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批判性反思到主体性的获得，从文学研究中产生的“方法”论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争论。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时期，当下关于“方法”的争论发生在本土化理论体系尤感匮乏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但是三者的排序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直接影响。在城市研究中，“方法”概念的借用要防止在两个方面遮蔽超大国家的发展轨迹：一是以抽象的观念性国家来解释生动的社会变迁；二是以时间的一维性演变解释多样化的空间差异。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城市、政治城市，或者近代形成的商业城市，以城市作为“方法”的思考都需要实现对象、问题与立场的结合，以中国为中心，既努力寻找中国城市的独特问题，也尝试解释城市发展的普遍意义。作为“方法”的中国城市发展始终以问题为导向，逐步形成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城市发展路线图。

关 键 词：城市政治  方法  问题  立场  中国城市

一、研究的缘起：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到方法论

在伽达默尔看来，“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个别事件并不单纯是对那种可以在实践活动中做出预测的规律性进行证明。历史认识的理想其实是，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1]13。伽达默尔的观点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揭示了两种研究路径的反思：不依赖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何以“科学”；不依赖本土的资源，社会科学何以揭示特定研究对象的变迁轨迹。

从20世纪末，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首先被台湾社会学者所关注。1980年12月，台北举办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对社会学的本土化率先进行反思。萧新煌认为，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内容包括：在构建社会理论或进行研究时，要从本国、本地的社会经验中提炼出来；社会学的资料基础要同本国有历史上的意义；社会学要在本国社会科学架构下有根，有生命[2]。徐经泽、吴忠民的观点呼应了萧新煌的判断，认为“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着‘一般’的社会学，而只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学，‘一般’的社会学模式目前看来尚不存在”[3]。此后，关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思考在历史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广泛推开，并产生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而依托中国经济社会背景，借鉴西方理论逐步成为学界共识。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的初期，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确实有一个引进吸收与批判的过程，而理论与中国现实的不匹配成为这种反思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反思既包含着对社会科学一味西化的不满，也包括对于本土理论创新的期待。一些学者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道路，如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中国化，需要解决好9亿农民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解决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4]。因此，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科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呈现以及对于这些问题解决方案的期待。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方的阶段性特征，社会科学本土化进展缓慢。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的畅通以及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更多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仍然被源源不断的引进，而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思考也逐步被淡忘。

21世纪，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成功开始吸引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世界迫切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秘密”。伴随着这一地位的转变，打破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垄断，讲述中国故事成为中国理论界的时代任务。众多的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进入人们视野。因此，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研究中国化不同，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更为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尽快传递中国声音，解决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在平视世界的时候却频频“挨骂”的困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多聚焦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问题的适用性，理论争论多落脚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因此可以归纳为“问题”性困境；当下的学者则偏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归纳及其世界性意义，因此可以归纳为“工具”性困境。

二、城市何以成为“方法”：话语证成与主体性的发现

社会科学的“方法”争论深刻影响着以何种眼光观察世界，观察自身；同时，这一争论背后的逻辑线索更让人深思，即我们将通过何种中介来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世界的起点在哪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写道：“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从城市中诞生的(city born)，这是一个极为确定但又从未被深入研究的事实……世界历史就是城市人的历史。民族、政府、政治和宗教，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城市。”[5]7因此正是从这一系列论证中，城市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心位置，并完成了从问题到方法的身份转换。

第一，本土性的尝试与“方法”话语的双重特征。学界普遍公认的是，在以中国作为“方法”的论述中，无法绕开沟口雄三，正是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沟口雄三看到，近代亚洲的落后使发达国家成为自我观察的视角，甚至形成自我反思的一个基本方法，即把欧洲作为一个标准，来问自己到底是不是欧洲式的，或者到底是不是非欧洲式的[6]26。这种以他者为中心的自我审视日益远离了自身的主体性，也慢慢浸入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分析框架之中。沟口雄三列举了研究近代中国的立法和方法，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范式：近代论、超近代论、历史唯物论、人民(农民)论、政治性、民族感情论等。其中近代论、超近代论就属于有意无意地把欧洲近代视为衡量标准[6]35。沟口雄三强调，正是这些外部视角的束缚，中国研究乃至亚洲研究失去了主体性，从而塑造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景象，进而带来深刻的受挫感。基于近代变法、自治乃至君主立宪、革命的考察，沟口雄三认为：“不应该把中国近代看作是所谓‘西方冲击’的承受者，比如理解为‘中体’的全盘‘西体化’，即‘旧中国’的崩溃过程，而应该反过来把其视为‘旧中国’的蜕化过程。”[6]55

