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感谢新浪历史频道，我觉得学术界和广大公众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比如宋教仁遇刺案，我几年前发表了一篇考证文章，但严肃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往往在图书馆落满了灰尘，没有太大的影响。最近我看到没有什么坚实证据的说法在网上、媒体和报纸上到处流传，影响非常大。这让我感到遗憾，学术界的成果没有真正对公众产生影响，所以我非常期待新浪历史频道这样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媒体，能够在学术界和公众界间架起一座桥梁。

一、刺宋案始末：袁世凯到底参与了多少？

迟云飞老师把大的背景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就不重复了。我讲几个具体的问题，考证一下宋教仁遇刺案的细节，探讨一下大总统袁世凯和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袁世凯这个人在整个政局当中起到的作用。

刺宋的起因是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并不认为国民党一定能选举获胜，宋教仁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把国民党的选举组织得很好，选举结果国民党在参议院占绝对优势、在众议院也有微弱优势，应该说不出意外的话他到北京任总理是没有问题的。

在选举结果逐渐明朗的时候，宋教仁在南方长江流域发表了很多讲演，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政府外交无能、财政失策，“恶政府”、“不如民意之政府”等比较尖刻的词都用上了。这就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宋教仁在北京的时候跟袁世凯、赵秉钧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对宋教仁选举获胜之后翻脸批评产生了不满。

这时候，上海会党头目应夔丞提出了诋毁宋教仁的计划。应夔丞本来和革命派陈其美关系密切，但辛亥革命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派开始掌权，逐渐疏远了会党势力。后来应夔丞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投靠了袁世凯和赵秉钧。1913年2月2日应夔丞给赵秉钧发电报，提出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材料的抹黑计划，收到电报后袁世凯、赵秉钧比较重视。

袁世凯发现了打击政敌的武器，应夔丞投靠北京的中间人洪述祖发现赚钱的良机，所以抓的很紧，反复催促，2月8日洪信提到“日内宋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2月11日又催“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勿迟”， 2月22日说的更加详细“请款总要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卅万”。到3月6日，洪述祖对于应夔丞迟迟不能兑现诺言而只知要钱已经不满，在信中责备道：“此刻原件无有，连抄件亦未到，殊难启齿”。

到了3月份的时候，材料还没有弄到，应夔丞急了，在3月13日主动提出了刺杀宋教仁的计划。当日应夔丞给洪述祖的信提出：“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在洪述祖还不可能收到此信的时候，应夔丞3月14日已急不可待地又发出电报：“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这说明他在没有得到北京同意的情况下已经开始雇人杀宋教仁了。到了在3月18号，洪述祖给应夔丞打了一个电报“寒电（即14日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19日又电“事速进行”， 于是3月20日发生了震动政坛宋教仁遇刺案。21日应夔丞打电报给洪述祖，报告刺宋成功：“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说法，但缺乏硬的证据，多是一些史家难以采信的很软的报纸报道和间接回忆，却在网上流传的非常广，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你稍微判断一下，一系列电报铁证如山，是替袁世凯卖命的洪述祖和应夔丞谋划实施了刺杀宋教仁。

真正有疑问的是：袁世凯和赵秉钧到底有多大的参与？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很少，比较重要的有两条。一个就是赵秉钧正在开国务会议，突然间秘书跑进来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这个时候赵秉钧非常惊慌，所以我的感觉是事先赵秉钧并不知情，如果知情的话，他不至于精神崩溃，以至于当着各部总长说出“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这样对自己不利的话来。

还有一条材料是关于袁世凯的，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的讲话透露出一点消息，他说事情发生之后，袁世凯和赵秉钧都有嫌疑，后来他们两个见面谈，袁世凯告诉赵秉钧，说洪述祖曾对袁世凯说，“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的回答是，“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所以我认为，在3月14号到18号之间，洪述祖应该向袁世凯试探过，但是他到底试探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袁世凯到底是怎样回答的也很难说，这种事情不可能有什么手令，只要一个眼色就足够了，所以这个问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存疑。

不过我认为，在当时的政局中，袁世凯最担心的并不是宋教仁，而是国会当中多达400人的国民党国会议员，这是对袁世凯威胁最大的。如果刺杀宋教仁引起国会四百个议员愤怒的话，这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国会掌握着选举总统、制订宪法的大权，弄不好可以把袁世凯从总统宝座上掀下去。而所谓责任内阁其实威胁并不大，比如说后来进步党熊希龄、梁启超在1913年下半年成立了内阁，但是地方上实际由军人控制，根本不听他们的，内阁发了很多条例，根本没人执行，落下“条例内阁”的外号，最后到1914年初连政府工资都发不出来，只好辞职下台。所以虽然宋教仁批评袁世凯内政外交都不行，但当时国家内部分裂，地方税收不上缴中央，中央政府靠借外债度日，对外当然也没什么力量，宋教仁即使当了内阁总理，也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弄不好象其他总理一样，几个月就得下台，很难动摇袁世凯的地位，所以袁世凯没有什么必要去冒险刺杀宋教仁。

