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南中国海和平与否成为了国际政治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周，中国和东盟（亚细安）之间有关南中国海的谈判终于有了突破，双方就《南中国海行为宣言》实施准则达成了协议。这套实施准则及其它衍生自《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外交文件，为东盟与中国建立互信和促进合作创立机制。尽管这个合作机制并不改变个别国家索讨南中国海主权的立场，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协议的签订意义重大。

首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在经历了去年的危机之后，迎来了一个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转折点。第二，尽管造成去年危机的根源很复杂，但这个转折点的到来表明中国有能力消化危机，把危机转化成为机会。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协议的签署表明了亚洲国家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纠纷，建立亚洲区域秩序。

美国力量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并被东盟国家视为是“平衡”中国力量的必需，因此美国因素往往会使得亚洲区域安全秩序建设复杂化。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存在既不可回避，也不见得没有好处。它在增加了中国处理问题的困难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更为理性。

历史上看，确立任何形式的区域秩序，尤其是区域安全秩序，很不容易。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区域安全秩序大多和战争有关。例如欧洲的安全秩序和两次世界大战分不开。美国和日本、韩国之间的安全联盟也和战争分不开。在战争之后，确立一个新的安全秩序比较容易一些。　　

战争是生死问题，战争之后往往出现很多有利于安全秩序确立的条件。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得各国达成一个共识，需要一个共同安全秩序来避免战争。但在欧洲安全秩序建设过程中，美国扮演了领导作用。二战之后，美国成为欧洲各国可以接受的领袖，而美国也因为其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能力来扮演这个角色。此外，冷战的局面也有助于美国领导地位的确立。当时，面临强大的苏联，西欧各国需要同样强大的美国领导，才能抵御外在的威胁。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使得美欧安全秩序（主要体现在北约）高度制度化。冷战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轻易地扩展北约，涵盖整个欧洲。

西方安全秩序源自长期战争

同样，美、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也是美国战争“胜利之后”的事情。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说，战后美日联盟是美国一手安排的结果。日本尽管有参与，但没有多大的发言权。美国和韩国的同盟也是这样。因为来自北朝鲜的威胁，美国驻兵韩国，韩国并没有任何困难接受美国的领导。

“胜利之后”所确立的安全秩序，在很多方面体现为内部的不平等性。无论是欧洲安全秩序还是美、日、韩联盟，美国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一方面有助于安全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表明体系内部成员必须接受美国的领导。要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战争的代价；第二，外在的威胁；第三，领导者的开放性和能够包容体系内部成员的利益。如果这些方面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秩序的基础就会受到威胁。

在冷战结束后，北约依靠扩展范围而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同时，有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也有助于北约的凝聚力。在美、日、韩联盟之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缺失外在的威胁而松动。韩国要求美国军队撤走的呼声曾经很高。日本在民主党鸠山任首相时曾经提出要建立东亚共同体，追求和美国的平等地位。但近年来，北朝鲜被视为是对日、韩的威胁。在背后，美、日、韩联盟则把中国视为是外在的威胁。

此外，一个地区的地缘政治也对区域安全秩序有独特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在北美，美国天然地居于“一国独大”的地位，成为天然的领袖。很显然，北美的体系是一种高度等级性的依附型安全体系。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加拿大，各方面的实力无法和美国相比，这两国也没有任何想挑战美国的地方，加上美国体系本身的开放性，北美就出现了一个比较自然的安全秩序。

在亚洲，区域安全秩序的建设并没有这样的情况。首先亚洲并没有类似欧洲的长时期战争，并且战争也没有产生类似欧洲那样的“胜利者”。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曾经想通过战争的方式来确立帝国秩序，但以失败告终。中国是“胜利者”，但中国既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建立区域安全秩序的思想、理念，也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来这样做。因为冷战，美日和美韩同盟的形成，一个涵盖各国的东北亚的安全秩序成为不可能。反之，因为美日、美韩同盟把中国视为外在威胁，东北亚是一个“不安全”的秩序。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秩序的安全性的两个条件是，第一，中国接受以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至少不挑战这个秩序；第二，美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中国的利益。而这两个条件是不稳定的。东北亚也因此仍然面临如何建立能够包括美国、中国的安全秩序的挑战。

