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在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1]氛围中启动的。1949－1978年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典型形态——毛泽东思想，[2]绝对主导着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直到1978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偶然的因素引发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制约下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反思，从而开始了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改革开放历程。[3]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列宁－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刚性意识形态的退出过程，反而在改革开放不算太长的历程中，改革意识形态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显示出正面对抗的紧张状态，而且由此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进步与回流的曲折状态。展望未来一个时期，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深度改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在未定之数。这或许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还必须花费巨大力气解决的、事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决定性问题。
一、改革意识形态的实用定势
为了能够理解意识形态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有必要首先简单描述一下改革开放前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情形。这一描述需要切分为两个界面：一个界面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执政党建政27年的意识形态状况，另一个界面则是1976－1978年执政党对于意识形态是否转变的决断。1976年以前的27年是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绝对选择斯大林主义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谱系上，斯大林主义是最具有现实控制指向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谋求意识形态特权的乌托邦思想体系的话，那么列宁主义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想象，转变为追求全面掌控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到了斯大林那里，马克思主义直接就成为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但这中间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形态，而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实践形态。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核心论述，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从观念体系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构，尤其是对于政党如何全面渗透到社会并掌握一切优势资源的论述，完全切中现代国家理论中尚缺乏完整论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需要。由于列宁主义的出现，现代国家建构中未曾被充分考虑过的后发国家如何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被列宁以一种革命理论的鲜明形式提了出来。列宁的理论有两点对于此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自己的国家发挥着关键的影响：一是政党全面控制国家资源的设计，二是政党意识形态直接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功用。前者，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了替代性的国家形态，那就是政党－国家。后者不像前者，前者主要是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体系，而后者则是在政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系统的。这使得占据国家权力体系的政党不满足于支配国家权力，而且还雄心勃勃地支配国家范围内所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从而形成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政党对于国家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是一种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无法解释的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在其典型的模式中，采取的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形式。在其衰变的形式上，则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形式。即使如此，政党－国家对于国家范围内的资源控制并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国家对于政党的目标始终处于屈从的状态。后者，即政党意识形态直接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功用， 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难以脱离一个政党的完备哲学的制约，当这一政党哲学体系具有维持其完备形态的能力， 即它可以刚性地为这一政党哲学的正当性与完备性提供证明的时候，它就会不容分说地排斥一切相异的意识形态，并对于自身的自足性有一个制度的刚性维持状态。换言之，列宁主义国家在自身足以维持自身的状态下是具有拒绝全面改革的国家特性的。惟有当政党意识形态不足以自我维持，而必须借助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资源来支持自身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甚至合法性的时候，政党意识形态在政党状态的主导下才会出现松动的迹象。这种松动就成为列宁主义国家改革的动力与标志。[4]1976 年以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在列宁主义的绝对主导下对中国发挥着全面主宰作用的。这与毛泽东在1949年后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此前执政党对于国家建构的认知、195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处境、国家吃紧的经济社会局面等因素密切相关。[5]
