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9年11月6—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至此，邓小平从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复出到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虽然没有处于党和国家的一把手位置上，但实际上处于最权威的决策地位，共23年。
从邓小平退休到1997年2月17日逝世，一共8年时间。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正如他在辞职信中所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那么，邓小平退休后的8年里，是怎样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的呢？这8年，是邓小平智慧达到最顶峰的8年；这8年，是邓小平事业达到最辉煌的8年；这8年，是邓小平人生最灿烂的8年；这8年，是邓小平最终匡定大势的8年。一句话，邓小平在这8年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推向了新阶段。
邓小平退休后的8年，可以写一本大书，可以作为大课题系统研究、深入研究、长期研究！
研究邓小平最后8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有四件大事，彰显着邓小平的智慧、事业的辉煌、人生的灿烂、匡定大势的远见。
第一件大事，顶住苏东剧变压力，中国社会主义大旗不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乘风破浪。
让我们看看历史的镜头：1989年10月的匈牙利，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1990年1月的波兰，1990年2月的保加利亚，1990年3月的东德，1990年6月的阿尔巴尼亚，1990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1991年1月的南斯拉夫，尤其是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短短两年，改旗易帜的改旗易帜，亡党的亡党、亡国的亡国。
俗话说，同病相怜。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同病，政治、经济、思想，制度、体制、机制等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弊端，建设道路、发展道路、改革道路遇到了很多共同的困难。苏联、东欧病重而亡了，我们已经不是相怜的问题，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法学家凯林发明了一个“破窗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房子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其实，“破窗理论”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提出的“蝴蝶效应”原理、意大利传教士多米诺揭示的“多米诺现象”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归道理，道理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特殊性就是例外，例外就是突破，突破就是创造奇迹。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冲击，面对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压力，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还能率领全党创造新的奇迹吗？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有创造人间奇迹的气魄和胆量。毛泽东诗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劲松、从容，围困、不动的气魄和胆量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回答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的史实、事实、数据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看看邓小平的几段谈话：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工人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我们绝对不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谁敢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人民子弟兵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重新建设。
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对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是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谁敢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人民子弟兵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把我们军队建设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这些有分量的话，是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第三代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两个稳如泰山、一个钢铁长城、四个可靠，加上我们不怕打仗，这就是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的根本保障。
——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人民不会把它轻易丢掉。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
资本主义是想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不管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有现在的中国？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人民不会把它轻易丢掉。中国人吓不倒，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
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
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奋斗了二十八年才真正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中国的度量大，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这是世界格局的一个大背景，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这些有分量的话，是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外国人说的。不怕孤立、不怕封锁、不怕制裁、不怕威胁、不怕吓唬、不怕打仗、不信邪、不悲观、不乞求、不屈服，有志气、有能力、有胆量、有度量、有信心、有经验、有传统、有实力、有资格、有准备，有这些十不怕和十有，就是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的根本基础。
——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改变，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们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国的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谁改变谁垮台。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改变，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条路线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这些有分量的话，是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华人、对国人、对全世界讲的。有一个不动摇的路线，有一个科学理论，有一个社会发展总规律，这就是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的根本武器。
江泽民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不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乘风破浪的原因时说：“苏联解体了，世界社会主义受到严重挫折。而在我们中国，因为有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社会主义不仅保持住了，而且发展了。”（《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99页）
