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崇拜别人，甚至崇拜自己，曾经，我看了只觉得荒谬。崇拜是一种从姿态到内心都不对等的行为，要说崇拜，先已说明自己在那个崇拜的对象面前是低到尘埃里去的。崇拜自己，连了解自己都不见得能做到，这么说不是荒谬是什么？崇拜别人，在世的人物谁比谁差些，即便有人功成名就，在人格和精神上，又能比其他人高出多少，值得人从灵魂上俯首，崇之拜之？

但是这个人，准确地讲，是这一对夫妇，他们的精神品格，是我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世间的确有星辰一样的人存在，甘愿俯首的。涉世越深，越觉得幼时所承的无私无畏、不激不随、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等等，都是骗人牺牲的空话，哪有人真正做得到？哪有人真正做到了而能在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上安然生存的？

偏偏他们的存在，是这许多美德的一份明证。

他们的生活并非安然无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牛津读书，毕业后回到中国，从此开始了后半生无数的动荡与波折。苦难，委屈，挫折，压抑，坐牢，出狱，生老病死，亲人的误会与疏离，朋友的分分合合，相继离去，他们于辛勤笔耕数十年的同时，将所有这些默默背负起来，并无怨言。

他们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把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晚清小说，到现当代文学，八十年代的新近作家作者，成系统地、译介结合地、忠实地翻译成英文，出杂志，出书，去海外讲演，把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介绍到全世界。

对于工作，他们认为是本分，无须多言。对于苦难，他们淡然一笑，虽百劫而不改幽默散淡的人品精神。对于生活，他们一生随缘，养家、报国，爱朋友如亲人。

他们一生都在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我没能亲眼看到他们风华正茂的岁月，所幸我赶上了将近十年的尾声。十年前戴乃迭先生去世。杨宪益先生独居于友谊宾馆。因缘际会，我开始关注他们的作品，搜集他们的资料，开始写一点小东西。一年后认识杨先生，如同走近高山长河，了解愈多，愈觉得其人其事只可仰止，不可望其项背。

勤奋的人很多，有才华的人很多，勤奋而又有才华的人不多。

富有的人很多，不计较钱财的人很多，富有而不计较钱财的人不多。

爱国的人很多，精神独立的人很多，爱国激切而能时时保持精神独立的人不多。

浪漫的人很多，理智的人很多，浪漫而理智，一生一世与所爱之人携手到老的人不多。

清醒的人很多，爱说话的人很多，清醒观世态而能勇于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一再说出自己的所见所思的人不多。杨宪益先生却是这样一个集各种难能可贵于一身的人。

他的一生是传奇，是史记，是一曲激昂悲凉的长歌行。但是年少时曾经热血革命，年轻时曾经叱诧风云，中年时曾经埋首书斋的他，到老一派清淡天和。记忆里的他，永恒地待客一杯红茶，自己手执烈酒。谈笑风生也好，莞尔不语也罢，无限沧桑看尽风云，眼神里却不带一丝一毫的怨愤或惧色。

晨曦中，夕阳下，他的端坐，都是王者风范。

哪怕是在病床上，近年来几次反复进出医院，他面对探望的朋友，也不出一句怨言。人来，恒久地“谢谢”，人去，恒久地“再见”。什么都不能将他的光芒掩盖。他的尊严始终不容抹杀——连病痛也不能。

唯一让他的光华稍微减色的，是寂寞。十年前大概也有寂寞，但是毕竟一生相伴的爱侣还在，是亲情，是牵挂，是责任，是担当。后来形单影只，他的寂寞愈来愈重，再多的著作与声名，于此丝毫无补。

有时候去看他，面对他祥和的微笑，我常感到绝望:这样的一个人，尘世里哪有可以与他并肩而行的伙伴？他的寂寞，哪有解脱？

他走了，留给后人的是悲伤与怀想。他在世，我们也不过是仰慕与仰望。但是，他的离去，令人无限悲凉。

这些星辰一样的人士，曾经降临世间，激荡风云，行走于一个又一个时代，山河大地，写下的无非是他们的足迹，星月风云，体察的无非是他们的音容。他们的离去，格外提醒我们，这个尘世是多么庸庸碌碌，我们的存在，是多么的卑微，多么渺小。

但是，正是有这些璀璨鲜活的生命曾经来过，去过，在他们的比照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光亮，什么才叫做俯仰无愧于天地。

我们做不到，不等于世间从未有过这样的理念和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