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人格代表与权力象征。毛泽东的去世终于使“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执政党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国家稳定的象征性人物离开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无论从心理倾向上还是从政治适应上讲，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维持既定政治状态。这一选择在意识形态上便体现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6] “两个凡是”的出台，等于宣告了国家调整发展状态的不可能。这对于等待毛泽东去世以便转变中国政局的人们来说，绝对难以接受。由于在列宁主义国家中只有等待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内部发生变化，其后国家才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分歧在“两个凡是”的催化下产生的明显分歧，这一分歧，成为启动执政党领导阶层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当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执政党领导阶层内部的两种意识形态决断便明确地呈现出来。与此同时，重新起步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定成就，但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国家理念中寻求国家发展，此时还在未定之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理文革、矫正极左、理性发展， 才成为执政党的新选择。这中间除开政治斗争之外，意识形态的改弦更张成为政治转变的主要信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绝对是意识形态的说辞，竟然成为执政党启动改革、营造改革气氛的重大象征。此时，中国开始了意识形态的当代历程：一方面，传统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以转变的面目发挥着整合国家力量的作用，但它自身的张力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改革意识形态正式登台，现代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功能开始强力显示。后者与前者交错作用，对于改革开放发挥着混杂在一起的引导效用。
之所以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与改革意识形态混杂在一起，并且对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发挥着混合的作用，从历史转变的角度看，是因为执政党的改革发生在可以继续维持其意识形态体系，但又不得不对其刚硬形态进行矫正的特殊情况下。执政党可以继续维持其意识形态体系，是因为执政党成功地区分开了政治领袖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与政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两者之间不能一概而论。这样就将斯大林主义再次成功地理想化了，从而使之重新焕发出理想主义的光彩。而执政党不得不校正其刚硬的意识形态结构，则是因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在无法为其维持统治提供观念指引、制度思路和整合作用。正是这两种意识形态处境，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在其历史起点上得以将斯大林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改革所需要的政治实用主义形成合流。
理解斯大林主义与改革意识形态的混杂作用状态， 需要精心厘清在西方国家呈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各自功能。无疑，在近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中，改革意识形态发挥着引导社会变迁的浮面功能，斯大林主义则构成为执政党自证其改革合理性的深层观念支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组合——极左的意识形态与右倾的意识形态居然可以同时作用于国家基本政策选择。当然，在分析这种奇特组合之前，必须强调指出，改革意识形态自身建构的苍白，使得它一开始就处于一个依赖斯大林主义的尴尬状态，斯大林主义事实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进程。或许，这就是一些学者断言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规范的市场经济形态，而实际上是“市场列宁主义”形态的理由。[7]
话分两头。先看改革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中国改革如何发挥引导作用。从改革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来看，它有一个逐渐成型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使是后来被认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也是存有不确定感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定调上，邓小平的态度开初是保守的，他对于清算文革、处理毛的政治遗产、甚至对于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都倾向于回避。直到出国访问归国，发现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胡耀邦已经以比他激进的转向态度占据了会议的主导权，因此及时约于光远为其撰写倡导解放思想的发言稿，从而将政治主导权扭转过来。正是基于这样的偶然性，执政党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巨碾并没有成竹在胸的蓝图。[8]1980年代全面推进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证就是，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定位，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实在无法维持既定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推出的——起初改革主导者不过是想恢复计划经济秩序而已，但这种努力的结果令人失望， 因此不得不选择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争执，使得决策者不得不最后选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终于落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上面。但正是这种逐渐推进， 即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错取向，使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刚性制约作用不断下降。改革自身逐渐取代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新的整合国家力量的意识形态。
改革自身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具有了自证其合理性的理论结构和效用证明。邓小平将改革自身置于一个不证自明的位置上，并对改革的自明性、全面性和长期性进行了阐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已经自觉意识到改革本身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他尽力将改革自身的正当性作为推动改革的基本理由。为此他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9]。但改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在整体上邓小平并没有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经典中寻找支持理由。他务实地处理改革完全是基于现实处境需要这一问题。这是他脱离开此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路，直接为改革开辟意识形态空间，以至于使改革自身成为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替代性意识形态。由于改革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即改革以改革自身为改革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因此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就成为近30年中国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执政党重新聚集政党认同资源的基本方式。