第二件大事，主导十四大，选定接班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后继有人。
说实话，党的每次代表大会都很重要，但决不都是同等重要。不同等重要的关键，要看大会所解决的问题、所确定的事情是否具有长远战略性和历史转折性。
判定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程度主要有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理论问题，一个是人事问题。理论问题主要看，大会提出了什么新理论，确立了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从实践角度分析，要有重大的、长远的实践价值，既能解决当前实践的新课题，也能解决未来实践的新难题；从战略高度和历史趋势角度分析，要有全局的、未来的理论价值，既能解决当前的战略发展的理论问题，也能解决未来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人事问题主要看，大会选谁当一把手，核心领导集体如何构成，即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具体地说，总书记在任期间能否有作为、能否善始善终。有作为，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基本路线，就是在实践和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善始善终，从身体角度说，任内不出大毛病或去逝；从政治角度说，任内不能犯大错误或危害党。政治局常委主要看是否团结、是否有战略性的接班人。常委必须团结，若搞分裂，国内必然大乱；常委中必须有战略性的接班人，为未来储备合格的、放心的、优秀的总书记接班人。
以上述两条标准来衡量，新中国成立之前，一大是诞生之始、开山之作，无论怎样评价其重要地位都不过分。二大至六大各有其长短，哪一次大会也不符合这两个标准。新中国成立之后，八大召开时均符合这两条标准，但随后不久，理论和确立的指导思想都变了（到“文革”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一把手没变，但没“善始善终”（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政治局常委分裂了（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接班人（刘少奇、邓小平）也没“善始善终”。九大至十一大都不够格。十二大、十三大，基本符合理论标准，但众所周知，不符合人事标准——胡耀邦、赵紫阳在总书记岗位都没有“善始善终”。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七大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四大够格。七大不必多说，十四大可以多说几句。
理论标准之一，十四大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作出三项重大决策之一，就是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总纲明确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江泽民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66页）
理论标准之二， 十四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四大的主题，具有重大的、长远的实践价值和全局的、未来的理论价值，是当之无愧的具有战略指导和历史发展转折意义的革命性的理论创新。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之为“十四大的主题”。（《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48页）
人事标准之一，总书记——江泽民，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党的代表大会的再次正式确认，再到十六大的13年，至于其实践和理论作为，其任内领袖风范，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他们的工作是胜任的，方向、路子是正确的，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67页）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江泽民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人事标准之二，政治局常委，自建党以来，十四大选出的七位常委开了自始至终团结、任内善始善终的先河。特别是自建党以来，第一次成功地开创了在政治局常委中储备未来总书记接班人的先例。我们说第一次成功，其一，毛泽东没有成功。从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到华国锋，不是他搞掉了接班人就是接班人想搞掉他；不是不争气，就是扶不起来。其二，邓小平开始也没有成功，但最终成功了。开始没有成功是他选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没有“善始善终”。最终成功的是：他不仅在职时亲自选定接班人——江泽民，而且退休后还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超乎寻常的任务——选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
当然，十四大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特殊时期起过特殊作用的特殊机构，这也凸现了十四大的特殊意义。
十四大之所以可以与七大相提并论，关键就在于成功地解决了理论和人事问题。成功解决的关键在于邓小平亲自主导了十四大。
关于十四大的理论主题。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时明确表态：“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出主意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7－1348页）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1985年10月23日在回答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提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时，邓小平就初步阐述了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1987年2月6日在同中央几位领导谈十三大筹备和报告起草问题时，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十四大前的南方谈话，进一步论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十四大的理论创新主题是邓小平明确提出和确立的。
指导并亲自修改十四大报告。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用两天时间审阅了十四大报告，在同意报告基本构架的同时，对报告作了细致、精心的修改。
关于农业问题，邓小平的修改意见是：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巩固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关于报告对自己功绩评价问题，邓小平修改的意见是：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但绝不是一个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报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要写得合乎实际。
关于报告其它部分的具体问题，邓小平的修改意见是：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三个问题，把农业和第三产业放在一起讲也有道理，这里实际上是讲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调整第二产业的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具体的内容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调整产业结构是个大问题。最主要的是调整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创造利润最多。
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八个问题，所讲的文明素质，没有确定的标准，但总的说起来，我们国家的社会文明素质要比别的国家高，单单说救灾，哪个国家能做到我们这样？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不能定高了，还是要提倡节约，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但是必要的消费又不能卡得太紧，限制太死，否则就没有刺激了，没有市场了。日本人的经验是高消费刺激高生产。我们办不到，我们基础弱。我们可以提用消费来刺激生产。
