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不久，就在董衡巽学长的推荐下，拜识了钱、杨两位先生，并成为他俩的“助手”（其实，不过是借借书、跑跑腿、偶尔查抄一些资料而已）。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学术领域百废待兴之际，钱、杨两位先生工作繁忙，所里同事都不敢去打搅他们。可是，我们这代学人，长期受运动干扰，读书少，学殖欠厚实，是普遍现象。因此，大家在阅读经典和从事研究、翻译工作时，总会遇到查遍工具书和参考书也难以索解的问题。于是，许多人就利用我常去钱、杨家的机会，托我把问题带去问两位先生，结果总能使疑难迎刃而解。

起初，我在外文所当编辑，主要从事中文工作。后来，学长发现我英文水平还可以，便向我约稿。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原文第一句我用“总之”开头，心想正好与原文“in brief”对上，但杨先生教导我说，“总之”只能用于总结上文，而原文是对别人提问的书面答复，意思是“你所问我的话，扼要地说……”，如按我原来的译法，第一句的主要意思就不醒豁了。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是杨绛先生为我“点石成金”的生动事例。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从事翻译工作的我等视为宝典。她指出西方语文与汉语的构造大不相同，用释道安的话来说就是“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斗才颠倒得过来”。她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杨绛先生看到我译出的长篇小说后，写信鼓励我说：“你的词汇和表达力都足以对付……你何不接着翻一本Dickens呢？”就这样，我从此走上了研究和翻译狄更斯的道路，我感到幸福的是，多年来我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受到杨绛先生的教导和扶持。

杨绛先生回忆她和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园相识之初，钱先生对她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她听了很高兴，因为他俩志趣相投。他们都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然而，他们正直、善良，有原则、重操守，守住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在一段时间，在知识分子中曾展开过多次错误的批判运动，当时是要“人人过关”的，谁也休想轻易躲开。然而，他俩竟能做到从不对人落井下石而得以全其首领。更了不起的是，杨绛先生在“文革”中，不顾自身处境危恶，给两位蒙受不白之冤、想要轻生的年轻人以鼓励和帮助，扭转了他们的命运。两位先生不管环境险恶，仍做到大节无亏，令后辈钦敬。

杨绛先生早就和钱锺书先生商量好了，用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在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基金，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该奖金已于2001年开始正式颁发。要知道，他俩不做生意、不炒房地产、不以权谋私，每一分钱都是他们智慧劳动所得啊！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年三节（春节、五一、十一），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我和董衡巽也在其列，我俩一算，不得了，每逢过节，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因此，当我俩分别被评上正副高级职称后，就把他们给我们的红包婉辞掉了。

今年七月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华诞，这位可敬的知识分子除每天仍在笔耕不辍（最近又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外，还时时以祖国的命运为念。不久前，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还深为当前社会奢靡之风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说俭》给我看，文章说，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杨绛先生说，这篇近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