但改革意识形态并不是真正现代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完备哲学建构。改革在起点上的功利性决断，已经注定它是不可能建构起完备的哲学体系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功利态度，相应将改革置于一个意识形态上亟需建构的状态。因此它在意识形态上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30年来，改革意识形态处于一个与斯大林主义竞争国家政治资源的对抗状态。由于改革的定位不确定，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故而自成体系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苍白的改革意识形态形成的话语优势不言而喻。中国的改革自始对于结构化地制约改革的内在因素就采取了束之高阁的态度——改革就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实现毛泽东那一代政治领袖富民强国的政治理想，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此等等，决定性地蛀空了改革的精神基础。因为改革缺乏真正证明其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资源。在不得不借助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改革开放的实际政治举措辩护的情况下，改革意识形态与斯大林主义两种对峙的意识形态，就不能不使改革处于穷于应付意识形态的困境——改革意识形态对于意识形态争端的回避态度，就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完全实用主义的改革在自身进程中的进退维谷境况。即使是改革开放的人格代表邓小平，在重启改革的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也只能对这种不利于改革的意识形态处境提出“不争论”。这就注定了改革意识形态的软弱乏力，既无力自证改革本身的合法性，从而提供给改革以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也无力回应来自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捍卫者对于改革开放的攻击。
二、革命意识形态的重构
诚如前述，中国改革起点上的意识形态是极左意识形态——列宁－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形态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就其本来的意味，在意识形态的界面上就是要促使这一革命意识形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退席。但革命意识形态的顽强性显然大大出于人们的意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限内，革命意识形态以传统的极左形式（“老左派”）和现代的极左形式（“新左派”）替换上场，[10]不断地构成改革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阻碍， 并成功地建构起当代中国转型最具有抵抗功能的“批判型”意识形态。
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形式、或称之为“老左派”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反弹最为强烈。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描述：一是从它的左倾立场陈述上认知，二是从它的演变历程上了解。就前者而言，老左派随时随地祭出人民的旗帜，将改革开放必然导致的财富重新分配安顿在仅仅具有道义价值的公正天平上衡量，从而以社会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对深度改革进行阻挠。在他们看来，无论国家所有制情况下的生产效率如何低下，只要对国有产权进行改革，就等于彻底抛弃共产主义理想，就等于宣告社会主义建设堕入资本主义深渊。因此，他们以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保障，作为改革还是不改革某种经济机制的唯一标准。[11] 至于那些需要改革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经济体制，大多就因为这样的判断标准而无法进行有效的改革。而这种判断方式，明显是政治化的。这种单纯的政治化判断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思路。这样的论述进路，常常以“路线”质疑的方式提出，将某些僵硬的政治原则作为对待和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基准，对于阶级斗争的敏感性远远胜于把握时代变迁的积极性。[12] 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确实是具有某些客观依据的，但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几乎是将就他们自身的信仰而已，而不是“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知识结构，以便用新的视角观察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13]
就后者即改革开放30年老左派的演进历程而论，老左派借助政治运动的方式不断阻止改革向纵深地带推进。对这种演变的一个最简单勾画是，1983年以清除精神污染的名义对理想主义的改革精神氛围进行极左重组，这次运动可以说给执政党发动的改革套上了极左的枷锁。清除精神污染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这次运动式的左倾意识形态重建的两个界面。前者是这一运动的反对面，后者是这一运动的倡导面；前者划定了思想解放的范围，后者给出了思想解放的前提；前者提醒人们政治运动的残存，后者直接点醒人们政权性质。就此而言，人们开始充分醒悟到，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仍然将发挥巨大的制约作用。[14] 1986－1987 年、1989－1992年则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阻止人们对改革进行深入设计和实质推进，这两次反对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可能性。因为这两次政治运动不仅是在执政党党内激烈地开展，也在社会中引起巨大震荡。如果说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短时间内被化解的话，1989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则深刻影响到此后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一方面，它将改革的走向严格限定起来，80年代那种浪漫地设计改革的立体空间，被骤然压制为一个扁平的逼仄状态。[15] 另一方面，需要改革的紧迫问题日益被政治正确的要求所窒息，80年代的蓬勃改革态势就此消歇。再一方面，权力与利益的局部勾连由此进入一个全面结合的状态，改革几乎无法透入政治体制之中。在某种意义上，1989天安门事件中断了中国的改革。1992年重启的中国改革，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布局上，都无法与1980年代的改革媲美。极左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仍然借助执政党设定的改革就是某种特定国家结构的自我完善这一基点，不断地重组其理论形态与问题针对：1996年意识形态化的公私之争将产权问题政治化从而成功阻止产权改革，2004－2006年对改革开放进行的第三次清算，则使得改革的社会认同感严重下降。如果说毛泽东曾经断言7、8年就来一次阶级斗争，给了反对深度改革的老左派以3、5年就来一次的清算改革的灵感，那么，老左派根据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政治戒条——一元化的政党统领原则，对于改革稍微触动一下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做法怀抱高度的警惕性。他们以执政党绝对代表人民利益的书面原则作为支持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据，对于一切优化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设想严加排斥。他们常常以无条件的同富调门儿作为批判改革开放导致贫富分化的理由。似乎财富天然掉在人们的面前，毋需创造，仅需分配。这种论调在文革时期曾经主宰中国人的平均主义神经，今天同样极大地左右着人们改革开放成败的判断方式。因此，老左派的说辞虽然陈旧，但涣散人们投入改革的作用则十分有效。他们从来不把今天中国的繁多问题看作是改革不足造成的，相反总是认定这是改革的必然后果。因此引导人们拒斥进一步的改革。[16]
