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北京举行隆重纪念，各方也予以密切关注。关注各方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但都无法否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中共虽历经坎坷，但却是近代领导中国走向崛起之路的唯一政治力量；二、随着中国改革和崛起进程的不断展开，中共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党转型的方向和进程。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尚不彻底

九十年前中共成立，是中国近代化历史上中国仁人志士拯救中国的重要努力之一。虽然其他政治力量的救国努力一样不容忽视，然而毕竟最后只有中共虽屡犯错误，但却使苦难深重的中国逐渐强盛。其间，中国精英阶层的心路历程、各派政治力量能否合力救国、中共取得政权的方式，以及在治国过程中的种种成功与弯路，相信都是未来留待历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答案若能形成共识，相信对中华民族未来迈出更为稳健的步伐，将有足够的影响力。

就中国的现实政治而言，必须承认，三十多年前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中共自我更新的重要里程碑。坦率地讲，无论是中国还是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共，自改革开放开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随着中国从经济、社会形态到工业化、城市化形态的转型，中共自身也开始了微妙的转型。

最近三十年，中共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雏形：一是七十年代末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二是从新世纪开始公开宣示由原来的革命政党转型为执政党。前者意味着中共在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开始远离意识形态之上的工作方式；后者则意味着中共开始正视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转型也已发生的深刻变化，并试图从政党工作方式、形态乃至性质上逐渐适应这一转型。

两者都是中共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折射了中共时任高级领导人的视野和高度。但必须承认，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中共的转身比较漂亮和彻底；而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共则做得相对比较艰难和不彻底。其间有领导集体的权威作用使然，同时也由于后者本身的逻辑更为复杂。

中共内外环境变化和转型需求

中共的转型，一如中国的转型，其发展早期相对比较容易，而到了一定阶段则会遇到难以跨越的瓶颈。就中国的转型而言，下列三大转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即：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日渐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三者都很迅速，但都不彻底且遇到了巨大瓶颈。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跳不出上述三大转型所遇到的瓶颈。

作为开启和领导中国上述三大转型的政治力量，中共面对上述三大瓶颈，技术操作层面做得相对比较成功，而一旦进入技术背后的制度层面，就显示出在方法论、进程乃至方向的一系列困惑。而这些困惑与其说是策略上的困惑，还不如说折射了中共在自身转型进程中的困惑。

今天的中共在自身转型中遇到两个最大的困惑：一、随着经济大潮的蔓延，中共日益失去其原有的精神气质和灵魂；二、如果说过去中共靠夺取政权和疾风暴雨式的统治方式赢得本身并无任何私有财产的人民的支持，那么今天当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或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并继而产生日渐多元的利益分化的时候，中共如何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执政课题。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包括党内廉洁），若不能回答并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那么就都是舍本求末的策略之举而已。

就上述第一个困惑而言，中共原有精神气质和灵魂的丢失，看上去似乎是一些党员的党性修养不够，其实却来自中共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建党基础的深刻变化。革命时代的中共以推翻剥削阶级为己任，人民往往从共产党员的身先士卒中感受到共产党的理念。但今天的中共则正在领导中国走向以物权（亦即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和法治之路，再加上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没有做好市场与政府的分离，因此政府和执政党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难以置身度外，革命时代的精神气质和灵魂的丢失，就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些瓶颈和困惑，在欧洲早年的左派政党身上就已发生过。欧洲早年的左派政党同样以消灭剥削阶级为己任，但二战后的西欧却是一个私有制和法治日渐完善的格局，这催生了大部分欧洲左派政党的第一次转型。与此同时，左派政党却以其公平、正义的理念，通过民主机制的参与，以“蚕食”的方式一步步完善了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体制。进入新世纪，由于原有的公平、正义等写在欧洲左派政党旗帜上的目标基本实现，欧洲左派政党又面临第二次转型。

返回革命做法？谨慎推进转型？

中共宣布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无疑是一个勇敢和值得欢迎之举，但其背后的难度却不可低估。今天中共遇到的党建问题，与其说是党建机制本身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折射了中共开启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推进到一定阶段，其基础已开始与中共本身的建党基础发生矛盾。中共高层显然已认识到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方式，因此才提出“执政为民”和“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直至最近直言中共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但面对这些忧患，中共究竟采取返回革命时代的做法来重新注入灵魂，还是谨慎推进政党转型？这是中共面临的方向问题。无疑，革命时代的口号有助重塑政党灵魂，但在政党基础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这一做法的持续成效值得讨论，绝非唱红歌来得那样简单；而推进政党转型则显然知易行难，既需要视野，也需要勇气，更需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