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六个问题和第四部分，讲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报告第三部分，讲世界范围的问题，不要单写欧洲。世界局势还要观察好多年。集中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报告稿提到的军队建设问题，邓小平说：中国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但是质量要提高，不能削弱。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军队的问题是加强装备，加强作战指挥能力，提高战斗力。
查阅《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对十二报告和十三大报告，都没有亲自具体、细致地修改过，十四大报告，可以说是邓小平一生中唯一一次精心修改、仔细修改，具体指导、严格指导的报告。通过其修改、指导的具体意见，足见邓小平是如何重视、看重十四大报告及其这次大会的历史价值和伟大意义。
对十四大的高度评价和高度重视。邓小平是十四大的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也没有出席会议期间的任何一次会议。但邓小平的评价和实际行动充分说明了十四大的特殊意义。大会开幕时，在家听完江泽民的报告后，邓小平称赞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看了闭幕式后说，真是群情振奋！十四大闭幕后的当天下午，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来到人民大会堂，同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一起，与出席十四大的所有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邓小平对十二大的评价并不多，对十三的评价主要在1989年“动乱”后，强调十三大一个字不能动，连语言都不能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多。从这一点，我们更鲜明地看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自己生前最后设计的杰作——十四大的满意程度！满意的杰作并不仅仅是对十四大的理论和报告的满意，关键是对人事安排的满意！
关于十四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我们常常用高瞻远瞩来形容伟大人物的伟大，伟大人物的真正伟大不仅仅是自己所作所为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对高瞻远瞩的伟大决策所做出的伟大决定。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中华是伟大的，但对秦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决策是渺小的；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伟大的，但选择蒋介石接班又渺小了；斯大林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消灭德国法西斯是伟大的，但选择赫鲁晓夫接班是渺小的；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伟大的，但接二连三选错了接班人又渺小了。邓小平是一个伟大到底的伟大人物！在选人、用人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列宁。
毛泽东明知自己所选的接班人有问题，但都没有及时撤换掉。毛泽东原本是真心实意地让刘少奇接班的，到了“文革”又真心实意地把刘少奇打倒了。在接班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最为悲惨。真正作为接班人的第一个是林彪，林彪1970年联合陈伯达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逼迫毛泽东重设国家主席职务的阴谋，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还没动手，林彪先动手了，未果，跑了。可见毛泽东选林彪不仅仅是走眼的问题，而且是选了一个杀手接班。王洪文是第二个。毛泽东在世时，王洪文的能力、素质尤其是人品，毛泽东也是一清二楚的，他多次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小圈子、小帮派，王洪文就是不听，不但不听而且残害忠良。但是，毛泽东也没有及时撤换他，这是毛泽东选人的又一大失误。至于华国锋，算是毛泽东在世时所选的“最成功”也是最顺利接上班的接班人。对于华国锋的能力，毛泽东在世时也早就心知肚明，不然的话，毛泽东为啥指定叶剑英辅佐华国锋呢？华国锋的结局，大家都清楚，用邓小平的话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毛泽东与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唯独在选接班人这个问题跌个大跟头，险些丧命。
列宁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同样犯错误。他明明知道斯大林不宜担任总书记，但还是让斯大林接了班。读过列宁晚年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逝世前在《写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评价，他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决不能容忍的。他还说，斯大林急躁、喜欢采取行政措施，并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就行，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明明知道，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既粗暴、又急躁，并明确说要换掉斯大林，以当时列宁的威望、地位和权力，在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时，是能够撤换斯大林的。但列宁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撤换，这既成了历史之迷，也成了列宁的一大缺憾。至于斯大林的是是非非，另当别论，至于列宁明知斯大林不称职、并明确提出撤换斯大林，为啥没换成，也另当别论。当论的却是邓小平！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时，哈默说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拯救了中国，邓小平回答说：“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11页）邓小平谦虚了，分什么事与列宁比，看什么决策与列宁可攀。在对待有问题的接班人的问题上，在选择未来接班人的问题上，他当然可比、可攀。
在对待有问题的接班人的问题上，邓小平决不含糊、决不手软，该撤的撤，该换的换。3年内连续撤换两位总书记，其魄力、胆略、果敢远远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列宁。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更是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列宁。
成功选择了接班人。从苏联的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在解决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成功的，不但不成功而且都成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朝鲜、古巴解决接班人的方式是众人皆知的。至于我们党，邓小平以前的任何领导人也都没有成功的先例。邓小平选择了江泽民，实践和历史已经证明，选择了一个新时代——江泽民时代！
成功选择了隔代接班人。十四大召开前，邓小平在南巡途中多次明确提出要找更年轻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他说：“要挖掘人才，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做这件事。”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38页）“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39页）“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十四大筹备期间，邓小平两次在住地单独同江泽民谈了大会筹备事宜，一次是1992年6月12日，一次是7月13日。这两次单独谈话，《年谱》都没有明确记载邓小平关于十四大的人事安排的具体建议。《年谱》记载了十四大召开的前一周，10月6日邓小平就中央军委人事安排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尽管《年谱》没有记载邓小平提议胡锦涛进政治局常委，甚至连一次邓小平与胡锦涛单独会面、会谈，或评价的话也没有记载。但邓小平选定胡锦涛进政治局常委，以做未来总书记的接班人，这是中外公认的事实。胡锦涛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常委不满50岁，选50岁以下的人进入中央高层领导班子，是邓小平多年的想法。12年前，在1980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说：“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5页）
我们说选择隔代接班人，一是从胡锦涛的年龄上说的，二是指第三代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邓小平有生之年同时成功地选择了两代接班人、特别是隔代接班人，是一个伟大的英明决策。
