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新技术没能大量涌现和新技术难以产业化，其重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关键就是缺乏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一整套的制度环境。
总之，当前这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体制能不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建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没有退出微观经济，还在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在近年来通过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这种主导作用还有增强的趋势。
不仅如此，政府官员握有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还必然导致寻租机会扩大和腐败蔓延。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 20%―30%，每年发生的绝对数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严重的影响。
中国能否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推进全面改革；没有体制与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发展方式的转变依然会举步维艰，更谈不上加快根本性的转变。
政府一定要明确：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中，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应当直接操办投资项目、组织融资，这种做法会降低效率，甚至造成投资大量浪费的恶果。政府也不要指定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民间投资的领域需要拓宽，政府和国企不应当与民争利。行政部门不得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各种变相的行政许可。政府还要改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方式，不能损害公正竞争。
目前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改革的进展不足，形成了某些顽强地不肯退出的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势必遇到来自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部门和个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甚至阉割“改革”的市场化核心内容，把所谓“改革”变成了设租、造租的代名词；或者假借“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
由于近年来出现了改革迟滞的局面，造成“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这导致了大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威胁社会安定。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和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问题雪上加霜。经验表明，改革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实现各个领域、全面的改革，这是能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能不能成功应对现实挑战的关键。
转型成败，在此一举。所谓“一举”不是一个单项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进行的全面改革。所有的改革，说到最后，都与政府和国企有关。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革必须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难以真正走出危机，而且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就很难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