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河南某市为提倡公共汽车上给老幼妇孺让座的美德，发明了一种奖励办法，凡是让座者，都可获得奖励卡和奖品，结果从之者众，奖品都发不过来了。这件事引起了当地人士的争论，有的说做好事应该奖励，有的说不应该，争得不亦乐乎。

看看孔圣人怎么说。孔子的一个弟子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国人，但却推辞应得的酬金。孔子批评说：这次你就做得不对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不取酬金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意再赎人了。另据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子路欣然收下。孔子评论说，从今后鲁国勇于救人者会多起了。

孔子的这两项评论说明，他对一般人作“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因为在他看来，若做好事得不到回报，人们便不愿做好事了；人做好事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孔子倡导以“仁义”治理天下，但他却往往以“利己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这是令人惊异的。显然，孔子的思想内含着矛盾：如果做好事不是靠道德支撑，提倡美德又有何用？

古代有的思想家基本否定道德的社会价值。尹文子云：“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仪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得不肖者触地是焉”（转引自梁启超文）。在此公看来，在仁贤者寡、不肖者众的情形下，以道德治国不大靠得住。另一被人们看作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

古代这些思想家的说法对不对？我看有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美德有很大的社会功利价值，不过，如果要以宏扬美德来治理天下，需要注意它的条件约束。

在熟人社会里，道德在调节人际关系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人们之间时时刻刻处在交易之中，交易是有风险的，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人们发明了许多制度，约定了许多交易规则，但这些制度和规则的实施是要支付成本的。如果制度和规则的实施成本大于收益，它们便很难实施了。美德便是一种非正式（没有法律强制）制度。坚守美德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如果人们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失德行为便可能发生，因为交易者不需要用信誉来确保下一次交易的顺利。这个时候，失德的收益可能大于损失，道德对人的约束便不灵了。

如果交易发生在熟人社会里，坚守美德便会得到报偿，美德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南方周末》前不久报道了一位“红色庄园主”，因为此公信守承诺，他的交易伙伴不需要订金便敢给他大批发货，信誉很快就将他塑造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在这里，社会利益也增大了，因为彼此之间的信任节省了许多交易费用，社会的虚耗降低了。

离开了熟人社会，以背信弃义捞取好处的机会便来了。在高度流动的社会里，一次性交易普遍存在，欺诈也因此司空见惯。中国处在社会结构的大转变之中，上亿人口东奔西走，没有稳定的社区生活；私商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规模不大，普遍缺乏方向感；官商规模不小，但官商的老板有今天没明天，对自己的前景也没有稳定的预期。这正是普遍的背信弃义、尔虞我诈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这个时候需要法律来制约失德行为，但偏偏我国缺乏法治传统和有效的法制社会结构，便放纵了失德行为。这个时候人们很容易视道德如粪土，而有良心的人士也不免愤愤然曰：道德值钱几何！

看来，美德是这样一种东西——当有好的社会条件时，不用费大力气，人们也会遵守它；当社会条件不好时，它的功能便要大打折扣。所以，美德是需要的，但宏扬美德的办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经验证明，工作生活的社区化，个人发展的稳定预期，以及一切辛勤工作得到起码的回报，是美德赖以存在的必要社会条件。当这些条件还不充分具备时，加强法制，严厉执法，将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