因此不难看出，从一个普遍性的“科学标准”出发还是立足研究对象内在逻辑展开，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具体到中国社会的观察，基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尝试，“方法”论强调，对中国的发现不应限于单一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而是应该从中国本土资源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答案，“所谓‘以中国为方法’，不但是要‘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回答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性命题；而且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所产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能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尺度”[7]。即“以中国为方法”暗含了三个逐级强化的含义：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尺度。

第二，城市化进程与社会“问题”的现实浮现。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国家观念，从“华夷之辨”到郡县制的确立，在数千年的领土拓展中，中国作为超大政治体的线性发展和历史展开，逐渐淡化社会问题展开的多样性，从而维护了中国文化、民族、政治的完整性。作为一种“方法”，中国的问题叙事势必回到历史中去，无论这段历史是近代史还是更为久远的古代史。因此从工具性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意外。人类学家也承认历史观念有助于事件的展开，但是他们认为宏大叙事会削弱当下的研究主题。因此项飙提出，当下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入口，“要进入历史的话，一定要从现在跳进去，抓住现在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出发，追溯到以前的矛盾，才能进入历史，形成历史观。如果我这样进入历史，就不太需要一种连贯的、稳定的、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它可能是断裂的”[8]。

在项飙看来，“中国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崛起，靠中国的独特性去讲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这个蛮牵强，还不如把自己具体的问题讲清楚”[8]。杨光斌认为，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国家建设研究而言，最大的、最根本的“实存”性问题就是“中国性”(Chineseness)命题，或者说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国家性”(stateness)问题[7]。应该看到，虽然存在学术立场与问题意识的排序差异，但是同样是基于“方法”的反思，两位学者首先还是指向了中国问题，这一思路对于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颇具启发性。从宏观制度史的角度，实存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建设中的整体性问题；从微观政治结构看，由于超大国家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地方政治机关，因此很多实存性问题是分散的地方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国家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快速城市化进程启动，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了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也相继建成。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17.92％上升到60.6％[9]。快速城市化从结构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业中国的治理惯性和利益结构，如果说快速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乡分立、区域差异、人口流动、服务偏差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整体意义上的实存性问题，那么地方治理能力的滞后则体现为差异意义上的实存性问题。

第三，“离家出走”的话语隐喻与城市“方法”的话语证成。宋道雷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类型划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一直到当代中国，城市在推动中国国家转型方面，依次呈现出这样四种现代形式：开埠城市、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全球城市……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以及全球化城市是当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支点。工业化城市按照国家政权的逻辑建立，并支撑政权巩固与国家工业化的开展；市场化城市与全球城市按照市场化与城市自身的逻辑运行，为中国国家转型提供了现代要素，推动中国向现代化方向转型。”[10]应该说，从人口流动、产业增值等角度看，工业化城市、市场化城市以及全球化城市主要是在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完成的，正是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政权逻辑逐步增加了商业逻辑的内容。

城市化背后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在肖瑛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故现代社会科学也表现出远离“家”而拥抱个人主义的倾向[11]。“离家出走”的话语隐喻解释了个体选择的起点，但是没有解释这些“离家出走”的制度安排及其最终归宿。其实，“离家出走”建立在资本主义繁荣与文艺复兴之后，正是工业化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赋予人们离开土地、家庭之后的新的选择。今天的中国，“离家出走”早已不是一种话语隐喻，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体现了两个阶段的迁移趋势：从经济欠发达区域流入发达区域；此后，跨区域流动让位为本区域流动，即从农村流入城市。“从2011年到2016年，虽然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仍在不断上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已明显放缓。”[12]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全面放开，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数量有望进一步突破。然而在国家与社会双重转型中，作为个体的农民“离家出走”之后，他们以何种方式进入城市，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生活遭遇、身份认同、服务供给成为又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城市因此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主要场所，成为理解中国治理转型的“方法”。