第三件大事，南方谈话，再造乾坤，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奋勇前进。
对于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讲话，有的叫南巡谈话，有的叫南方宣言。不管怎么称呼，这次讲话的意义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评价其是一次思想解放，是一次理论革命，是一次历史转折；是邓小平的政治宣言，是邓小平的政治遗嘱，是邓小平的政治箴言，等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南方谈话，重申和强化了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途命运的生命线、根本线、保证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运的生命线。30年来，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我们闯过的所有险阻，全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坚定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说：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运的根本线。作为思想路线核心内容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与时俱进。三者紧密相联、密切相关，融为一体、一体一致，一以贯之，谱写出了曲曲理论新乐章，创造出了篇篇实践新篇章。无论怎样评说思想路线的作用、价值、意义都不过分，没有这条决定我们命运的根本线，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也更不会有美好的未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一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党的组织路线，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运的保证线。对于组织路线的重要性、决定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说的很清楚：他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干部“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南方谈话，破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前进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改革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两个根本问题不回答、不彻底解决，改革就会半途而废，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寸步难行，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失败。这两个问题的确是历史性的大难题。邓小平坚持按照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做事，从理论上破解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发展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两段话都不长。就是这么短短的两段话，其理论能量、实践价值，其历史性、革命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历史性、革命性的。
其一，廓清了社会主义真面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思之良久。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首位，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必然牢固、坚实；生产力发展起来了，剥削、两极分化问题自然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起来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能最终实现。这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趋势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关键或者核心，就是两条，一条是发展生产力，一条是共同富裕。简单地说，只有一心一意搞好生产力的发展、真心实意搞好共同富裕，才符合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要求。符合本质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真正回归、人间正道的真正回归、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正回归。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出了列宁以后的所有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
其二，扭转了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列宁以后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无一例外，总是从生产关系或政治运动角度看待、对待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邓小平返朴归真，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搞建设，他说：“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邓小平年谱》上卷，第563页）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629页）邓小平的路子走对了，他的方法、手段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应该说，从1975年治理整顿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以改革开放为方法、手段，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历经近20年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才最终在理论上做出历史性、革命性的创新——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重新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要求、基本原理——发展生产力的正轨上。
我们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历史性、革命性的。
其一，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以往的思维定式，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二者如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其实，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长短，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长短。本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就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纯粹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对这一点说的很清楚：都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能否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呢？能否把二者的优点、长处结合起来，把二者的劣势、短处避开，创造出一个1＋1大于2的新模式呢？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想法，谁敢于破了这个天荒，谁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经济体制的革命。邓小平南方谈话破了天荒，完成了这场革命。邓小平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
其二，实现了一次经济体制的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深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具有历史性、革命性的意义。如果只有市场经济之名，没有市场经济之实，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如果只有社会主义之名，没有社会主义之实，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更不能使中国的经济健康地发展起来。邓小平不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在南方谈话和谈话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和说明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有三段论述至关重要。
