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李泽厚先生在国内出版了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在对话者刘绪源的层层追问下，他从九大话题入手，不仅总结了他十几种重要著作的来源和思想脉络，更借此机会阐发其哲学本体论及核心价值观，包括在海外20多年沉潜往复形成的诸多思想，和对未来中国、人类走向的看法。最近，几位学者聚集上海，就他的谈话及哲学思想深入探讨。
从“哲学创作”而非“哲学研究”
刘绪源：《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本书作者之一
我先转达下李泽厚先生关于书名的想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申明，这不是他登场，他是退场，因为已八十多了；他希望年轻一代登场，希望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传统能在世界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另外，有人说题目太大，相比之下内容显得简略，有点压不住。所以他希望能再认真谈一次，把这个话题讲充分。
这本书主要是回顾了李先生的学术经历和他的重要著作，并突出剖析了他的“情本体”哲学思路。另外，本书也突出强调了李先生的“哲学创作”，而非“哲学研究”，他有那么多原创性的东西，即使是写康德，他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东西。中国有无数哲学教授和哲学研究者，然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在哲学、美学、思想史等领域提出自己的创见，并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留下痕迹的，却并不多。李先生无疑是其中佼佼者。
这次对谈还使我对对话的形式有了新的体验。我发现，对话的双方，关系既不宜太近，也不宜太远。两个对话的点就像两块磁铁，离得太近就吸在一起，成为一块，没有张力了，对话也就成了独白；但是太远也不行，相互太不了解，不能形成磁场。
比如，我在阅读中发现，李先生的文章非常好看，哪怕内容艰深如《巫史传统说》，也是娓娓而谈，充满节奏感，还不时出现华彩乐段；但他的一些自问自答的对话，读起来就很困难。这是因为他写文章时，面对的是读者，还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但自问自答，距离就非常近，近到几乎没有。这就像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里的主人公，被长期关在纳粹集中营里，自己跟自己下棋，棋速越来越快，从监狱出来后，连世界冠军也受不了他的棋路和速度了。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这样，密度很高，所以一般读者接受起来很难。
两个人对谈，最好不是师生，因为学生最不易超出老师的思考范围，最后就又变成讲课；最好也不是同行，同行对话，专业性太强，那还不如去读文章；最好也不是“粉丝”，那又容易造成仰视，难有新意，更不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如果既很了解又带有一定的陌生感，既充满浓郁兴趣又确有急于解开的疑惑，既是问学又有一定的论辩性，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那才是理想对话。刘再复先生和李泽厚的对话《告别革命》，两人有共同的经历和思考，但又不完全同一，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哲学家，内在的磁场就十分丰富，写出来也就好看而耐读。对此，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争取接下来的增补本，能做得更好吧。
“试错”探寻出路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思想史学者，但又和一般思想史学者不同，因为他有很强的史学、史识和史才。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举重若轻，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比如说到自由主义，他认为“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特定的时代里有其特殊功能，对打破迷信与启蒙有一定作用。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准确，因为我们很多自由派还在用“天赋人权”来套世界、套中国，觉得这套东西就是好的，不拿来就是反动的，反动就要斗争，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出现了很多问题。
谈到民族主义，李泽厚强调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主义。因为现代社会当中，由于商品化、世俗化，基本精神是很平庸的，而民族主义恰恰在反平庸上有一种精神的补偿。所以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膨胀，实际上就是浪漫主义。
提到新左派，他又不像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一棒子打死。他认为新左派也有值得同情之处，他们提倡不要把中国美国化，中国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够找到新的健康的发展方向，从这一点来说新左派是对的。但他同时又指出新左派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新左派要打中国的资本主义，把中国的改革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这是找错了对象，中国现在是要发展和进步。
评点了这些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李泽厚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说中国首先要考虑哪些路是不可以走的。我们首先不要从理性上认准目标、设计目标，因为人的分析能力是有限的，按照理性原则设计的目标往往很危险。那怎么办？试错，在尝试和错误当中寻找新的机会。我们要知道哪些路是死胡同，通过经济的办法，重新寻找出我们的道路来。这点对我很有启发。在我看来，这里面有着某种保守主义经验论的智慧，不管李泽厚是不是同意接受这一观点，我仍然这样认为。
