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热潮。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说是“一个机会”，这是由于，过去我国经济的发展，错过了很多机会。十九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日本抓住时机搞了明治维新。而稍后一点我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机会丧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经济复苏过来，许多国家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日本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给它的机会，经济起飞了。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欧、南美洲、亚洲的新加波、南朝鲜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利用这个机会，主要靠利用外资搞加工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我国在那时却陷在“文化大革命”中，搞“阶级斗争为纲”，把大好时机耽误了，面对着这次新的技术革命，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时机，搞好科技体制改革，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技术，就可以使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缩小。讲“是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我们对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漠然视之，坐失良机，就会使我们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知识准备和管理能力一时难以适应。加上投资能力不足，少数经济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又势必竭力加强技术的垄断。因此，我们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也不是很容易的事。面对着当前国际经济分工出现的新形式，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避免不利因素的影响，发挥我们的优势，克服我们包括体制上的一些弱点，采取一系列的适当对策，以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
这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和以往不同，这一次通过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通过小型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对经济和社会，对劳动和家庭，都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预见到，传统的工人阶级将作为自动化的结果而减少以至于消失，将发生结构的改变。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逐渐普遍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新的工业革命必将使人类社会逐渐普遍地从工业社会向新的社会过渡。不管资产阶级学者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把这个新社会叫“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也好，或者叫“信息社会”也好。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现在已经实现或者将要实现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相应地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现在，一些国家正在抓紧时机，采取措施，作出积极的反应。我们讨论新的技术革命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带来社会生括的新变化的种种动向，要认真加以研究，制定好我们的对策，抓住机会，迎接挑战。
我们要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工作做好。建国后我们取得了众口皆碑的伟大成绩，但是，三十多年的建价实践也证明，我国现行的许多经营管理办法是落后的、不正确的，必须坚决进行改革，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进行体制改革，基本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也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迟早都得改变。不改变就要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前进。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优越的，但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需要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同样存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需要不断加以调整和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这些基本思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无论从我们的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看，在一些具体环节、具体形式或具体制度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弊端，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现代化建没的迫切需要，如不认真改革，势必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例如，行政机构重叠臃肿，存在官僚主义现象，办事拖拉，互相扯皮，不讲效率；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各级领导机构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干部吃“大锅饭”，平均主义，造成一部分人不求上进；教育、科研的体制不合适，妨碍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和上层建筑有密切联系，都要求相应地进行改革。
这几年我们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
「 农村的改革向城市提出了挑战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依靠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对农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也找到了改革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形式。这几年，农村在家庭承包基础上，专业分工有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农村的多种经营大多数转化为乡镇企业，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主体，如江苏的无锡县、江阴县等，工业产值已占50%以上。农村的商品化、专业、企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农村已走上了商品化生产的阶段。农村出现了奇迹，出现了产值达20亿元的无锡县，出现了粮食年产值达28亿斤的吉林怀德县。在农村改革中，广大农民悟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外不快、无智不行”的道理，尝到了“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甜头。全面开辟商品化生产，标志着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已在转化，一个繁荣的农村市场即将出现。在这种形势下，应该研究县级经济的体制问题。县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现在单项局部的改革不行，必须在县一级实行综合改革，使各项改革同步进行。这样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说新的产业革命就包含这种结构的变化。我国农村，现在有三亿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事工副业生产，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产业革命。