三、城市作为何种“方法”：从问题到方案

问题、立场与方法从来不是截然分离的，但是不同的排序确实对于社会科学的展开有着深刻的影响。应该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与空间性分别体现为普遍逻辑与特定问题的融合。具体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空间，研究的特定问题与方法同样存在逻辑的转换。沟口雄三对于中国方法的论断来自两个方面的逻辑递进：从比较视角反思中国现象，从中国问题自身反思中国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方法首先有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其次才对世界有启发意义。由于城市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群聚居场所，因此研究城市可以逐步形成普遍性结论。

第一，中国城市问题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从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看，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演变路径是十分清晰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版对其原先的家庭与氏族关系进行了修订，“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13]。在中国的诸多考古发现中，可以发现在人类早期聚居等方面，中国并不具有特殊性。同样，由早期聚居到史前城市，中国社会也与其他地方无显著不同。因此从城市起源的角度，中国城市研究是世界城市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发展的成败对于世界城市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的视角，中国城市又具有独特性。如果说由夏以来直到战国，中国的城市始终具有鲜明的城邦政治特征，那么秦汉之后，城市的增加与郡县制的设立则改变了城市的地位，秦汉以后的重要城市主要作为中国各级府治分布在各地，并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城市成为维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纽带。中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的王室与自治市市政当局一直在争夺城市的领导权，“随着政治首都权力的加强，较小城市的权力逐渐减弱；国家的威望意味着地方城市自由的丧失”[14]。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权力争夺并不会发生，秦汉之后直到晚清，由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中国城市的商业化进程总体缓慢，因此无法产生西方中世纪以后的自由城市和行业工会，也无法出现西方社会的权利共同体，而这成为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分野。按照宋道雷的分类，中国的传统城市尚属开埠城市之前，因此并不在其四种城市类型之列。晚清开埠以后，中国的城市开始直面市场化、全球化的洗礼，城市数量迅速增长，城市权利逐步兴起，因此可以说，在晚清城市自治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城市问题，中国的城市问题是在近百年转变过程中，基于产业调整、人口流动、权利生长而逐步形成的。

第二，作为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城市。中国是一个农业传统深厚的国家，开埠以来的百年工业化、商业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也促进了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城市国家的转型。截至2019年年底，除直辖市外，中国有地级市293个，县级市387个，镇8519个[9]。无论从转移农村劳动力、产业布局，还是全球贸易，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梯级的城市成为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发展的“秘密”。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方行政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中国的城市从空间和人口两个层面迅速扩张，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超大城市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并逐步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中心。

1949年以来，户籍、统购统销等制度维系着农业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成为阻截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的最后堡垒。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进一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保转移接续”[15]。不难看出，这一方案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推进常住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在这一方案中，确保农业人口城市化是解决城乡不平等、区域不平等的重要的途径，城市因此成为解决诸多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第三，作为增长、发展与治理方案的中国城市。不同的国家都有其不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基于历史变迁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世界范围内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所以中国的近代应该从近代、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来把握。”[6]111政治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全球城市既形成中国城市的不同类型，也意味着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的城市问题既体现为类型性问题，也体现为阶段性问题。当然阶段性与类型性有时并不冲突，古代中国一些政治性城市既是阶段性的，也是类型性的。在古代中国，城市的形成得益于政治中心的设立，一旦这一中心地位丧失，城市就迅速衰落，中国历史上曾经富甲天下的洛阳、长安、开封等城市兴衰就说明了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一些建立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窗口城市日益繁荣，虽然这些城市偶有政府权力的因素，但是更依赖市场资源，一旦遭遇全球贸易变动，这些城市问题也会随之浮现。

对于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羽根次郎从日本学者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中国是一个资源，为了批判和分析日本的问题，就看能不能在中国找到那种有参考价值的想法或者东西”[16]。从时间的截面看，中国城市问题并不特殊，不同国家都面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均需要回应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的共同命题。在类似中国的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比较方案，而城市成为一个众多要素汇聚的观测点。城市经济学已经发现，地方化经济、城镇化经济对于城市形成的影响各有差异，“强大的地方化经济有望促进特定城市的增长，然而强大的城镇化经济促进多样化城市的增长。地方化和城镇化经济的证据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多元化城市及特定城市的现象吻合”[17]。20世纪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到全球城市的多维演变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些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成功转型为多功能城市，一些轻工业城市如义乌则完成了贸易化转变，一些小型城市如石狮由于特色产业集聚迅速崛起，这些城市都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全球产业链中，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同时，也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时，一些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始进入全球城市体系之中，并通过不同于国外既有全球城市的发展脉络，为世界经济的多元发展贡献智慧。

