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卷入了狂飙突进的“文革”风潮，甚至一度成为单位造反派领袖。这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如何经历群众运动的狂喜和幻灭，又如何反思？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因素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革”，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还被吸收进《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组。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优裕生活的自责，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于普通的中国人，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他拥有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他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道：“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 “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26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道：“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店。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来源: 《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