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副产品”——碳排放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在此背景下，实现“双碳”目标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稳步推进节能降碳。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政府工作报告》对“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转型和绿色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个层面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具体路径已经展开，技术路线不断成熟，治理方案不断优化，实现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本文对中国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典型特征和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演进路径，并对下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典型特征
中国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呈现以下九方面典型特征。
第一，采用结构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以发展绿色产业作为突破口，而不是直接限制传统的高碳产业。这样既增加了资本投入，加强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增加了出口。无论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还是太阳能光伏产业，都发挥了较强的结构调节作用，发展绿色产业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是中国绿色增长实践的一个明显特征。
第二，中国在政策方面采用演进式的“先立后破”的策略。其核心是先发展新兴产业，再逐步淘汰高碳等落后产能，而非“一刀切”直接淘汰传统高碳落后产能再发展新兴产业。
第三，基于中国国情采用“双阶段”即“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方式，保证中国“双碳”目标实现的平稳过渡。在碳达峰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在传统高碳排放产业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在实现碳达峰的同时又为发展绿色产业留下了空间，为第二阶段平稳实现碳中和目标打好基础。中国牢牢把握住了碳达峰与碳中和两个阶段及相应政策的匹配，推进能源战略和产业战略上的平稳过渡，推动获得长期的更加稳定的增长。
第四，中国在碳排放治理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一是分区域设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而不是一开始就设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例如“中国自愿核证减排机制（CCER）”即自愿减排的区域交易，中国采用的是区域渐进式的碳减排和节能减排的举措。二是政策激励。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都采用了出台相关政策、给予相应补贴的激励方式。三是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设计了绿色金融工具，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同时把绿色金融纳入银行信贷考核标准。
第五，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分布式电力市场发展。中国原来的纵向电力市场，先是发电厂将电卖给电网，电网再出售给用户。近年来对电力市场的改革打破了电网的垄断，推动了中国分布式电力市场的发展。
第六，中国正在尝试进行碳排放总量的改革。目前，我国已经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逐步为碳中和机制打下市场探索的基础，后期可能还将开展碳期货交易探索，等等。这一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后，实现碳中和需要进行存量改革。
第七，中国一直重视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的并进。支持传统产业的各类技术创新，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我国非常注重绿色技术创新，特别是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等技术。
第八，中国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这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
第九，中国一直积极参与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领域的国际治理与国际合作。
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中国经验
产业激励是中国低碳转型治理实践的关键。在新兴产业没有达到临界市场规模条件下，产业（数量）激励比价格激励更加重要。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功是产业激励的典范，它们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并在全球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创新“先立后破”的渐进式转型的治理实践。中国以促进增长消纳转型成本为基本的工作步骤，2022年提出了落实“双碳”目标要坚持“先立后破”，强调激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时对煤炭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的支持，新旧能源替代平稳过渡。“先立”的激励政策包括四方面：一是先财政直补后逐步退出政策，激励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二是金融激励政策，中国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纳入相关考核，鼓励投资绿色产业。三是中国转型中的行业激励探索，诸如新能源汽车积分制、鼓励油车换电车、CCER认证和交易、绿证等都为绿色转型奠定了基础。四是中国的碳价与欧洲不同，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而降低了转型成本。
市场化改革始终是中国绿色转型治理实践的主线。只有持续推动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大发展。
绿色转型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国绿色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绿色转型。绿色转型主要包括四方面。
一是绿色转型与技术进步共生发展。技术进步包括自身的节能、降低碳排放等流程改造，更包括CCUS等技术的突破。这些工作需要转型金融和绿色金融同时支持，没有资金是不可能推进改造的。二是绿色转型的速度对能源安全和经济波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的工业化体系以煤炭—重化工产业为主，如何有序调整高排放产业是重要的讨论课题。三是绿色转型更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包括转型财政和转型金融等多项支持政策，保障其不出现较大震荡。四是区域和行业面对的冲击不平衡需要转移支付来补偿。