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处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城市持续供给治理经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从武汉到国内各个城市，城市治理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城市政府与居民正视疫情的发生，对不同的城市、街道、村居甚至居民区进行差异化疫情防控；中央政府定期公布疫情分布，卫生部门发布公共卫生治理指导性文件，从而形成全国统一又有差异的城市治理。这一变化突破了单一的大一统和地方分权治理的思维定式，把集中统一和分类实施，把服从中央与对居民负责完整地统一起来，既在全国形成了公民动员，也检验了各城市政府平战结合的治理能力，为中国城市的韧性发展提供了总结。同时建立在大数据计算之上的健康码在沿海地区首先使用，继而覆盖全国，通过城市数字手段进行疫情防控等做法，也为相关国家的城市治理提供了经验。

四、城市如何成为“方法”：在历史和经验之间

“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当它选择自己的方法时，主要是受它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引导。它逐渐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技能，却没有过多地思考那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跟其他知识学科的关系。”[18]从涂尔干到帕森斯，社会科学的研究逐渐形成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道路分野，在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两条道路也有彼此融合的趋势。在城市研究中，城市经验的集合固然是问题发现的前提，同时城市是一个知识集成系统，当城市的研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系统总结时，其实就是城市作为“方法”的开始。

第一，“方法”来源于中国城市经验的历史归纳。当下中国政治学对于基于历史现象的制度归纳，启发了中国城市政治的研究。“一个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自己的历史、无法将自身相对化的人，也不可能客观地、系统地看待他者。”[6]8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深厚的历史积累为中国的大一统与文化的内聚提供了持续性动力，也为中国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方法”。历史为中国城市变迁提供了确定性，“历史自身存在的权利在于：人的激情是不能为理性的一般规则所支配。为此，我们更需要令人信服的事例，而这种事例只有历史才能提供出来”[1]39。

确定的历史解释了中国城市的宏观脉络，也适用于特定城市的演变轨迹。如果说二里头文化遗址体现了中国早期历史的规定性，描绘了农耕时代都城史特征，那么近代工业革命为一些现代城市提供了历史机遇。以石家庄市为例，石家庄在明代初年是一座人数不过10多人的村庄，1903年正太铁路动工兴建，大量的劳工和修路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石家庄，石家庄开始兴起，到1937年6月，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1939年命名石门市，1947年更名石家庄市[19]。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显示了城市特定的历史轨迹，反映了工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规定性。在新疆西部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1881年正式通关，从而成为我国最早向西开放的口岸，2014年，得益于边境开发的力度加大，10万人左右的县级霍尔果斯市设立，这座蒙古语“驼队经过的地方”从关卡成为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贸易促进聚居的历史。从二里头、石家庄到霍尔果斯，工商业对于城市的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城市的形成，依次走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贸易社会，从而走向与世界城市史的合流。

如果说古代城市史显示了中国城市的国家属性，那么在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演变中，并不存在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城市史与世界城市史也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城市的发展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性知识和城市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以抽象的观念性国家来解释生动的社会变迁。

第二，城市“方法”来源于中国城市化经验的发掘。从宏观历史上，中国城市史最终走向了世界城市史，这是由城市内在的基本规律确定的，也是确定的历史提供的整体性结论，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十分巨大的国家……这些巨大差异意味着，如果不对中国做连续的、全域性的观察，则很难对‘整体中国’有一个准确认识。地区间差异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有关整体中国的主题，在不同的地域一定会有不同表现”[20]。在历史的整体性面前，个体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了，而这些被忽视的部分，正是中国政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就需要一方面从历史考古中寻找更多的差异性证据，一方面保留当下发生的多样性要素。这种着眼于当下经验搜集与发现的政治学，又被称为田野政治学。

虽然田野调查来源于人类学与民族学，但在政治学中，田野调查的侧重点和范围却有所不同，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21]。如果说历史政治学更重视历史合法性的归纳，那么田野政治学则走向了中国当下问题的发现。从城市研究的角度，田野政治学更重视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路径的发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制度与政策发现。如果说以1978年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中国农业改革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那么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是通过城市经济发展加以实现的，从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设立到90年代浦东开发，从沿海、沿江到沿边开放，越来越多城市功能区建立起来，并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通过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改革农村，开放城市，释放社会活力，活跃要素市场，实现经济社会有序发展，这些经验的取得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到经济发动机，中国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结合起来；也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导致中国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因此，从城市的历史变迁与经验分析的双重视角，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教训，构成一种可以借鉴与批判的基本“方法”。

