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口述；陈洁／采写
天津和牛津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舒服，很大的院子和花园，养猫养狗，我整天玩。但是我5岁时父亲去世了，于是人人都说我是白虎星，命硬，会克人。妈妈怀我的时候曾梦到老虎。后来我的儿子也死了，但我还是不信命。
父亲是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当时银行是私有的，北洋军阀都很感谢父亲给他们钱发军饷。他曾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也许他对我有期待，但我没有兴趣，只是玩。
我没有读过小学，家里给我请了教私塾的秀才，叫魏汝舟。读的书是当时最普通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后是儒学经典《论语》、孟子》、《礼记》、《诗经》，也读《楚辞》、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史书。所有的书都不怎么解释，就是要背。我记忆力还可以，一般读个两三遍，就可以背了，所以基本上没挨过打。其实背不出也不会打，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没人敢打我的。
十多岁后我才出去读教会学校，但还是不认真，玩的比较多，班上总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非常努力，很认真，我就不跟他争，所以我总考第二名。小时候有过各种各样的幻想，最早想当孙悟空，大一点时偶像是诸葛亮，说明有点政治上的理想，不过没过几年就只想做杜甫、陶渊明了。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看书是很多的。我家里有很多藏书，都是线装古书，经史子集都有，还有笔记小说，很多都带插图，很好看。不那么古旧的书我记得有成套的“说部丛书”，林琴南翻译的。这些书放在家里，没有人规定我要看，也没有人禁止我看，我就随便翻，很自由，完全是凭兴趣选择。
我买书很多。当时天津有个玩的地方，叫“大罗天”，里面有卖书的，最早是先生带着去，后来我也自己去。我买书的习惯是宁滥勿缺，几乎是能捞到什么书，就先搬回家再说。有的书只是觉得插画好看，有的只是觉得书名有趣，就买了，买回去也不一定看。如果是成套的，则一定要买全了。
我有个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喜欢古诗，我受他影响，读了很多汉魏古体诗和陶渊明，也学着写，主要是五言体，七言的律、绝就很少写了。唐诗我偏爱中晚唐的，唐以后的诗很少看，黄遵宪和康梁的诗或可一读，但诗味毕竟差一点。至于白话诗，比如胡适的《尝试集》，还有郭沫若、艾青他们，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诗。我对白话的“五四”新文学一直没有感觉，那一批作家，除了周氏兄弟，其他如茅盾、巴金，我都不佩服。鲁迅非常优秀，我没有翻译完鲁迅全集是很可惜的。
到教会中学新学书院读书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上新学书院后我开始对自然科学感兴趣，我不相信世界上不可能有“永动机”的说法，想自己造一个出来，为此看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书。
不过，我读的最多的，除了古书，就是英文书。对英文诗歌，小时候我喜欢朗费罗和丁尼生，还有拜伦和雪莱，年龄再大一点儿喜欢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还有古典作品，像古希腊的萨福，也都喜欢。
上中学起，我开始能看古典的英文，比如莎士比亚。我还有个偶像，就是意大利的马志尼，我中学看过他的《人的天职》，狂热地喜欢他，后来到英国留学时，我买到了他的英文版全集，都高兴坏了。读了拜伦的诗《哀希腊》之后，我对古希腊很向往。要了解西方文明，就要了解它的源头古希腊和古罗马，我决定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买了拉丁文语法书自学，又请了个希腊人教希腊文，可惜他只是一个商人，没有太多的文化，对我帮助不大。我到英国留学，学的就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父亲去世后，经济来源断了，不过家里有积蓄和股票，生活还不错。我是独子，母亲当然还是希望我能继承家业，读中学时我也参加过几次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可我不感兴趣，她也就算了，她对我很宽松，没要求过什么。但她对我有件事不满，就是家里请了个教英文的老师，我第一次见她就笑，说她的名字“徐剑生”可以对下联“快枪毙”。她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因为丈夫池大夫喜欢别的女人，她总是不开心，后来就自杀了。有一段，我们算是正式谈恋爱了，她比我大十多岁吧。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燕京大学，但还想考清华或北大。这时我中学的英国老师要回国休假了，母亲本来想要我大学毕业再出国的，现在为了把我和徐剑生分开，就让他带我走了。1934年秋天我到了伦敦，先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第二年春天通过入学考试，但牛津不怎么重视亚洲学生，当年没有招生指标，我只好等了一年多，到处玩，1936年才正式入校。
当时牛津规定，要先学一年半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再学一门专业，一共四年，毕业考试通过，分四等，才能得荣誉学士学位，要在《泰晤士报》上公布，很隆重的。我的指导老师曾跟我说：你要是用功一点，可以考二等，如果不努力只能拿三等，因为不可能给外国学生一等，结果毕业时我拿了四等。当时一般都是二等，少数优秀的二等，考四等是很少的，一两个吧。
