胜利时中共根据地的人口已到达一亿人。虽然国统区有四亿人口，但这些人口大部分都在农村，国民党在农村的缺乏根基，控制力和动员力很弱，它能组织动员的力量已经不及共产党。
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也是国民党难以比拟的。毛泽东能在不知名的小村庄里，靠几部电台指挥全国数百万大军，这一强大的指挥体系是苏区时期以极其严厉的手段打造出来的。而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最后的大决战中，忽而乘飞机到沈阳，忽而在葫芦岛登上军舰，到处召开军事会议，顿足捶胸、赌咒骂街，但是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这些将领还是自行其是。最终是共产党把解放军发展到数百万人，消灭了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统一了中国大陆，结束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国家分裂，重建了政治秩序，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扩大升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余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民主集中制是富于弹性的制度，民主与集中的平衡点应随时移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残酷的战争年代，平衡点向集中方向移动是难以避免的，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是中共能够统一中国、重建政治秩序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平衡点本该向民主方向移动，以利于发挥人民的创造性活力。然而，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有巨大惯性，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并不容易，加上中国漫长专制传统中形成的民众心理，出现了对毛泽东近乎狂热的个人崇拜，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了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文革结束后，党的组织机制逐渐恢复运转，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并没有找到走出困境的新方向，国家徘徊不前。虽然中共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偏于集中的传统，但民主机制也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甚至发挥着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这特别体现在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两次充满民主气氛的会议都撤换了不称职的最高领导人，推出了更有能力的新领导集体，开辟出新的大发展期。这说明民主集中制有很强的适应性，民主的纠错能力有时确实可以挽救危局。
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党内民主得到发展，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实现了制度化。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人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每年大学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二十多万增加到2014年的七百万，近九千万中共党员中超过40%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中国以及中共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自从邓小平率先垂范，建立最高领导人退休机制以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实现规律性平稳交接，长期受严酷环境压抑的党内民主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注释：
[1] 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5页。
[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56-557页。
[3]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495页。
[4] 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7页。
[5] 罗素：《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临别讲演》，《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326-327页。
[6] 《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7] 《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第80-81页。
[8]《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1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9]陈锡华：《浅谈列宁时期的清党经验》，《理论战线》第195（1983年）。
[10]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11]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2]《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483页。
[13]白崇禧：《招待上海各界茶会致词》（1927年8月18日），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33页。
[14] 《蒋必出洋，汪刻在汉》，《大公报》1927年9月25日。
[15]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16]杨开明：《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17]杨开明：《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53-254页。
[18] 《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39-42页。
[19]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20] 《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第16页。
[2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22] 《方英关于红四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7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23]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页。
[24]《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11期，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