城市要发展，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农村有很多优势，对城市发展起着促进和制约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在农村中发展工业，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如同恩格斯所说的兼有城乡优点的村镇，使农村城镇化。总之，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要求城市加快体制改革，向城市改革提出了挑战。
「 城市经济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
首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看，应该是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应该不断完善它。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不断发展的观点，就含有改革之意。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三十年来的教训是，出路在于改革，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共同语言。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年的新鲜经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大胆空前的实践。我国农业方面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五年，证明是成功的。农业改革的方向也适用于工矿企业，各行各业都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都要找到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具体办法，农村的改革为城市体制等方面的革改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办法。
再次，城市中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向往农村的大好形势、纷纷要求松绑，都感到不改革没有出路，认识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开拓前进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见识、特别是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敢于创新的时代新精神，为绝大多数人所交口称赞，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安徽省宁国县液压密封件厂厂长夏鼎湖同志，即使在逆境中，也没有停止过一天工作，终于使一个小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产品畅销国内外。上海普陀旅游品厂“步鑫生式”的青年厂长蔡爱仁在其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再不能坐拿国家工资，我们要拿出自己生产的旅游品。要问我的决心有多大，不办好这个厂，我蔡爱仁就不结婚。”更不用说有胆有识、立志创新的步鑫生等人了。
还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团结一致，实事求是，指挥有方，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今年以来，小平、耀帮、万里等领导同志视察各地，有一系列重要讲话，大致勾画了城市改革的兰图。这就是，处理好国家和集体的关系，改革利税；搞活流通，打破“大锅饭”，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简政放权和加快综合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方面，旨在有领导的大胆下放权力，使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着手大力精简各级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按价值规律办事；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中央还提出进一步开放十四个城市，整个中国沿海对外开放。国外认为这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经济上的最大改革，将影响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
所有这些都说明，改革不仅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了。城市改革不能再等再拖了，当然，电子价格体系等一些问题一时还不容易解决，也不是就大改，可以搞一些小配套的改革。
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依靠科技进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现行经济体制有两个大的弊端，一是不考虑市场、产销脱节，二是不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因此，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国家底子薄，资金不足，我们的四化建设不可能走大量投资，即扩大外延的道路，而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从总的方面看，我们的经济应该有两翼，一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是先进的经济体制。我们讲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企业改造，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一切，都要依靠科学技术。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体制不改革，科学技术也发展不起来，必须通过改革，包括科技体制本身的改革，来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1 在经济改革中，最后改的是计划体制。但是现在面临“七五”规划，因此应该考虑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高级技术产业兴起的趋势。
我们的目标是使我国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在本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工业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某些部门或某些产品的技术和工艺达到本世纪末和世界最先进水平。从世界范围内看，今后二十年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突破的技术，可能在下面三个领域：
一是信息技术，包括集成电路、微电子技术的信息技术的基础；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硬件；新的通讯手段等四方面。
二是生物工程，这是工程学领域内应用基因操作，细胞融合，细胞培养以及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等生物学的总称。生物工程的发展前途是不可估量的，这项技术在化工、农药、食品、医药领域里的突破可能性最大。据专家们推测，生物工程产品的市场销售额1990年将从现在的865亿美元增加到2710亿美元。2000年估计可达5100亿美元，应用范围也可扩大到能源、农业等领域。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类将更多地感到生物工程的影响。有不少学者认为，下一世纪将是生物学的时代。
三是材料科学，它包括各种聚合物、新金属、陶瓷和各种复合材料，主要有钛、非晶态金属、铟、铌、钽、高纯度硅、非晶硅、精密工业陶瓷、炭纤复合物、炭化硅纤复合物和高分子材料等等。这些材料一般都具有优质、重量轻、耐腐蚀、耐热、稳定性强、损耗小，以及具有各种特殊的功能等。各国均十分重视，美国目前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材料科学的研究。