第三，城市成为城市知识的体系集成。从知识的维度，不同的学术观点关注的重点各有差异，经济学家乐于将城市看作一个经济单位，城市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阶段，社会学家将城市看作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和历史学家不同，社会学家并不致力于一座特定的城市兴衰的具体事实[5]191-194。作为大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城市人口的国家，由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中国的城市事实上并不完全同质，因此中国并不存在一种可以适用于国内不同地区的城市范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城市整体性叙事背后，是地方性经验的总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州开始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演变为工业城市，而苏州代管的县级昆山市建立了国内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代管的县级张家港市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内河型保税区和县办大学，珠三角一些城市成为小家电之都，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整体又有差异的改革开放，赋予了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城市因此是社会生活、历史沉淀与产业结构的多维融合。

同时，城市也是各种知识的系统性再集成。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村庄因此是一个具有政治功能和道德功能的基本单位，晚清西方世界的进入，发现了作为体现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村庄”“乡村”，而“村庄”“乡村”因此体现出区别于“都市性”“工业性”的“乡土性”[22]。也就是说，作为晚清以来中国逐步形成的新的社会单位，现代城市的都市性、工业性逐步形成新的道德功能与政治功能，并与乡村一起，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结构。同时，在这样一条主线之外，不同的城市却又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质。熊月之梳理了晚清以来上海的历史变迁、文化记忆，认为“以一个城市特别是以城市的历史、文化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文化内涵所决定的”[23]。从晚清县衙、租界分治到浦东开放，不同时期的生活、制度与交流都被压缩进上海这座城市之中；同时，不同背景下的制度设计、贸易流通、文化交往、地方信仰又被系统性地重组，继而成为上海新的城市特质。上海成为“方法”，就要看这些知识是如何进入并消融进这座中国超大城市的过程。

第四，城市成为社会性回归的实现途径。在全球化、工业化的大潮中，一个抽象的城市意味着何种思维路径?列斐伏尔做出了回答：“让我们从社会的完全都市化这一假设出发……它在目前是潜在的，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24]这一判断从两个方面完成了城市化的转向：一方面，农村生活的城市化转向；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社会化转向。在前者，在转移农业人口过程中，所有的城市都有不同，不同的人口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在后者，所有的城市并无差异，因为在人类的社会史中，不同的城市仅仅具有“容器”形式的差异。前者是空间意义上的分析，后者是时间意义上的解读。作为“方法”的城市需要实现抽象出发展阶段与功能实现的双重特质，为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方案。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城市史；同时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也拥有数千座新兴城市和市镇。如果说北京是一座最具有中国传统意味的城市，上海是一座东西方文化在近代交融而生的城市，那么年轻的深圳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主形成的现代化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里，中国的城市化既促进了农业人口转移、工业化兴起、治理创新，也避免了城市间恶性竞争、城市中心城区塌陷、城市人口贫困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论证了一个结论，即城市归根到底不能成为建筑体的结合，而应该成为人类社会性回归的场所。这种社会性回归的实现路径，是城市成为“方法”的基点。

结语：争论的回潮与城市的任务

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到中国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近40年的理论争鸣围绕着问题意识、研究框架和学术立场而逐步展开。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新宠的城市研究也不例外。城市研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之际，全球化与城市化业已达成共识。从历史到田野，城市不仅是中国观察世界的窗口，是世界阅读中国的平台，更是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交互作用的成果。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城市化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从路径上看，城市化过程兼顾城乡融合，从而实现人口、产业与空间的政策一致性，并吻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城市角色上，根据不同的任务，先后确定了一批国家中心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近年来一些城市如深圳、上海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并被寄予世界水平的政策期待；从城市治理上，坚持人民城市理念，通过有序的人口流动、按照城市梯度逐步开放城市户籍、容忍城中村等政策手段，防止城市内部贫困、外部失衡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失败。因此，正是通过不同阶段的任务分解与达成，中国城市日益承担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城市的形成与治理，也逐渐具有“方法”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