我是一个坏学生．小时候读书就很随便，没花什么精力。在国内就是这样，对什么都感兴趣，看书很杂，都是闲书，没什么目的性。也看当时时兴的杂志，比如《学衡》。总的来说，读书全凭兴趣，觉得这样读书才是快乐，否则就成苦差事了。
牛津每年三个学期，我只有一个学期在校，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头玩，在地中海、欧洲旅游。后来还跟爱人一起去过巴黎、回国时经过加拿大。也买了很多书，尤其爱逛旧书店。英国的书跟中国相比很贵，留学生中像我这么买书的不多。很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那时候才看的。和小时候一样，我买的书也不一定都看，比如我买过一套法文的《凡尔纳全集》，结果读不下去。
不过总的来说，那时的精神并不愉快，因为家乡被日本侵略。毕业前半年的样子，家里来信说，因为抗战爆发，家里破产了，不能再给我寄钱了。我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钱早就用完了，只好把书卖了做生活费。英国的书店回收旧书，一般是半价。我靠着卖书撑过了最后一个学期。但经济压力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没什么好吃的就少吃点，就这样吧，没什么要紧的。
爱情和亲情
我在牛津认识了我的爱人，她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父亲是英国传教士，她出生在北京，六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但她学得不算很好。我们在一起一般讲英语，算我照顾她吧。她后来还开玩笑说，她喜欢的不是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又说她汉语讲不好是因为我讲英语太多了。她长得很好，比我好多了。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也很爱国，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
她母亲反对我们俩在一起，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自杀——这点叫她说中了。我母亲也反对，以为我娶了外国老婆就不回来了。后来知道我要回国，也就没什么了。那时天津已经沦陷了，母亲和妹妹把家产变卖了，离开老家搬到四川重庆去住。
我毕业时收到了两张聘书，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西南联大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都要我教希腊和拉丁文。我想去西南联大，可母亲希望我留在身边，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轰炸得很厉害，她不准我去。我就和戴乃迭一起接受了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的聘书。如果我去西南联大，国民党管得少一些，可能我就跟闻一多一样被枪杀了，所以也没什么后悔。
母亲租了罗家伦的房子，罗是中央大学校长，学校的名声不好，但罗还不错，我们一家人在抗战中第一次团聚，还是很高兴的。
我和爱人在重庆只待了一年，那时候可真不容易。我回国时带了四大箱书大部分是外文原版书。结果过海关的时候被日本人盯上了，他们一声令下全部没收了。战后，我通过一个朋友去追查这批书，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部分，上面都盖着蓝色的方形印章，显示是“杨氏图书”。这个小印章记录了这些图书辗转几个国家的艰辛命运。
没有被日本搜走的小部分书，后来也命运多舛。它们陪着我从重庆到贵阳，走了很多地方，抗战胜利后，我赶往南京与家人会合，结果从西南沿江而下时遇沉船，又损失了一批书．连耗子都会成为图书的克星。重庆山地多老鼠，只要一只耗子，一摞书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当时重庆也有书店、图书馆，但基本上没什么书。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是关于时局的书报，像唐瑜创办的《救亡日报》航空版，后来印刷厂被炸毁了。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卖，不过是违禁的。也出版《日寇暴行实录》这样的图文书。至于学校图书馆，有的都是很普通的书，像二十四史、四书五经之类。外文图书尤甚，中央大学只有一两本《莎士比亚戏剧》什么的。我给学生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就凭我自己讲。所以那时候学生的学习主要是靠老师，如果有幸遇到好老师就很好了，最好的书就是老师脑子里的书。
要说起来，也不能断言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差得不行，现在的阅读环境恐怕还不如那时。那时虽然书不多，条件艰难，但总的来说比较开放，日本轰炸重庆，大家都成了闲人。有时间读书，也好学。而且大家对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普遍不是太相信，习惯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也别有一种精神在。不管是学生还是学者，学习热情都很高，有真痴迷学术的。
一方面，大家都关心时事，我和乃迭帮着学生把口号宣言译成英语传到国外，我妹妹杨苡夫妇签名捐款支持学生。另一方面，我们也搞翻译，传播文化。
我妹夫赵瑞蕻在内地买不到像样的书，1938年途经香港时买了本法文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分校教书，开始翻译该书，四年大功告成。赵瑞蕻的法语老师很高兴，说他做了件很不容易、振奋人心的事情。在炮火连天中，既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和学生运动，又潜心于名著的翻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奇异”现象。