第一段论述，在南方谈话中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段话有气魄、有胆量，是真心诚意搞市场经济的具体措施。不搞这些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东西，算什么市场经济。对了，就干；错了就改。这就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
第二段论述，在南方谈话中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992年12月18日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56－1357页）怎么理解和解决邓小平所说的，发展到一定程度要考虑分配问题？怎样理解和解决总会有一定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怎样理解和解决少数人富有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尤其是怎样理解和解决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打“内战”？这决不是小问题，1987年5月会见外宾时邓小平就说：“中国是又大又小。大，就是人多，地方大；小，就是很穷，底子薄。到了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实现第三步目标，我们中国人就可以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对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于还摆脱不了贫困的状态，可能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得很好，但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要重新提出闹革命。所以，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186页）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弟弟邓恳谈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极为重要，很多人没有仔细看和认真研究《邓小平年谱》中关于分配、特别是如何解决两极分化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确是高瞻远瞩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弊端就是两极分化，邓小平在提出市场经济的同时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不仅指出，而且还具体地提出什么时候解决，用什么办法解决。
第三段论述，在南方谈话中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93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3－1364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有人说，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有人说，在市场机制上；有人说，在资源配置上；有人说，在宏观调控上；有人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有人说，在分配制度上，等等。都有道理，但都没说到点子上。邓小平一语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还谈什么市场经济、法制经济、竞争经济、诚信经济等等，早就乱了套。我们应该好好品味一下邓小平的这句话。
——南方谈话，确立了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的标准。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本来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富强起来。可是总有一些人出来捣乱，动不动问一问，这个东西姓“资”还是姓“社”呀？这一问就麻烦了。不回答，搞死你；回答，没个标准。30年来，围绕“资”和“社”的问题，没少折腾，损失不小。邓小平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前，1978年2月1日他在听取时任四川省委工作汇报时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邓小平年谱》上卷，第261页）邓小平退休后，一点也不糊涂，不解决这个问题寸步难行，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可能夭折。谢天谢地，必须谢谢邓小平，他在南方谈话中彻底解决了这个历史性的大难题，他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源于实践标准。南方视察到上海时邓小平说：“实践这个标准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0页）实践标准过于宽泛，他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后，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不够具体，1980年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29页）1983年指出：“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最终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30年来，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走的每一步、所取得的每一步进步，既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又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行事的结果。我们坚信，在未来的若干个30年里，只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和执行“三个有利于”标准，必定谱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
——南方谈话，最终把中国发展的道路牢牢巩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开辟、探索、固巩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决非易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到1992年南方谈话整整10年，实际上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14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条道路曲折发展的见证人。邓小平南方谈话前，这条道路曲折到什么程度、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和经历哪些惊心动魄的曲折，我们历历在目。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条道路最终定型、最终巩固下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
判断一条道路是否最终成型、牢固，有好多标准，概括起来，我以为主要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基本路线。路线决定道路，有什么样的路线就有什么样的道路，道路是路线的展开、路线是道路的核心。没有正确的路线就无所谓正确的道路。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曲折于十三大前后，磨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终定型于邓小平南方谈话。自南方谈话后，历经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的基本路线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从未动摇过。历史告诉人们，路线的命运就是道路的命运，南方谈话前，我们的路线、道路，曲曲折折、千难万险；南方谈话后，我们的路线、道路，坚定不移、高歌猛进。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理论和实践表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根本上解决了基本路线不动摇、不能动摇的问题。
邓小平是怎样从根本上解决不动摇、不能动摇的呢？有四条。第一条，邓小平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二条，邓小平说，不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三条，邓小平说，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谁就会被打倒。第四条，邓小平说，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关键、死路、打倒、军队、政权，这不是普通的词儿，其分量之重、含义之深、决心之大，众所周知！