但老左派拒斥改革的言论所具有的影响毕竟有限。这与他们非常僵化地坚持极左立场的态度、以及脱离时代趣味的话语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新左派的出台并发挥巨大影响，相应也就有了不同的依托：一方面，新左派不再坚持令人敬而远之的革命立场，他们选择了灵活的政治态度。新左派就此具有老左派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出现但却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计划经济遗留问题与市场经济新生问题，加以痛切的指陈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并以人们的怀旧情绪为依托勾起社会心理普遍存在但未曾明显作用的眷恋文革的意识。[17]这为新左派聚集因不满改革或因改革失落的社会心理资源提供了便利。再一方面，新左派以平等和公正为道义号召，以诗意的语言表达刻画前尘往事、以痛切的言辞指责现实社会、以理想的笔触勾画完全平等的社会图景，使得它的可爱与可信在人们的心理需求界面上统一起来。在一种试图将1949－1978的30 年、与1978－2008这30年无缝对接起来的尝试下，新左派既以满足中国人的历史连续感获得人们的青睐、又以抵制西方价值和制度迎合了中国逐渐流行开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以所谓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设计显示了他们抵制专制主义的善良意图，因此，新左派所具有的社会煽动力是不容质疑的。它成为对抗改革意识形态最具有底层影响力的思潮由此可以理解。
老左派与新左派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分流的角度看，老左派与新左派似乎没有渊源关系。老左派可以称之为权力左派。即使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老左派大多是失去权力的失势人物所倡导的，但他们背后具有的权力支撑是显而易见的。[18] 新左派则可以称之为无权力支撑的学术左派。他们大多是在大学和研究院任职的学者或艺术家，来自文学艺术的激情，使他们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极大刺激，他们无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审视问题并设计解决进路，只好由文学艺术的激情引导对现实进行痛斥。[19] 前者的权力思维和后者的文人思路确实具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新左派内部确实也还存在其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分歧。譬如经济领域的左派（所谓“海派经济学家”）与政治领域的左派之间就存在分化。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所有制关系问题、分配公平问题等等。后者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权力是否掌握在“人民”手中，至于人民究竟由哪些社会阶层来坐实，似乎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尽管新左派内部充满思想张力，新老左派之间的思想张力就更加明显，但不能不看到老左派与新左派的合流。这种合流不能说是有形的，即新老左派公开结成某种意识形态同盟。但这种合流也不能说是无形的，因为它们共同塑造着反现代化主流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向：老左派从权力内部抵制中国的深度改革，随时随地以亡党亡国的威胁来积聚执政党内反对改革的力量；新左派则从思想理论界发动反对改革的清算浪潮，以完备的理论取向建立颠覆现实秩序的批判理论。[20] 新老左派对于革命情景的眷恋完全是一致的，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原教旨狂热是其假设并批判今天的中国完全陷入资本主义深渊的精神基础。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所谓深水区的时候，新老左派意识形态所有的群众基础不能不说是雄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结构上本来就是不健全的。集权政治、市场经济与一元文化的配置，使中国的改革逐渐形成为国家权力与市场资源的全面结合，而一元文化又刚性地堵塞了公众泄愤的通道，因此造成一个看似由改革导致的畸形社会。但其实改革的逻辑需要的恰恰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配置方案。当这一方案在政党权力绝对拒斥的情况下完全缺乏推行可能性的时候，新老左派诱导人们痛恨似乎导致社会不公的市场化改革，就会赢得哪些被日常生活折腾得缺乏起码政治思考能力的公众们对改革的抗拒，进而形成抵制改革的社会心理。由于“群众基础”这样的政治性语词在中国共产党主导型政治话语中对于中国人政治话语具有支配性作用，因此，改革的社会心理资源处于显见的流逝状态。这是近年中国社会很难形成改革共识的左派思想根基。但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国家意识形态是不能诉诸群众话语来决断的。因为群众的生存逻辑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逻辑之间具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因为新老左派通过革命想象与文化想象，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两者无缝焊接起来。
三、自由主义理念的渗入效用
新老左派曾经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将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度。[21] 这一断言使得中国改革的自由主义取向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首先，这一话题有一个真假的性质问题。其次，这一话题还有一个形似和神似的表现状态问题。再次，这一话题还有一个不同政治意图的蕴含问题。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由主义取向，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不论就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表述、还是就改革开放的目的来讲，都与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代政治领导人明确强调，指导并也是在指导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绝对不是其他什么理论。而改革开放的目的则一直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除此之外的理论表述一律被视为自由化理论，不论是来自自己阵营的“无产阶级自由化”，还是来自敌对阵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在明确的反对之列。[22] 就此而言，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断定为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刻意。从第二个方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与所谓自由主义的完备方案之间的形似显然大大超过它们之间的神似。如果把形似界定为表面上的一致、把神似界定为实质上的一致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上的市场化改革确实有些类似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形式的推崇。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是利用市场要素的改革，在利用计划经济要素还是市场经济要素的主体上没有任何结构性变化，而且利用不同经济要素的权力背景也没有实质性改变。从主体结构上讲，国家始终是绝对主导甚至完全扼制中国经济咽喉的主体。在没有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健康分化的前提条件下，放开国家之外的市场空间，可以激活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使经济要素的价格配置局部地成为可能，这为经济活力的出现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带来了条件。但国家对于经济结构的强力控制，使得这一利用市场要素的改革绝对谈不上是规范的市场经济改革，不过是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激活而已。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毋需任何现代经济学常识就可以辨认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一切重要的市场资源（就是我们通常熟悉的交通、通讯与能源等市场要素）统统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掌握着仅仅用于国有资本的金融机构，控制着调剂市场资源流向的价格权力， 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国家对于不同的经济组织进行以政治忠诚为标准的区隔（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悬殊处境可以证明），这些做法在在表明中国只是一个利用市场做法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腾出市场空间，从而使国家与市场相形而在、平等作用的市场经济国度。至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政治， 在中国就连形似的实践也还没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目标显然也还无法预期。从第三方面分析，那些断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由主义取向的断言者，才正是具有某种政治意图的。这种政治意图不是试图将他们断言的对象置之不利的政治地位，就是试图将断言对象置诸无法自辩的不利位置，使断言对象不敢将中国改革开放真正具有的内在特质加以揭橥。因此，新老左派断言某人某论属于自由主义、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属于自由主义这类说辞，不过是一种表达自己政治正确的政治态度的需要而已。