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在重庆的时候，上午发了薪水，就要火速赶去换成黄金或大头，然后再去买生活用品。否则到了下午，法币的薪水就要缩水一小半。解放初期，梅兰芳的演出还是2万元一张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块钱吧。
你说的对，嘿嘿，我的书里有一些历史痕迹。是的，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册子，1936年前后的“丛书集成初编”，每册一两角钱，1950年的《敦煌曲子词集》定价4000元，吓死人吧？到了1961年，向达著的《郑和航海图》定价回复到0.48元。这几种书的字数和页码都差不多，价格差了一万倍。
对了，说陪都重庆的文化界、文艺圈，你们一定要说说二流堂。抗战期间，文艺界很多人“流落”到重庆，居无定所。唐瑜外号阿朗，是个仗义疏财的报人，自费建房，“收容”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在重庆中一路下坡，唐瑜从租地、买地，到绘图设计、施工监工，全程一手操办，先后盖了六七栋楼，著名的有碧庐、依庐等。呼朋唤友来聚居，吴祖光、夏衍、丁聪、盛家伦、沈求我、高集、高汾、萨空了、金山、张瑞芳这些剧作家、演员，都在他那里住过。
阿朗是南洋华侨，有一个有钱的哥哥做他坚强的经济后盾，他从南洋回国时，带了满载的小轿车、大卡车到重庆，后来车卖了，车上的物质食品都分给朋友吃了。吴祖光到晚年还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唐瑜一起出门，走到中一路四德村，马上就要到他们的家“碧庐”了，唐瑜突然看着远处一辆豪华大轿车发呆。轿车飞驰过来，溅了两人一身的泥水。唐瑜才如梦方醒，喃喃地说：“这是我的车，卖了……”
战时的重庆，文艺工作者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朋友们碰头，大多泡茶馆，但茶馆无一例外贴着“莫谈国事”的招牌，不能畅谈。于是，二流堂就成了大家聚会的首选之地。黄苗子、郁风夫妇，戴浩，还有我们都是自己有居处的，平时也乐于去二流堂欢聚议事。
二流堂这个名字也是开玩笑来的。他们那群风雅放达的文化人，看了延安过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学会了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表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搞文艺的大多生活自由、做法散漫，大家便互称二流子。郭沫若去碧庐聊天时，说要写一块匾额“二流堂”，二流堂的名号就这样叫开了，唐瑜荣登二流堂堂主。可悲的是，解放后的反右，文革历次运动中，二流堂被《人民日报》点名，当作“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被大肆攻击，打击的主犯吴祖光、新凤霞更是命运悲惨，令人感慨。
音乐家盛家伦也有一些趣事。他的藏书甚丰，其中有买的、借的、拿的，还有偷的。上海的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开的大书店，盛家伦常常去站着看一天书。碰到书店打烊他还没看完，或者站得太累，书又实在爱不释手，他就顺便“把书带回家去看”，还说偷书不算贼。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很喜欢一册外文书，但买不起，犹豫良久还是悻悻然地出了书店大门。岂料盛家伦已经在门口等着他，把那册书塞给了他，那人对如此神偷，只有瞠目结舌的份。
译事和逸事
我说我爱人很单纯，在政治上没什么头脑，说了国民党不爱听的话，当时重庆买得到《新华日报》，但总是受限制，不让看，她就常常买了看，还说过三青团的人像法西斯，别人就把她当共产党。还有一次，因为我认识英国大使馆的人，有人就告发我们，说我们是英国特务。大学的聘书一年一发，第二年她就没收到聘书，那我也不干了，就离开了中央大学。这时香港大学要我去，可我不想离开大陆，就没去。这样换了几个学校，在贵阳、成都很多地方待过。
这时梁实秋在重庆主持国立编译馆，觉得只有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没有把中文翻译给外国人看的，不好。他是我在牛津的同学，就想到要我们两个去做这个工作。其实我更喜欢搞历史研究，并不喜欢翻译。我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另一个是教书没什么意思，学生很复杂，比如有很多三青团，就是特务，我们应付不来。翻译比较单纯，轻松一点，就去了。本来也没打算以此为生的。
翻译的是《资治通鉴》，译了不到四十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也没出版，我看没用了，丢了也浪费，就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不知道他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管。那一段在梁实秋的领导下，在北碚的生活很好，后来刚解放时，在南京生活也不错。
1952年，我们到了外文出版社。因为他们社长刘尊棋很热情，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一百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我觉得这还不错。我们翻译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单行本，有的发在《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大概每一期发一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也有一点，英国销路不大。
不过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后来领导换了，刘尊棋被打倒，这件事就没了。很可惜，这事要做成了还有一点意思，另外，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乐意的，《坟》就没有翻。