二、袁世凯个人局限致中国丧失建设良机

我觉得宋教仁在民初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以为推翻清朝就可以直接实行宪政民主。孙中山的看法就和他不同，在1912年8月决定北上支持袁世凯的时候，孙中山给宋教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公开发表在国民党的机关报《民立报》上。

孙中山认为，民初的中国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所以不要去争权，这样越搞越乱，对国家没有好处，“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首先应该发展经济，把经济搞上去以后，过多少年政治才能活起来，“必先从根本入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孙中山看法倒和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先经济、后政治比较接近，所以孙中山宣布退出政界，要去修十万里铁路。早在1906年的《革命方略》里，孙中山就说革命之后不能直接实行民主宪政，而是要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先经过军政、训政的过渡期，然后条件成熟了再实行宪政。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没有忠于他的军队，没法自己去实行军政、训政，所以他寄希望于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最强大的军队，可以震慑各省军阀。当时很多人都对袁世凯寄予很大的希望，包括梁启超和孙中山。

一个专制太深的国家如何转变成民主宪政国家，我同意孙中山和梁启超的看法，认为它中间需要一定的过渡期。后来二战以后的东亚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经过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要通过专制来保障稳定，过渡期完成以后，社会足够富裕、足够文明了，人民受教育足够了，这个时候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梁启超把这个时期的制度叫做开明专制，当然在这个开明专制的过渡期并不是政治上完全停滞的，开明和专制应该有一个此消彼涨的过程，它的初期民众素质不高，可能是专制多而开明少，越到后来，应该是开明越多专制越少，到最后完全消灭专制，真正实行民主宪政。

在民初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被很多人认为是能够在开明专制过渡期领导中国的最佳人选，甚至是唯一人选。因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只有名义的统一，实际上已经是军阀割据了，蒙古、西藏的分裂不谈，各省也都由军人控制，各自为政，税收不上缴中央政府。在清朝倒台以前，这些军人是革命军，清朝一旦倒台，他们就成为军阀了，他们参加反清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仇恨满人的民族激情，他们对民主宪政并不认可，也没有服从法律的意识，他们对所谓国会、省议会、责任内阁都极端蔑视和仇恨，他们唯一畏惧和服从的人物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拥有一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军队。

袁世凯确实是那个特殊时代一身系天下安危的人物，我认为袁世凯在1915年之前没有犯太大的错误，所以孙中山1913年因宋教仁遇刺发动二次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支持，很快就失败了。袁世凯的北洋军打过长江，国家分裂趋势被遏止了，从1914到1915年，袁世凯独揽大权，大大加强了国家统一，地方开始把税收上缴中央，中国财政开始不借外债。

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袁世凯一心一意领导中国建设发展，中国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动乱，甚至可能提前五十年实现现代化，当时欧洲一次大战，对中国工业发展也很有利。但是非常可惜，袁世凯确实有他思想的局限和人格的局限，他在能够统一国家搞建设的时候，一心想着当皇帝，谋取自己的私利，因而失去了很多人的信任，二次革命中坚决支持袁世凯的梁启超、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暴力反抗，甚至袁世凯的亲信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都不再支持他。这也说明袁世凯不仅有思想和性格上的局限，还有政治才能的局限，他没有认清支持和反对力量的对比，结果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常常怀疑是否袁世凯在1915年身体变差、或者袁世凯家族男人活不过60岁的迷信，导致袁世凯失去了冷静的头脑。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身败名裂而死之后，北洋派失去了公认的领袖，分裂成不同派系，中国短期内没有能够重新统一国家的军事力量，需要彻底重新洗牌，然后就开始打了几十年仗，国家失去了发展建设的机会。袁世凯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中国也进入了悲剧的军阀混战时代。

假如没有宋教仁遇刺这个案件的话，孙中山不会走极端发动二次革命，国会和内阁虽然无法改变袁世凯的主导地位，但是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制约，袁世凯也不会走极端复辟帝制，民初的政局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应夔丞和洪述祖这两个小人物卤莽策划的这个暴力事件彻底颠覆了整个政局，使不同的势力各趋极端，最终形成彻底灾难性的军阀混战结果，这里充分体现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