其二，基本理论。道路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没有理论指导的道路寸步难行，没有道路上的实践新探索创造不出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行进而不断创新。这一理论完善于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共六个部分，所涉及的思想极为广泛，既有以往理论的总结、升华，诸如党的基本路线论、思想路线论、组织路线论、台阶论、“两手”论、不丢老祖宗论等。也有创新性的理论，诸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第一生产力论等。无论是总结、升华还是创新，其实质、主题极为鲜明、突出，即高度概括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用邓小平自己在南方谈话中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其三，基本道路。路线、理论的正确与否决定着道路的命运。错误的路线、低劣的理论，道路决不会宽广、长远；正确的路线、科学的理论，道路会越走越宽广、前景会越来越美好。从理论上分析的确如此，然而在实践中，是不是以正确路线为核心、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道路会自然而然地、一帆风顺地越走越宽广、越来越美好呢？这就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判断一条道路是否成型、牢固，还要从道路的稳定性角度加以具体考察。
我们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南方谈话前不巩固，出现过四次风险。
第一次，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真理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大决战。这次决战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党和国家走什么路的问题。真理标准的最终胜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一时期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走什么路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三中全会道路与极“左”道路、极右道路的大决战。这次决战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党和国家能否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三中全会道路。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毫不动摇地走三中全会道路，为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从十二大到1989年动乱。邓小平最大的创新是十二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二大召开后的第四年，1986年12月学生闹事，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十三大召开后的第二年，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1989年6月23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领导职务。这两个事件、这两位总书记的下台，都因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而起，都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力而下。这些事件的实质是资本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和较量。邓小平曾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他还强调，整个现代化建设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第四次，从1989年动乱到南方谈话。从1989年发生的动乱可以看到，国际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1989年发生动乱之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反民主社会主义，是必须的；但如何正确地反、反到什么程度，却是一个大问题。在“三反”过程中，国内一股极“左”思潮乘机沉渣泛起、借“三反”之机纷纷粉墨登场。他们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一切罪责归罪于改革开放。是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所谓的社会主义老路？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三反”为中心？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停滞或倒退？面对这两条道路、两个中心、两个目标、两种价值观，怎么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而坚定地说：基本路线动摇不得。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次南方谈话，使中国的发展方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轨上。
南方谈话前的十四年，围绕中国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四次风险、四次生死搏斗，可谓惊心动魄。四次斗争的结果，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得以巩固下来。从南方谈话至今，我们在基本路线的执行上、在高举旗帜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上，没有任何动摇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四件大事，自编《文选》，匡定大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终成体系。
儒家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传统，把功、德，整理归纳、记述记载下来就是立言。魏文帝——曹丕把立言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还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个立言传习，中华文化繁若星空、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星光灿烂、从未间断。邓小平退休后，88岁高龄时终于“立言”，决定亲自编辑和出版《文选》第三卷。1992年12月8日，邓小平办公室通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及重新修订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一卷。
邓小平“立言”与中国古代社会帝王根本不同。古代帝王略输文采的不少，善长诗词歌赋的不少，善于修史尚文的不少,懂得经国大业的也不少。其所有立言不外乎是“家言”，“家天下之言”。即便是“家言”，尚无自创自编之作、更无体系之言。邓小平“立言”是代人民立言，是自创自编之作，是体系之言。
邓小平从1993年5月4日到11月2日，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集中精力整理、审阅、审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全部文稿。我们根据《邓小平年谱》的记载，看一看邓小平是怎样编辑自己的文选的。
１．编一本好书。1993年5月4日，邓小平开始初审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文稿。看后，他说：“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0页）1993年5月25日，邓小平开始逐篇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稿整理稿。
２．做一篇好文章。1993年6月11日，邓小平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整理稿时。指出：“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的。当时谈判谈得很细，谈到驻军的问题。我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军。后来又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争了起来，就是双方今后在什么地方进行磋商。我说，可以在伦敦、北京、香港三个地方轮流进行。这些问题英方后来都表示接受了。所以，外国人说我敏锐。基本法也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和几个协议的基础上才搞成的，英国也同意了。可以把整个中英谈判的过程搞个备忘录，写啰嗦一点不要紧，找个合适时机发表，配合当前的斗争。要让大家知道，是英方不守信义，我们是守信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一篇好文章。”（《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1页）