李先生对中国发展的大思路是很有见解的，十几年前李泽厚提到未来中国目标时就谈到，首先是经济发展，然后是言论自由，再后是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这是以他的常识哲学和经验论思考作为基础的，不是从乌托邦的原则推导出来的。
中国最近十年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国内从思想界到大众，社会共识正在逐渐消失。整个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共识逐渐瓦解的危险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提出的思想和观念，从经验试错这个角度探讨哪些路不可以走，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以前李泽厚、刘再复先生提出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当权者没有读懂，一看到要告别革命就以为要和共产党告别了。其实，只要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李泽厚要告别的是激进主义思维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这正是执政党自己正在努力强调的东西。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了，中国需要明白人，如果没有明白人，大家跟着一起倒霉。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明白人，特别需要多读理性的书，使我们的民族能够避免最近可能出现的民族共识的分裂，走出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中国如何可能？
刘再复：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李泽厚最推崇康德。康德的总题是“认识如何可能”，李泽厚研究“人类如何可能”。对这个问题，西方哲学给出两个答案：一是上帝使人类可能，二是进化使人类可能。李泽厚扬弃了这两个答案，他的回答是：人类使人类成为可能。人类通过主体的实践，通过历史的积淀，实现自我。
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我希望能成为将来对谈的重点——中国如何可能？李泽厚总的观点是，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从学术表述来说，第一，他将林毓生先生的“创造性转化”加以变化，提出“转化性创造”。林先生的提法容易被误解为转向他式，即转向西方既有的方式，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地转为西方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坚持我们已有的所谓“中国模式”。我们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自式。现在可以说，只有中国能够创造这个自式，而且就在今后的二三十年，要抓住这个时机。
第二，西体中用。这不是说以西方为主体，中国只是拿来应用一下，关键是这个“用”字，西方的普世价值、文明成果拿到中国来，怎么用？比如民主理念，现在世界上很多民主政治变成了选票政治，以争取选票为目标，势必不能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问题非常大。可是我们又要坚持民主理念，那怎么办？这些东西都是很关键的。
第三，经济发展、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四个阶段，这种说法被批评得很厉害，因为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面。但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方式，必须要这么一个过程。俄罗斯不是这样，首先搞政治民主，行得通吗？我们是十几亿人的中国，首先要发展经济，这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教训。经济发展了，慢慢可以说自己的话了，而且成了中产阶级的，说话就比较有责任——无产者说话是最不负责任的。这之后是社会公平，这不能一下子放在优先地位。邓小平首先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中国变成有动力的国家，他的功劳在于把历史主义而不是伦理主义放在优先的地位。他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但第二步还没有完成。西方的启蒙学者动破脑筋，就是在考虑欲望出来了怎么办。他们想到的公式是，用欲望制衡欲望，从经济、政治、新闻媒体，甚至宗教上加以制衡。这个我们现在动不了，所以最后一个才是政治民主。
还有就是告别革命。暴力革命常常不是发生在贫困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涨时期。因为经济上涨会产生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会激化。我们通过五四运动接受的西方文化有偏差，以为存在绝对平等，事实上社会矛盾永远存在。平等是人格上、心灵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等是永远的乌托邦。要清楚这一条，否则一定会导致革命。当然，我们同时要调节贫富悬殊，保证社会公平。
阶级矛盾如何解决？有两种基本解决办法，一个是阶级调和，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调和就是对话、商量、妥协，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式就是暴力革命，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暴力来推翻政权。哪个方式更好？我们认为还是阶级调和的方式最好。中国文化有一个大传统是尚文，还有一个小传统是农民起义。告别革命是告别小传统，回到大传统。20世纪全人类有两次共同的死亡体验，我们中国还有三次内战，这么大的体验和教训，难道还不能学一点东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