碳排放从存量转向流量，达到流量和存量的平衡是中国低碳转型的终极目标。过去我们使用能源，更多是使用地球上的存量，包括煤炭、石油等存量能源。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碳排放问题；其次是存量能源的可耗竭性问题。
因此，现在要从过度用存量慢慢转向用流量。比如太阳能就是流量，我们要逐步在流量端进行改革，使流量和存量保持合理比例，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也是我们解决碳问题的核心观点。
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演进路径
笔者分别从结构视角破解碳治理与经济增长强相关，绿色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推动绿色发展路径转换，以及符合中国国情并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现实的中国碳排放治理方案三个角度来分析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演进路径。
从能源替代的结构化视角，破解碳排放治理与经济增长强相关关系，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低碳排放甚至零碳排放。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之所以与碳排放强相关主要源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推动低碳排放甚至零碳排放的关键在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逐步以绿色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能减缓、对冲碳排放治理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让绿色转型与经济增长相兼容。如何逐步和平稳降低传统能源比重，挖掘和延长绿色能源技术路径，是实现能源结构化转型的关键，也是最大程度减缓绿色能源转型冲击和实现经济稳增长的关键。
从产业替代的结构化视角，即绿色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推动绿色发展路径转换，形成绿色增长路径对传统增长路径的“补齐”和“超越”，绿色增长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经济增长离不开能源投入，更进一步说，产业发展需要能源作为基础要素投入。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碳”属性较强，主要还是由于以传统能源作为基础投入要素的传统产业比重较大。逐步形成以绿色能源投入作为基础要素的绿色产业是实现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关键。通过绿色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形成对传统产业的更新迭代和置换，从而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绿色发展路径转换，以绿色产业“增量”模式开启对传统产业“存量”模式的替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
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并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现实的中国碳排放治理转型方案。中国绿色发展和转型的治理实践包括丰富的内容，政策监管与激励，特别是电力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独特的绿色转型与发展。绿色转型治理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中国的治理实践可以看出中国激励增长的潜力巨大，通过激励绿色发展，会形成对传统高碳排放的快速替代，加之财政和金融激励的配合，中国的绿色发展实现了数量激励效率高于基于价格的利益分配推动的转型，走出了一条以增长促转型的道路。这些经验不仅能够指导中国的绿色转型发展，也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绿色转型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低碳转型与绿色增长的研究展望
第一，从结构化视角理解碳排放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讨论碳排放治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仅立足于将其作为约束，更将其作为激励。不仅讨论碳排放治理对中国经济总量影响的分析，更加注重从结构视角挖掘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增长机遇。一方面，将结构理解为中观层面上的产业视角，讨论现阶段中国绿色转型中必然伴随着传统化石能源和高碳排放的传统部门退出过程中，如何从绿色能源和绿色部门转型中获取新的增长支撑，在产业轮动中获得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将结构理解为增长核算视角下各增长驱动因素，分析碳排放治理对劳动力就业、资本投资以及技术进步的影响。碳排放治理的深入推进将会对就业结构（比如“绿领”工作）、资本结构（绿色资本和传统资本）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技术进步、创新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要系统梳理发达国家碳达峰过程中经济增长演变规律、经济结构变化规律，总结发达国家在碳达峰后向碳中和转变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并完整建构起低碳转型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预测、渠道和机制分析框架。一方面，要注意甄别各国国情、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和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参考国外的演变规律，把握中国绿色转型上半场（即“碳达峰”）向下半场（即“碳中和”）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以“双碳”战略下对经济增长的长周期预测为基础，加入结构化内容分析，厘清“碳达峰”过程和“碳中和”过程的区别和差异，解构绿色转型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从而完整建构起“双碳”战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预测、渠道和机制分析框架。
第三，探讨低碳转型中碳排放的中国治理方案的理论基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一步研究碳排放治理的中国实践经验和方案，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总结中国在低碳转型中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壮大的经验做法，从机理上探讨低碳转型中碳排放的中国治理方案的理论基底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中国不仅要保证能源自我供给安全，还要考虑大量传统高碳排放部门转型带来的挑战，因此，中国必须一手抓绿色发展，一手抓传统高碳排放产业转型。转型的成本需要经济增长来消纳、需要绿色发展的新增量对老存量的吸收，这样才能保证能源供给安全平稳并尽量压缩转型的摩擦空间。显然，只有“先立后破”和“对碳价格激励”政策齐头并进才能搭建起碳排放有效治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桥梁。
张自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