３．正用得着，争取早点出。1993年7月7日，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几篇文稿整理稿。指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对送审报告提出的以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终卷篇的意见表示：“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看来有些地方重复还是需要的。希望编辑人员要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2页）1993年8月17日审阅完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批文稿整理稿后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还说：“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2页）
４．这是个政治交待的东西。1993年8月24日，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文稿整理稿。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还指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3页）
５．结尾不错，大功告成。1993年9月3日，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批文稿整理稿。在审阅完最后一篇整理稿后说：“大功告成！”对南方谈话的最后一段：“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说：“这个结尾不错。”从五月份起，编辑组将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全部文稿整理稿，分十四批陆续报送邓小平逐篇审定。（《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3页）
1993年9月27日审阅编辑组报送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报告汇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编辑过程中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情况，以及作了哪些修改等，同时提出准备在一九九四年，对已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两卷重新修订出版。邓小平在总结报告上作出批示：“我都同意”。并同有关负责人说：“算完成了一件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5页）
至此，小平亲自审定的文选第三卷的总体框架、逻辑结构、思想内容、文字条理等编辑、整理工作全部结束。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文选收入作者1982－1992年10年间重要文稿，共119篇。每一篇都由作者精心修改、仔细审阅过。
1993年12月9日上午，在住地接见参加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工作人员，并合影留念。在合影前，为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题词，肯定他们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做的工作。
以上是根据《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把邓小平是如何亲自编选文选第三卷的过程作了简单的整理。关于邓小平亲自审定、编辑第三卷以及第二卷、第一卷文选的很多细节和细情，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组的主要成员，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年之际作了回忆。详细回忆情况见《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一文（《郑必坚论集》下卷，1219—1251页）。
６．邓小平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自我评价。郑必坚《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一文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以邓小平“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待的东西”和“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三句话为标题，高度提炼、概括了邓小平自己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关键性的评价。郑必坚的评价和概括非常准确、到位。至于中央在几次代表大会及其它场合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评价及其重视程度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在此不再赘述。
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体系。1994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经过增补和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版,分别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二卷同第三卷在内容上前后衔接、相互贯通，形成一个科学体系，这两卷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据查这是《邓小平年谱》首次使用“科学体系”这一概念。同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一、第二卷的通知》中，提出要认真研读原著，掌握精神实质，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至此，在我党的文献中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之为科学体系。
关于科学体系，简单回顾一下：十二大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十三大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十四大首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系统、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科学体系；十六大在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着重论述和强调了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总概念，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纳入到这一体系之中。
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概括、论述，最全面、最系统的是党的十五大。第一，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与毛泽东思想并驾齐驱。第二，十五大建议在十四大基础上，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同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三，明确向世人宣布：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并把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定位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第四，总结和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四大创新”：一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二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三是对当今时代和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四是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第五，对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作了具体论述，一是论述了这一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形成过程；二是论述了这一体系所解答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是论述了这一体系所贯通、涵盖的领域和范围；四是明确了这一体系既是比较完备的，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说明了这一科学体系的特点和品质。
作者系中央党校科研部协作处处长、博士
来源：《重庆党校报》2009年2月28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