从操作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图上讲， 自由主义绝对是他们眼目中的对手。但问题在于，出于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图的断论，虽然使得自由主义在结构上无法施展其中国手脚，但却不见得完全拒斥自由主义的一些可以“拿来”的做法。在告别文革的尴尬社会政治处境中，尤其是在几乎没有物质资源作为控制国家的凭借手段的时候，一种出于应急思维需要的利用现代主流的经济手段来实现统治国家的物质资源重聚的主观意图，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走上利用现代经济手段的道路。为了使得走入死胡同的计划经济能够步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不得不逐渐从刚性的计划经济退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的实用主义改革思维的需要，从客观效果追求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不得不引入自由主义的基本做法——要告别创痛、疗治病患，几代领导人都不得不承诺现代主流的自由主义方案在某些做法上对于“中国病”具有的救治作用。从规范的现代结构上讲，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安排提供了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在政治领域，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设计则成为亟欲建立稳定统治的执政党必须借鉴的政治理念；在文化领域，自由主义主张的多元文化理念，成为中国统治者解决日益凸显的完备理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政治纷争的有用思路。就此而言，自由主义确实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设计者所不能完全拒斥的。
这就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主张渗入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提供了契机。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际操作上看，经济领域的所谓自由主义取向一向为人瞩目。虽然这一取向并不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一说法尽管不符合现代规范经济理论，但在国家权力绝对主导下，经济领域引入市场因素毕竟成为中国的现实。经济要素的市场配置在中国普及开来了，价格机制由政府绝对控制但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尤其是市场驱动的竞争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了增长而展开的竞争甚至促使了高度集权的中国走上了分权促成的经济增长道路。[23]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中国得到极为鲜活的印证。但自由主义现代意识形态总是在中国政治的“台底”发挥作用的，它在政治的“台面”始终处于被攻击和批判的状态。这似乎注定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需要与实际发挥效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疏离关系，也注定了国家确定的意识形态结构与实际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正面对立关系。因为代表国家立场的意识形态陈述，从来就没有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让渡过任何政治空间。不仅一些政治实务人手对于现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加以严厉的拒斥，自认为自己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也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批判。[24] 但即使如此，批判者也都承认新自由主义仍然有中国需要借鉴的地方。[25] 这也许显示了力图实现现代转轨的中国对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的某种宽松态度。
从民间来看，自由主义的处境比之于在官方的处境要稍微良性一些。这一方面与官方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松动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间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引进和讨论有关。[26] 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有一个从思想史到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出路的渐显过程。到1998 年，终于有学者提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27] 汉语自由主义的理论言说终于开始启航。在某种意义上， “公共论丛”的出版为自由主义的理论言说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思想平台。但自由主义的言说自身可以用残缺不全来形容。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场似乎太过匆忙，以至于言说者自身并不十分清楚它究竟可以在中国的现代转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主要原因是由于自由主义的言说大多由人文学者来担当发言人的关系。如果说自由主义切合中国现代的需要的话，它更应当由社会科学学者应对中国实际需求来加以阐释。另一方面， 就是言说自由主义的学者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存在严重问题，所谓“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人为分割，将本来就无法公开证明自由主义正当性的短缺性精神资源，更是肢解得鸡零狗碎。在西方社会中， 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从来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原创时期的约翰• 洛克、亚当•斯密，还是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哈耶克、罗尔斯，都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立场打通阐述，这是自由主义的彻底性、一贯性和完整性所要求的理论进路。但中国言说自由主义的学者、尤其是主张所谓政治自由主义的学者，似乎对于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立场怀抱警惕，明确表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是两种自由主义。并在承诺新左派指责经济自由主义导致中国两极分化的前提条件下，试图划清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界限。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理论幼稚病的典型表现。再一方面，中国自由主义的言说者大多缺乏政治智慧，无法有效介入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中， 因此他们在着重申述自己的自由主义人文立场之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有效影响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假设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婉转表达者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某种需要澄清的贡献的话，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出路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乏善可陈。虽然自由主义在整体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可以公开言说的意识形态，并逐渐成功渗入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实际进程之中。
