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在逐步消失

环境是决定企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环境是单个的企业、单个的人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去适应环境。我今天要讲的只是环境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靠单个人可能无能为力，但通过大家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大家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还有舆论界。若大家能够形成共识，同心协力，那么这个环境就可以得到改善。因为任何环境对企业的成长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企业成长的极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制度带来的许多约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过去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多是靠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无论是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还是对中国单个企业来讲都是如此。

这些优势还能利用多久？我认为是越来越难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都一样。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重大的变革，后发优势就可能变成后发劣势，我们的成长就可能会走到尽头。我们好多人没有意识到，技术、管理上的原创性都来自一个良好的、能够激励人们创造力的制度环境，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不要以为我们过去发展好、增长快，今后就一定能继续发展好。后进赶先进容易，但先进要变得更先进，甚至维持现状，都变得非常难。

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

让我从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的角度讨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企业的规模，经济学界有不少理论分析。美国的三位经济学教授曾对15个欧盟国家作了系统的实证研究（Kumar, Rajan, Zingales，1999)，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

首先，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企业规模也越大。这一结论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有提及，即分工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只有分工才有技术进步和现代企业。分工越细企业的规模才能越大。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当今的国际化意味着市场的规模是全球规模。一个国家已经不是决定市场规模最重要的因素。虽然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但这一市场同样在被国外企业所分享，已不是未来中国企业发展的独特优势。更可悲的是，我们不少地方现在是对外国企业开放，对本国企业封锁，这就把中国的企业置于更不利的地位。

其次，在产业层面上，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公用事业领域，企业规模比较大，这不难理解，因公用事业不仅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而且大多是国家（政府）垄断的，受到政府的保护。还有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即物质资本投入比较大的产业，企业规模也较大。工资比较高的产业，企业规模比较大，因为在工资高的产业当中，大都是些高素质的人才，而高素质的人才当然就能创造出比较高的生产率（力），所以其企业规模也能够做大。还有就是研发密集型产业，企业规模也比较大，比如制药业，是特别需要高科技研发的。大家知道国际上新生产一种药，从其研发到上市，大约需要10亿美金的费用，没有足够的规模的企业是承担不起这些费用的。

第三，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是，在国家层面上，若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比较有效率，产权的保护比较好，这个国家的企业规模就较大，而且同一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特别是他们把制度的因素和产业的特征放在一起来分析其交互影响，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改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与非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这不是因为前者变小了，而是因为后者变的更大了。比如说，英国是一个司法制度比较有效率的国家，它们钢铁企业的规模和咨询企业的规模相对差距就小；但若是在西班牙、意大利这种司法效率很低的国家，它的钢铁企业的规模非常大，甚至可能和英国的一样大，但其咨询业的规模就变得非常小。究其原因，是因为非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服务业，对制度的敏感程度很高，只有在一个很好的司法制度下，这个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他们还发现，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企业规模越大；一个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这个国家企业规模越大。不管是上述研究还是其他一些研究，都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制度因素是决定企业规模从而决定企业增长极限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整体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只能达到300亿，你要搞出一个500亿的企业是很难的。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企业有没有未来增长潜力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一个靠单个企业无法控制的制度因素，该因素实际上在决定着企业成长的平均极限。因此，为了我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我认为，首要任务是仍然改善我们的制度环境，持续地坚持我们的改革方向。我们知道，现在有不少人在批判“制度万能论”。制度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好的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在中国，最需要批判的是“制度无用论”，而不是“制度万能论”。制度的重要性还远未被我们绝大多数人所认识到。

产权保护尤关重要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加进了对私有财产产权的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应该统计一下，在过去10年或更长时间里，每年中国有多少人在申请外国护照、申请移民。这是衡量我们产权保护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产权是一种有关个人行为后果的预期，如果产权能得到有效保护，每人都有充足的把握，干什么事都很自信，因为他能预见到结果。所以，我们讲产权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产权保护好，那么人们首先就没有积极性去创造新财富，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掠夺已有的财富上。如果每个人不能够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那么只能做短期的事，没有积极性干长期的事。为什么我们的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假冒产品如此的多？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产权的预期不稳定。“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能干的事，明天不一定能干，为什么要考虑长远？诸如煤矿企业事故的频繁发生，很大程度上与产权制度有关。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我们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产权也是一种文化，它不仅仅是政府的法律条文，不仅是一种司法行为，它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应有的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上某些人的“仇富心态”，即某个人赚钱了、富有了，就认为他一定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关于产权的许多概念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形成一种文化。如果老百姓对产权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即使政府去主动地保护私人产权，但是人们对未来还是会有一种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保护私有产权的教育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些产业属于高制度敏感型产业，有些产业属于低制度敏感产业，比如，钢铁产业与软件产业相比，后者对制度更敏感。因为钢铁企业的物质特征决定了不太容易被人偷；但知识产权就不一样了，职工将脑子里的东西拿到外边去卖，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约束他。其实，大量的服务业，我们叫第三产业，都是高制度敏感产业，金融、保险业对制度都是非常敏感的。现在有不少学者、政府官员都在呼吁，中国不能光发展制造业，我们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包括设计、技术方面），因为在全球范围看，制造业越来越变成一个生产车间，变成服务业的一个奴仆。像沃尔玛，不生产任何东西，但价值都是在那里实现的，制造业利润则非常低。

中国的企业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利润率高的领域去赚钱？问题是，我们的法律、制度环境是否允许我们赚这样的钱。银行、金融、保险、咨询、软件等产业都要求有一个非常好的产权制度和司法制度。如果这一点得不到很好的改善，20年之后，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中国的企业大都会集中在制造业，而人家发达国家会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工已不仅局限在国内第二、三产业比例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了，所以我们应从宏观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要特别提一点，就是对企业家能力的保护，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和能力所创造财富的保护。这是最为重要的产权保护之一。我们必须承认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有企业家精神，如果不能发挥这部分人的积极性，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在保护企业家能力、精神这种无形资产，或者叫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方面，最关键的是如何约束政府行为，防止政府部门对产权的侵害。在政府与企业的谈判当中，必须形成一种对等的局面。如果你应得的权利（如投资权），政府不准许你使用这种权利，那就是对产权的侵害。产权的保护就是对个人的自由签约权和合同的执行的保护。这方面，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我们民营企业怎么参与国企改制的问题。在这方面，政府规范其行为、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就显得更为重要。过去有太多惨痛的例子，就是在国企陷于困境的时候，把民营企业给骗进来，然后在资金转入之后，又将民营企业给赶出去了，而且什么补偿也没有。这种事在目前还经常发生。在任何交易当中，如果政府发现吃亏了，而同时参与交易的民营企业又没有故意的贿赂性行为，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那么政府就应当处理负责此事的政府官员本身，加强对自身的管理，而不是反过来把责任归罪于民营企业家。如果谈判的合同都可以因为所谓的政策不可抗拒的原因而给予废除，不予执行的话，那谁还敢同政府做交易？所以，要参与国企改制的民营企业，须特别的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