亚细安区域秩序自成一格

但东盟是一个特例，是一个成功的非西方式的区域安全秩序。西方式区域安全秩序的条件，在东南亚各国之间并不存在。例如，东南亚各国之间尽管有局部的冲突，但并没有发生类似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不存在一个“胜利者”。东南亚也不存在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天然领袖。尽管印度尼西亚是本区域的天然大国，但无论是其内部实力还是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影响，远不能和美国在北美的地位相比较。东南亚也在不同时期，存在“外来”的威胁，但也远远不能和欧洲、东北亚的局势相比较。

在这样的条件下，东南亚国家走上了一条非西方的道路，确立了一个非西方式的安全秩序。东盟形成之后，因为和西方式安全秩序不同，一直被视为只是一个论坛而不具备实质性意义。但在实际层面，冷战以来，东盟并不比其它任何区域（包括欧洲）更不安全。如上所说，东盟区域秩序既不是由外力强加，也非区域内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所确立。因此，人们可以这么认为，这个秩序的产生和发展更具有民主性。实际上，各国之间的接触、讨论、形成共识、建立信任，到最后制度化和法律化，是这个秩序的主要特征。

冷战之后，东盟也面临挑战，但东盟接受并且成功应付了挑战。东盟曾经认为，维护区域安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把大国排除在外，但后来认识到排除大国的做法很不现实，也并不符合东盟的利益。东盟成功地转型成为一个包容性的论坛，并逐步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区域安全合作构架。东盟最为成功的地方，就是成功容纳了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最近又容纳了美国。这次中国和东盟双方就《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的不具约束力的实施准则协议就是一例。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个协议的达成是中国—东盟安全秩序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忽略中国因素，亚洲区域秩序就无从谈起。

作为崛起中的亚洲大国，中国注定要成为亚洲安区秩序的主要角色，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如何行为，决定了亚洲能否并形成什么样的安全秩序。从现在来看，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正成功融入以东盟为主体的亚洲安全秩序，中国的选择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更符合东盟的利益。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接受挑战、学习、适应和责任担当的过程。

中国行为的转变完全体现了非西方的亚洲特色。在和东盟的关系上，和其他所有大国一样，中国先是拒绝，但很快就接受了多边主义，并在多边构架内扮演一个积极角色。在多边关系上，中国首先强调的是经济关系，然后再慢慢扩展到其它领域，包括安全领域。通过经贸关系，中国和东盟各国逐渐建立互信，进行各方面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尽管中国和东盟已经实现了自由贸易，但中国仍然把重点置于经济关系上。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东盟能够容纳中国是因为中国选择被容纳。和争抢领导权的其它一些大国不一样，在加入东盟友好条约之后，中国并不想争抢领导权，而是承认和支持东盟的领导权。中国的行为和美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旦加入东盟体系，美国到处张扬其领导角色。　　实际上，在欢迎美国加入的同时，东盟各国也在密切关注美国在东盟体系内部的行为。

在经贸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就有条件和东盟建立安全秩序。和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历来不重视安全秩序。在这方面，中国一直显得小心翼翼。东盟在1992年发表有关南中国海的宣言，中国一直到2002年才同意与东盟签署这份宣言。再经过九年，东盟和中国终于签下落实宣言的准则。准则的签署，是对这片主权备受多方争议的海洋的和平与稳定的确保。下一步将是中国和东盟之间对具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守则》展开谈判。

虽然准则还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且中国东盟之间的合作和主权是两回事，但这些毕竟为未来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问题上，西方往往使用硬实力和武力政策。和西方不同，中国更倾向于先营造一个友好合作的氛围，再来寻找和平解决主权纠纷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花了不长的时间和俄罗斯、越南等国和平解决了陆地边界纠纷。这样的成就在西方很少出现。也有理由相信，尽管南中国海问题更为复杂，并且有外来力量的不断干预，善于接受教训和学习经验的中国，也必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和平方法。

在更高层面，人们也可以相信，和西方建立在武力、“外在威胁”和领导霸权之上的区域秩序不同，中国和亚洲国家能够确立具有亚洲特色的区域安全秩序。如果西方安全秩序是西方文化的体现，亚洲安全秩序的出现必然体现亚洲文化的化身。尽管亚洲各国（包括中国本身在内）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文明国家的崛起，亚洲最终会回归亚洲，确立真正属于亚洲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