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南中国海主权风波最近似乎稍有淡化，但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争执又起风波。中国周边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国际舞台上中国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同时，正在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其实都折射了中国外部崛起过程中的某些必然逻辑。
中国外部崛起迅速 挑战不少
由于近年中国的外部崛起非常迅速，因此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年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来说，若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经济很可能还将继续在黑暗中徘徊；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这些国际压力有些来自西方大国的偏见，有些则属于中国崛起后自然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更有些则是由于中国崛起后，其势力必然要向外延伸并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乃至冲突。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必然要求中国能源利益向外延伸，也必然要求中国海军势力外延，其间与其他国家的潜在冲突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能否应对并化解这些挑战，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在此过程中能否使到中国的长远战略空间有所扩大，而非缩小，朋友有所增多而非减少，将决定若干年后中国的的崛起势头和前景。
内部转型成功 外部崛起方可持续
但与中国外部崛起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一个也须谨慎应对的过程，那就是中国的内部转型。近年，我在中国一些地方演讲时，经常用三句话来描述今天中国在内部转型方面所处的状态，即：一、巨大的成绩与巨大的问题同时赛跑；二、相信成绩一定能跑得过问题；三、不能因为成绩一定能跑过问题而忽视问题的存在。
中国内部转型显然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未来面临的另一个艰难挑战。但同时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外部崛起与内部转型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又常用几句话来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今天的中国外部崛起迅速，内部转型艰难；二、外部崛起常成为今天中国的亢奋点，而内部转型则每每成为今天中国的疑难症；三、每当内部转型艰难时，人们常有意无意地专注于外部崛起的成就或冲突，并由此淡化了对内部转型艰难的关注；四、内部转型成功是任何外部崛起的必须前提和可持续基础，没有内部转型成功的外部崛起将成为无本之源。
然而，人人都知道今天中国的内部转型知易行难。今天的中国在内部面临三大转型：就工业化形态而言，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就经济形态而言，中国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正由原来的封闭社会向日渐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
三大转型都很迅速，但都颇不彻底，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非典型状态”。
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而言，历史和国际的经验证明，凡是工业化进程开始后的二、三十年，都是城市化开始的时候，亦即大量的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缺乏技能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于是，农村开始荒芜，类似中国的“三农”问题开始出现，而城市能否消化这部分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同时解决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劳工权利、贫富不均、社会治安等严峻问题，成为现代化完成初级阶段后面临的严峻挑战。
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秩序，不但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的难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学的课题。
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言，今天的中国显然早已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但也绝非成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市场和政府的分离，以及在市场、政府和和独立法治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并未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确立起来。因而在中国迅速发展过程中才会有那么多腐败和官商勾结现象。与此同时，如果说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呈“橄榄型”，亦即“两头小，中间大”（贫富两头相对较小，而中产阶级则比较庞大），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呈现严重的“哑铃型”，即“两头大，中间小”，一个弱小的中产阶层在苦苦地支撑着贫富两个庞大的群体。更重要的是，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结构不但蕴藏着极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而且就其根源而言，主要来自市场和政府的分离无法确立，以及市场、政府和独立法治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无法得以实现。
就封闭社会向开放多元的公民社会的转型而言，虽然中国的经济形态仍处于转型之中，许多矛盾还在艰难的拉扯之中，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已是一条不归之路。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保护到《物权法》的出台，从民间组织的出现到健康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国公民不但呈现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而且各种利益诉求需要寻找一个正常博弈的平台。社会作为公民物质和精神诉求的载体，正在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扮演着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转型依然是十分艰难的，甚至其间的各种逻辑不时还会遇到种种传统惯性思维的阻扰和破坏。
从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第一个工业化、城市化转型技术色彩相对较重外，第二个和第三个转型均涉及到一定的政治色彩，各种思想分歧严重，因而常常出现“一种病症，几种药方”的情况。各种药方对立的背后，是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内在逻辑的不明确。其实，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包含着市场、政府和法治三者独立关系的组合体。只不过，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还没有达到十字路口或瓶颈阶段，因而“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还没有显示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多一点沉稳、谦卑、冷静和清醒
但从内部转型与外部转型之间的关系来看，显然如果内部转型不能顺畅进行，那么终有一天外部崛起将会遇到瓶颈和阻力，这就是内部转转型不成功对外部崛起的潜在制约作用；同样道理，在内部转型持续迷茫的情况下，过快推进外部崛起进程，那么亢奋的外部崛起迅速则可能对内部转型的艰难起到一定的掩盖、推迟作用，其最后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破坏性的，这就是内部转型不成功对外部崛起的破坏作用。
无论是内部转型对外部崛起的制约还是破坏作用，大抵会有这么几种形式：
一、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导致人们在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将注意力外移，在周边和国际层面诱发一系列本可以避免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双刃剑”的另一面反过来伤害中国自身，历史和国际已有许多类似的教训；
二、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加上来自外部的压力，导致人们心里对内和对外都积攒着“一股气”，因而无法理性、冷静、通透地与外部世界交往，更无法站在“共同的屋顶”上与外部世界对话，也将导致外部世界对中国更不信任；
三、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同时加上外部压力持续增大，最终将导致被迫开辟内外“两条战线”，整个国家机器和民间情绪将疲于奔命，最终可能导致大厦根基和结构的松动。
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希望中国正确处理好外部崛起与内部转型之间的关系。从外部崛起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外部压力也绝非想躲就能躲过。但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情绪来面对外部压力，尤其是在外部崛起问题上更多一点沉稳和谦卑，在内部转型问题上更多一点冷静和清醒，这类的提醒应该不是多余的。（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