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这段话是毛泽东在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讲的。
中国的“海”的确很深。建党十周年的一九三一年，党遭遇了巨大灾难。一月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左倾”错误的致命统治。毛泽东说：“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四月，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安全的顾顺章叛变。若没有钱壮飞、周恩来等冒死及时挽救，党中央必被“一网打尽”。六月，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九月，“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十一月，蒋介石发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号令。
这一年，蒋介石动用几十万军队先后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这一年，“朱毛”遇险。朱德为了掩护毛泽东，用一个连的兵力阻击敌一个师，毛泽东为救朱德用一个排的兵力与敌人一个师周旋。这一年，叛变的总书记“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了。真险哪！”。邓小平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这一年，党中央、中央苏区红军、毛朱周邓等第一代领导核心，几乎全被“淹死”。党在一九三一，险象环生……
毛主席的由来
与“主席”擦边的毛泽东。1931年9月苏区中央局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7日开幕，并明确建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月下旬，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
从大会筹备前，中央苏区与上海临时中央的电报往返来看：其一，苏区中央局根本没让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主席。“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当时既不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更不是工人出身。其二，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是上海临时中央的明确意见。其三，苏区中央局为何不让毛泽东当主席？上海临时中央又是如何商议决定让毛泽东当主席的？党的有关文献没有详细的记载，毛泽东后来也从不提及这一段内情。
“两个主席”的毛泽东。11月7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出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改瑞金为“瑞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名称、性质、职能到机构设置等完全仿照列宁的做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的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起开始工作。
这就是“毛主席”的由来。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一称呼，在江西根据地就有。那时他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就这样一直称呼下来了。称他‘毛主席’，反映了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45年主席”的毛泽东。自1931年11月27日，直至1976年9月9日，“主席”二字陪伴了毛泽东 45年。当然，“毛主席”这个称呼会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在中华大地上千古传颂。
调研像吃饭一样重要
不做调研的政策，不是“左”就是右。“左”和右的东西是葬送共产党事业的真正大敌。调研，是毛泽东具有的真功夫，也是毛泽东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真本领。即便在狼烟四起、风云突变的一九三一年，毛泽东依然经常冒险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这一年，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调研思想。
不调研是危险的。第一，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第二，过去的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必须深刻认识到调研的重要。第三，明确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调研不要怕麻烦。调研要具体，要深入一线。其一，开调查会。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其二，认真准备，事先提出调查纲目。其三，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要实地考察。毛泽东说：“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
调研扯谎是有害的。调研材料必须真实、通俗。首先，调查结果要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其次，文字材料都要有鼓动性，既要用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用大字写在大纸上面，加上红色圈点记号，派人张贴到各个村子的显扬地方，给群众看。再次，调研的东西一定要与群众紧密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调研思想，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总之，我们要牢记毛泽东在1931年6月调研途中，对身边警卫员所说的一句肺腑之言：“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
我们要办个“红埔”
黄埔军校大名鼎鼎，是“国共”两党军事家的摇篮。1931年面对蒋介石的“三次”残酷围剿，毛泽东深感培养军事干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办“红埔”准备长期打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不久，毛泽东专门找何长工、邓萍谈话，说：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军指挥员。
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毛泽东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他各省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随后，在瑞金建了一所红军干部学校。这所军校就是“红大”、“抗大”、“国防大学”的前身。
回首，八十年前的一九三一。既是党和毛泽东“雾满龙冈千嶂暗”的一年，也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一年。环顾，当今国内外大势，尽管我们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这样那样的新难题新挑战。然而，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只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把党建设好，“要淹死我们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