但如果断言中国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法律主治的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的国家，是十分鲁莽的事情。甚至断言中国近30年是在实践哪怕是最弱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是有悖现实的说辞。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顽强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它在不断变换自己的存在形态的同时，不断地重聚中国最重要的支持国家意识形态的各种资源。这不仅使得现代其他意识形态的成长缺乏起码的资源供给，也使得其他意识形态完全无法与国家意识形态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身转变注定了中国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状况。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与自由主义之间建立直观的联系，恐怕只能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书斋工夫。
四、以“核心价值”重塑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意识形态演变史表明，在国家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既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无法取代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只能在自身允许的流变范围内不断重新组合，但从实际情况看， 这种组合的明晰性越来越暗淡、而不确定性愈来愈明显。与此同时，重新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确定性已经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并不见得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完全不做调整和改变已经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遭遇的结构改变难题鲜明地凸显出来。从前者看，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由于三重挑战，使得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不得不不断变换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并逐渐放弃经典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渐渐建立起起初并不是那么轮廓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这一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外特征凸显出来。
第一重挑战是经济有效发展问题。这一挑战将经典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即刚性的国家计划经济，重塑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加市场经济形式而形成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这一经济形态的规范意义还有待阐述，但它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形式窒息的经济活力释放出来的功能，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挑战的存在与作用，即使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应对，也不得不因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使国家意识形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原来根本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空间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论述中，为市场经济腾出狭小的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来。而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使得这一挑战变得明显严峻起来，能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围内消化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经济结构，并成功将之纳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之中，绝对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还要继续接受考验的难题。
第二重挑战是国家有效统治的挑战。这既是一个政治难题，也是一个行政难题。作为政治统治难题的挑战是针对执政党的。十年文革的结果是执政党的统治威信明显下降，以至于在1978年不得不从执政党的改弦更张入手，改变毛泽东的刚性战争思维。但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谈何容易。政党自身熟稔于心的是革命理念，它对精细的国家统治策略不仅十分陌生而且心存排斥。要练习并完全接受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习性，就更是从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到政党举措、党际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全方位的改变难题。这对执政党重建来说， 绝对不是两三个领袖人物提出的炫目口号就足以实现的政党转型目标。行政上的挑战则是针对政府的。中国政府在决定其权力形态与运行形式的政党陷于战争经验而不能自拔的前提条件下，长期依靠举国体制治理国家。这一体制完全出自战争的遗留。它的特点是在执政党统治国家的宏大气势下，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既定的统治目标。文革及以前，执政党的统治目标是稳定其统治地位，取决于这一需求，国家不惜一切工本建立起适应战时需要的政府体制——“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显示战时行政体制特质的口号。备战，就要求一切下级政权服从上级指令；备荒，要求以高度的积累限制现行的消费；为人民，要求各级领导者必须具有一致的政治思维。在这里，人民并不是作为具有政治诉求的公民，也不是作为具有物质要求的消费者，更不是作为控制国家权力的自治市民，而是服从国家统治需要的对象的指称。[28] 这样的行政运行体制，显然不是和平时代的体制。因此，在文革后期，政府基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所谓文革后期国民经济陷入破产的边沿， 一是指经济体制的瘫痪状态，二就是指政府运作的涣散乏力。[29] 在这一体制濒临破产边沿的时候，改革启动了。但改革最需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政府自身。如何建立起有限而又有效的政府，成为处于改革开放漩涡中的政府难题。1978年至今，这一任务的完成情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第三重挑战是意识形态纷争对于国家认同的挑战。
