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由投资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历史转型，并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中国未来5～10年发展的重大目标。从中国的情况看，无论是消费潜力的释放，还是消费结构的升级，都与绿色发展程度和绿色消费环境相关，都取决于绿色转型的实现程度。以绿色转型推动绿色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趋势。这里，我就“以绿色增长与绿色转型”为题，提出以下3个问题，与各位讨论。
一、绿色转型的政策导向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政策导向侧重于做大经济总量。“十二五”时期，经济政策导向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重点放在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上，以推动绿色转型与绿色增长。
1. 实行绿色投资政策。根据麦肯锡研究报告预测，中国构建“绿色经济”，从现在到2030年需4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年需1.8万亿人民币的投入。按照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在项目审批、土地审批等方面对绿色投资实施优惠政策，创造绿色投资良好的政策环境。
2. 实行绿色财税政策。这需要对过去30多年以扩大经济总量为导向的财税政策进行重构和转型。建立绿色财税政策体系。例如，按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加快实现财税政策转型，扩大绿色财税优惠政策范围，激励绿色投资和绿色消费，通过政府实施绿色采购计划等多种渠道促进绿色转型。总体看，中国利用财税杠杆实现绿色转型的政策空间很大。
3. 实行绿色金融政策。适应建设消费大国的客观趋势，中国金融正由投资型金融向消费型金融转变。一方面，实施绿色信贷政策，鼓励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另一方面，应当把消费型金融发展的重点放在促进绿色消费模式的形成上，建立“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初步建立一套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使消费型金融在促进绿色消费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支持绿色房地产、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消费，利用金融政策实现绿色转型。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国，到2012年，国内有10%新生产的汽车将是节能型或新能源汽车。如果加大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信贷力度，将有利于鼓励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二、绿色转型的制度创新
“十二五”是中国全面转型的关键5年。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二次转型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绿色转型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1. 加快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从绿色转型的现实需求出发，中国正在研究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未来两年，不仅要改革资源能源成品的终端定价机制，还要推进资源能源开发、加工、运输、贸易和物流等相关环节的配套改革，使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损害成本。由此，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激励企业节能减排，扩大绿色投资。
2. 着力推进环境产权制度建设。建立明晰和规范的环境产权制度是促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条件。未来5年，应当加快环境产权改革，加快“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市场，在碳现货交易的基础上，把碳交易逐步列入期货交易品种，形成市场在碳交易中的价格发现机制。
3. 加快建立鼓励低碳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今后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鼓励低碳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例如，加大财政的科技投入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以现有的新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平台为依托，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三、绿色转型与政府转型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尤其是实现地方政府由以GDP为中心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转型，强化政府在绿色转型中的公共职责。
1. 绿色转型重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是：政府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重化工业项目为重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现在看来，这样的增长方式在绿色转型与绿色增长的新阶段，已经难以为继，非改不可。为此，“十二五”时期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把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放在突出位置，使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绿色转型的要求相适应。
2. 绿色转型重在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是绿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公共需求会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近几年来，中国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例如，这些年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5年的支出规模。“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将明显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且，在强化政府最终责任的前提下，适度放开教育、医疗、文化市场。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变消费预期，扩大消费总量，而且还有利于释放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加快推进绿色转型。
3. 实现行政体制与财税体制的联动改革。中国GDP增长主义的形成，深刻的体制根源是现行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现行官员考核选拔机制。做大经济总量能够给官员带来政绩，能够带来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很难改变GDP偏好，很难确立绿色发展偏好。为此，中国“十二五”的改革攻坚需要将行政体制与财税体制改革联动起来，形成绿色转型的制度保障。
对中国来说，实现绿色增长与绿色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以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为目标，设计和推进二次转型与改革，对实现绿色增长与绿色转型具有决定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