周扬做文化部副部长时，想起我会希腊和拉丁文，就把我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又被出版社拉回来翻译《红楼梦》，反正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红楼梦》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我的。我认识霍克斯，他是真的喜欢红楼梦，花的功夫比我大，十几年的时间。
所有的翻译都是我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囗译，她就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们的翻译很快，大跃进嘛，什么都要快，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无所谓质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觉得翻译比较满意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座上宾和阶下囚
我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抗日、国共两党对抗和合作、共产党统治，还是抗日影响最大，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抗日，然后是我回国教书以后，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愿意为共产党做一点事情，这是第二个理想。后来还有别的理想，比如研究历史。
刚建国那一阵，毛泽东常邀请大家坐坐，好像是在怀仁堂吧，有几十个人。周恩来很客气，介绍说我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很好。毛一边跟我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我当时也很简单，就回答说：什么都能翻译。
当然也有我不翻译的。钱锺书被调到北京负责《毛选》的翻译，他也是我牛津的同学，学问很好，但英语并不是他的最强项，他就想要我去合作，给的条件很好。不过我拒绝了，也没别的什么原因，我刚在南京买了房准备定居，而且政治文章我翻不好，《毛选》我也没怎么看，没什么意思，也不喜欢，我一般只翻文学作品。
1968年，我们又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进了监狱。那天晚上我们没事做，在家里喝了半瓶酒，十点多有人敲门要我去办公室，去了就说军委会要逮捕我，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什么地方可以小便？他们告诉我了。别的我也没什么问的。那天抓了很多人，大概有几十个吧，都挤在一个炕上，沙丁鱼似的，我就要别人挪个地儿出来睡觉，旁边的犯人闻到我身上有酒味，说好香啊，问我是不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我说不是，然后就睡了。都快十二点了，也该睡觉了。别的犯人也在睡觉，就睡了。文革那时候经常乱抓人，前一个礼拜我们的一个邻居，是外国人，刚被逮捕，所以我们也不是很吃惊。黄苗子是朋友了，他写了《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一共就审讯了一次，是夜里，很多人拿着枪，带刺刀的，好像要枪毙我似的。问我认识什么人，要我写基本情况，我想了想，就写了中国的朋友和亲戚一百五十人，外国人有一百个。后来也没判，就这样糊里糊涂关了四年，我还教过狱友英语和唐诗。后来有一天突然叫我去，胸口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给我照相，又以为是要被拉出去枪毙。当时也没怎么想，枪毙就枪毙吧，也没什么。结果不是，放了。说对不起，关错了，就这样子过去了。又过了快一年，公安局来了很多人来道歉，还说关于我的材料很多，一大堆，你要就拿去。我也不要。
我的爱人也被抓了，外国人关在一起，都是太太小姐们。她们的条件比我们差，暖气不够，还要干一点擦窗户之类的活。她也只被审过一次，就没有下文了，直到被放出来。
遗恨和遗憾
我们坐牢的时候，儿子在湖北工厂工作，两个女儿下放到农村。文革结束后把孩子调回身边，儿子回来时精神就有点不对，只说英语，整天往大使馆跑，我们没办法，把他送回英国，不久他就在那边自焚了。
我爱人知道儿子出事后，当时就不行了，我喂她饭也不吃，什么都不吃。于是我们就计划回英国一趟。她跟我到中国后．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因私回家乡。当时组织上还不准，我们就给周恩来写了信，这才让走的。从那以后她身体就一直不好，特别是1989年以后病情就加重了，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吧，我什么也不做，就是照顾我的爱人。直到她1999年去世。我们在一起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对我来说，翻译一直都只是一种职业，我翻译的东西，我做的事都不重要。如果我能够做一点历史研究，也许成就会大一点。也不是说什么事业，就是自己感兴趣吧。不过没条件，也就算了。我兴趣最大的是古代史，从春秋战国到唐宋那一段。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总是没条件，历史研究需要很多书，我去的地方都没有好的图书馆，也没有时间，翻译很忙。这当然有一点遗憾啦，不过也就这样了，无所谓。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孩子也很好。活了九十多，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就这样吧。
本文选自《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