不能不承认的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原有的感召力了。这一力量的丧失，不是指它在理论上完全不能自证，而是指它的现实针对已经完全挂空；不是指它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缺乏权力支持，而是指它无法回应公众的权利诉求；不是指它完全没有信徒维护，而是指它缺乏普遍的社会认同。因此，从改革开放伊始，马克思主义就陷入了“坚持”优先还是“发展”优先的困境，至今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这一矛盾定位之后，力图化解问题症结的一个新提法。在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完全统一的意识形态结构中，单一意识形态在中国独领风骚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于是，现代舞台上曾经出现过的诸种意识形态纷纷登上中国舞台，上演自己的意识形态活报剧。1978年至今，民主主义、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无不在中国社会中引起阵阵骚动。到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三分天下局面大致形成：新左派、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说这三种意识形态形式远远没有达到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制约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民间意识形态形式，但它们各自已经获得了既定的接受群体、形成了自有源流的阐释共同体、并提出了自己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无疑这加剧了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危机感。
由于意识到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急迫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近三年明显加快了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建的步伐，努力为深度改革提供深层的观念依据。在2006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身的新鲜性并不值得人们关注。但这一命题内涵的政治意图与可以阐释的现代内涵，使其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命题，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核心价值的缺席已经导致了国家统治危机，使国家认同的问题显得异常重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究竟哪些价值可以成为国家价值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曾经无比清晰的问题现在显得模糊朦胧了。为此，需要以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国家基本价值体系的缺失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结果显然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困境不仅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更加激烈。2004－2006年的三年，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第三次重大争论，但这次争论不仅彻底瓦解了改革共识，而且尖锐地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从而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彻底政治化了。因应于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好以更为包容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加以处理。执政党允诺以公正、民主、安定、有序等价值理念来重建国家。但转型时期的矛盾暴露与和谐目标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国家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重建之间明显存在错位的情形。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尝试走出这一困境，致力建构起适应中国结构化转轨需要的意识形态理念。一方面，执政党对于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决定性地位的淡化处理，显示出它进一步放弃僵化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姿态。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替换暗示与对毛泽东思想的冷处理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30] 再一方面，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内涵，强化了改革意识形态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其间蕴含的诸种可能性，仍然没有平息关乎国家意识形态的争端，以至于国家领导人不能亲自出面阐述国家价值，于是，在2007－ 2008两年，值得人们注目的普世价值争论出台了。
温家宝对于现代意识形态的表态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现在世界上有两千多个民族，人类文明随着多种民族的相互交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或文明的多样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31] 这可以说是执政党领导人最明确地承诺普世价值的一段话，也是执政党领导人意识到国家意识形态不能从特殊主义路径对待的一段话。它对于执政党走出困扰自己30年的意识形态困境具有指引功用。
但温家宝的讲话并没有获得执政党内高层的一致赞同。这中间一些位居领导高位的人士，就对于普世价值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政治批判。他们采取似乎是辩证的态度、其实是以声讨的方式批判了普世价值的提法，提出要“从战略的高度提出目标、任务，用战略的视角研究党和人民正在关切并希望找到答案的问题，把研究工作融入党和人民正在致力的伟大事业中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旗帜引领潮流；了解基于实践的理论材料，参与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了解世界理论、文化的动向，借鉴先进适用的文明成果。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32] 这种口吻的政治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给改革意识形态提供空间，也为了平息执政党内关于普世价值的争端，2008年12月19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对于三不原则（“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进行明确的强调。三不原则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针对教条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于实用的改革意识形态的攻击， 也可以针对设计中国宪政民主政体的人们。但总的说来，是力图平息意识形态争端对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开放的干扰。改革自身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国家自我正当化的唯一出路。
由此可见，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艰巨性与中国改革开放令人忧虑的前途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意识形态的成功转型，也已经与国家的现代转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30年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艰难困苦，是否似乎已经明确预示了国家现代转轨的难以克服的困境？答案仍然需要寻找。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注释：
[1] 本文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大致与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界定的含义相当，即一种纯粹的完备学说只是一种乌托邦观念，而当其与国家权力全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意识形态。参见该书第196－ 20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 这从毛氏断言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可以得到最为直接的认识。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 参见于光远：《1978：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以下。根据作者回忆，邓小平也是在十一届三中闭幕式的讲话中，才提出影响此后中国30年发展的解放思想、民主法制等问题， 而开始阶段邓的定调与此明显不同。
