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北京蓝英年先生家与朱正先生见过一面，一起吃过一顿饭，当时他送了我几本书，在此前后，我们也曾通过两封信，朱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温和，他的认真。去长沙当然要去看看朱先生，今年他已80岁了。我第一次打电话到他家，家人说他逛旧书店去了，第二次打电话去，约好第二天上午去看他，他说要请我吃中饭，我因为时间紧，还有其他安排，感谢了他的盛意。次日早上，我一到他家，他已经准备了一堆送我的书，有他编的，有他写的，大多与鲁迅有关，可惜香港版的《反右派斗争始末》，他也只有一套，没有多余的。十来年前，我曾买过他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正是这本书而不是他关于鲁迅研究的那些书引起了我最初的关注，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他一辈子的安慰。河南人民版出来之后，在台湾、香港出了两个版本，其中香港明报版容量最大，增补了很多很材料，台湾时报文化版只是把河南版删节的补齐，他从书房拿出几个不同版本给我看，明报版是上下两册，台湾版只有厚厚的一册。去年，我托朋友到香港帮我买了一套，在广州过海关时不幸被没收了，至今遗憾。朱先生告诉我，现在他又做了很多增订，正在寻求出一个新版本，眼看大陆是没有希望的，只能在港台找出版社。

朱正先生送我的书中还有一本《人民日报》老记者、曾被打成“右派”的刘衡回忆录，也是自印本。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送我的三本1957年出版的反右材料复印本，虽是上世纪50年代的正式出版物，但现在一般只有大图书馆才找得到了，他也是从图书馆复印下来的。一本是《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派斗争材料选辑》，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印数2万册，有批判黄万里、黄药眠、钱伟长、吴景超、林希翎等人的小辑，也有批判北大《广场》、《百花学社》的小辑，还有批判我们今天不太熟悉的“反动小集团——庶民社”（清华大学的学生搞的）、“反动社团——底层之声、苦药社”（北师大学生搞的）的小辑，虽是供批判用的材料汇编，却足以打开长久尘封的历史。

一本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的《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其中多是湖北省主要右派的言论，如马哲民、耿伯钊、程千帆、姚雪垠等。其中有些人其实从来都是左派，也被打成了“右派”，进入70年代末之后，右派改正，他们照样是左派，有的而且是著名的左派，如这位《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书中收入了姚雪垠在1957年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几篇文章和几次讲话，其中《“卢沟桥礼赞”中的一部分》有一句话被加了重点号，显然当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抗战初期，蒋介石毕竟是主张抗战的，所以他在人民中间的声望、威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关于姚的“罪状”还有一条：“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姚竟与叛党分子张松和、石小萍以及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等纠集在一起，组织伪地下组织‘中共中央华东局江南工作委员会’，由姚担任所谓‘宣传部长’。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政治投机活动。上海解放后，即被取缔。”（190页，这一材料原载《长江日报》1957年8月31日）

另有一本是群众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10月第二次印刷的《声讨恶毒攻击肃反的右派分子》，印数达53000册，其中批判的包括黄绍竑、谭惕吾、、束星北等人，束星北是个物理学家，前几年青岛作家刘海军出过一本《束星北档案》，让世人对他有了较多的了解。书中共有6篇批判他的文章。《看！束星北是怎样恶毒地污蔑肃反并攻击毛主席的指示》引用了束星北的言论：“谈到人，即使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如肃反时毛主席说了一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我们看，靠‘人治’是多危险。”甚至他喊“维护宪法”、提倡“法治精神”也成了“恶毒污蔑”。（187页）

感谢朱正先生送我的这些书，他虽然80高龄，但看上起身体健康，动作敏捷，脑子反应更快，谈到什么事，他就到书架上去找书，麻利地翻了那一页，指给我看。从满是书的客厅到同样满是书的书房，他来回跑了多次。他虽然是研究鲁迅起家的，却不像一些鲁学家，对鲁迅的缺陷、问题讳莫如深，而是毫无忌讳地谈论鲁迅的这一面。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他被称为“老夫子”，但他不是一个掉书袋的老书生，而是始终在认真思考、认真读书、认真面对真问题的真知识分子。他脸上总是浮着笑容，面对读不完的书他依然显得那么从容。他的书房里有一台电脑，他说自己写文章已经用电脑了，因为读音不准，书桌上摆着一本字典。但他不会上网。我期待下次到长沙，再去看朱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