我们应该注意这种高级技术产业兴起的趋势，并把发展战略、计划、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某些方面我们还要有战略魄力直接进入新技术时代。如果说过去我们搞“以粮为纲”毁林造田，围湖垦田，破坏了生态平衡，现在可以靠种树种草和退田还湖来弥补以往的过失。那么在这场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不能迎头赶上，恐怕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很难弥补我们的失了。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有人预测，第三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一元，工业发达国家要增加五十元，原因就是他们采用了新技术。因此，体制改革，长远规划，新技术革命，要很好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2 为了使经济建设更好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体制改革中，要使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外常常有一种发展战略是，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法，千方百计地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以求得国家的富裕和繁荣。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一条新的发展战略，这样发展战略目标不只是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化程度，还要十分重视经济以外的其它社会发展指标，诸如人民实际消费水平，分配结构、教育和文化程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健康水平及环境状况等等。这儿年，我们在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方面摸索了一些路子，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现在要加速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这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正确途径，也是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
「 搞活人才流动，调动各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
城市改革的核心是要调动城里人的积极性，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调动各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在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劳动者是主体，生活资料是客体，应该更加重视劳动者的作用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现行经济体制造成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腐蚀、瓦解了工人阶级队伍包括知识分子，降低了工作效率。平均主义带来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带来特权，以权谋私。因此要打破“铁饭碗”，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才能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人才流动将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由于人员的部门所有制和旧的观念的影响，现在一方面存在着浪费人才的现象，同时也确有一些人宁愿呆在大城市无所事事，而不愿下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些都影响了四化建设的顺利发展。人员流动是一个牵涉到体制的综合性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又到了非流动不可了。应该把人员流动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保证人才流动。例如应该规定凡是要求流动的人员，本单位一般不能卡。人员流动的原则既是按“需”流动，也是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不是指大城市、大单位，而是最能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地方。还要把退休制、招聘制、鼓励竞争等考虑进去，否则人才流动就是一句空话。
「 体制改革要有科学的决策体制保证 」
体制改革的趋势之一，是今后决策班子更加精干，而专家队伍，职能部门要扩大，走上科学的决策化路子，即有一个现代的科学决策体制。这种决策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家长决策体制或专家个人决策体制，而是一个由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决策系统构成的现代科学决策体制。
信息系统。任何政治、经济、军事、行政和科技组织机构的决策过程，都是把信息转变为行动的过程。准确，可靠，迅速的收集、处理、传送与使用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及时为各级智囊系统和决策系统提供综合的、可靠的情报信息。
智囊系统。智囊这个词，古代早有记载，是指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协助将帅制订战略战术、起着出主意、想办法的作用。历代的帝王将相，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十分重视文人谋士的作用。历代统治者，不仅重用像战国时齐将田忌的军事家孙膑、蜀国的诸葛亮、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帅刘伯温这些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而且通过许多途径，如两汉的荐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和唐代开始形成的科举制，广选人才，并逐步在各级机构中建立智囊团，帮助统治者进行决策。我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政治改革家、后金汗皇太极，他的改革就深深得力于他的智囊团。现代智囊机构的不断出现，是当代发达国家的显著特点之一。像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都是著名的智囊机构。在发达国家、国家的企业的决策者，越来越倚重这种智囊机构，成为现代西方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决策系统。决策系统是现在决策体制的核心，一般由若干名决策者组成。决策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以大量可靠的情报信息为依据，充分运用决策者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对由智囊系统提出的各种选择方案，进行系统的验证与逻辑推理，采取辨别、比较、分析、平衡等手段，反复权衡和对比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从中选择最合理的方案。
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激烈争夺，生产管理越来越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前景的预测、以及据此作出的正确决策。决策错了，管理效率越高，经营越不利，其结果是背道而驰。经营管理活动贯穿着一系列的决策，因此，决策科学化是保证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等多方面顺利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现代化领导水平的根本标志。
总之，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的现行管理体制，传统的经营思想，低下的劳动生产水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待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把体制改革搞好，牵住牛鼻子，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然，我们既要看到我们的基础薄弱和体制上的缺陷，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例如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技队伍和生产技术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在一些尖端工业和高级技术领域中，我们也并不都是空白。我们还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能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全国的物资、技术、财力充分调动组织起来，能够办成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比较短时间内无法办到的大事情，只要我们响应党中央关于改革和开放的布署，抓住时机，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我们的四化建设是大有希望的。
作者：张碧晖，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首任院长、教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原常务副理事长，曾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市科委主任等职。并兼任国际《系统研究》杂志编委，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2015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本文原刊于《科技管理研究》1984年第5期，作者授权三思派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