[4] 苏联和东欧这类典型的列宁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启动、并显得时断时续的改革过程，就很好地显示出这一特征。苏联进入柔性的改革状态情形，可参见鲁• 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第二章、第七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参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第35－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
[6] 见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 年2月7日。
[7] 参见朱学勤：《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真相》，http:// 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11。(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2月7日)
[8] 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总设计师”这样的角色。改革开放的试探性与顿挫感本身也表明，这一宏大的社会变迁过程并没有总体设计作为有序性的担保。参见于光远《1978：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自序。于光远指出对执政党如此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居然没有一个主题报告这一事实，这其实预示了执政党主导的改革开放本身仅仅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副产品这一真相。
[9]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载《邓小平文选》第67三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左派一词，仅仅是中性的分析词汇，不含有任何赞赏或批评的意味。因此不能对之进行政治猜度或政治归类。
[11] 参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版权页并没有标注出版日期，本文作者是根据香港书城销售该书的网上广告注明的出版时间。http://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80175。(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2月8日)
[12] 参见同上书，第538－539页。
[13] 譬如邓力群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知识结构上基本上固着在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时代，他们的知识背景几乎缺乏现代更新。邓力群所读的著作就基本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现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完全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参见同上书，第7－8页。
[14] 参见前引邓力群书。第261－423页“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15] 譬如对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此后就几乎成为一个禁区，即使执政党自身承诺改革也仅仅是皮毛的“党内民主”而已。而1988年广东省设计的取消省级行政机构的党组这类改革举措，恐怕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16] 参见高为学：《“不逾矩”论集》，自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是书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稍有离经叛道之论的政治批判堪称老左派言论的代表。
[17] 参见公羊主编的《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上编所收的诸文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主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 参见邓力群对于老左派主张背后的权力关系的陈述，《十二个春秋》“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19] 参见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第六章第五节“文人思维”对于新左派这一思维特点的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 参见公羊主编的《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下编所收的诸文可以鲜明全面体认新老左派的种种主张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 老左派以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为武器对他人的攻击可见这一点。新左派动辄以自由主义作为攻击别人的口实，也可以窥见他们的思维特点。
[22]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尤其是第324－326页。这一点在《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卷所收的文章“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亟需推向前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也可以明确看到。胡锦涛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将这两点强调为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参见《南方日报》2008年12月19日第一版，以及第二、三版胡的讲话全文。
[23] 参见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4] 参见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5] 参见同上书，第29页。
[26]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版界出版了一系列西方理论界的自由主义代表作，诸如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主译丛”等等，均起到了在汉语学术界发酵自由主义的作用。
[27] 参见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28] 参见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第十章“从人民、公民到选民”。
[29]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各方面都要整顿”。邓的这一命题，在那个特殊时期显示了国家统治的全面危机。因此发出从党到政、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全面整顿的呼吁。
[30] 这一重大改变曾经引发人们的普遍猜想，为此，执政党曾经聚集党内高层编写《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尝试解答人们的疑虑。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年版。
[31] 见《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第2版。
[32] 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7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5/6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陈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