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与在王府井大街散步的胡耀邦同志不期而遇。见到我阔别数年的老领导，我惊喜激动，疾步向前问候。耀邦右手用力地握住我的手，左手拍打着我的肩膀，连连说笑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小宋同志你好哇？”我了解耀邦同志一向平易近人，说话风趣幽默，所以也就毫无拘束，没大没小地笑问：“这‘三老’又是从何谈起？”耀邦同志一板一眼地解释道：“我们都是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学员，算不算老同学？我们都是‘五七’战士，算不算老战友？在干校你是班长，我是普通一兵，我应不应该称你为领导？”

我听团中央老同事说，对耀邦的所谓“审查”早已结束。“四人帮”扣在耀邦头上的“走资派”、“修正主义”等帽子纯属诬陷。1971年他就从干校回到北京，可在当时“文革”噩梦还未结束，历史尚未复苏的特定政治环境下，他一直赋闲在家，等待中央分配工作。

耀邦询问我离开干校后的情况，我告诉他：1971年调外交部后，很快被分配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工作。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4月下旬即将访华，我随大使回国参加接待工作。我又透露，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管外交事务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爵士也将于5月上旬访华，商谈与我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事宜。闻此，耀邦同志兴趣倍增，忙说：“小宋同志，你在西欧工作生活多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一定有所研究。我很想了解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我知之甚少，但也很感兴趣。这样吧，我们专门约个时间，我请你来家吃饭。我院子里的香椿又嫩又香，恰是采食的好季节，我请你吃香椿炒鸡蛋。咱们好好聊聊，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西欧国家的情况。”我深知耀邦历来重视调研工作，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并把再次会面约在那个周日的下午。

届时，我如约来到耀邦同志的家。他当时住在灯市西口富强胡同六号。这是一处分前、中、后三个庭院的四合院，原是满清一个官宦人家的房产。“文革”前耀邦就住在这里，前院和中院是他办公会客用房以及他家人住室。后院则是团中央另一位书记胡克实同志的住处。四合院高墙耸立，与市井的嘈杂声隔开，安静极了。我对这个四合院并不陌生，“文革”前耀邦在这里接见过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我当过翻译。还有，“文革”初期，耀邦遭“四人帮”陷害，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前院的房子均被分配给团中央机关无房户居住。我当时刚结婚，还临时在前院已用隔山墙分为两室的大屋中的一小间住过。没住几个月，我就搬走了，不过这处四合院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满深的。

晚饭很丰盛，除了香椿炒鸡蛋，还有从全聚德买来的烤鸭。

饭后，我和耀邦从餐厅回到会客室继续品茗聊天。我概括地介绍了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情况后说，这些国家工农业生产都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我们要高出一大截。大部分家庭拥有比较宽敞舒适的住房，当然非洲、中东等国家的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居住条件比较差，多数家庭购买了小轿车，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很普及。人家已经用上了彩色电视，而我们连9英寸的黑白电视还要走后门，凭票才能买到。他们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又多为家庭式适度规模经营，生产率很高，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产品却自给有余。法国、荷兰都是世界主要农产品和农业食品出口国。而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90%人口从事农业，却缺吃、少穿，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我接着补充说，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总的来看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罢工、游行示威也有，但经济性的居多，政治性的很少，劳资纠纷也往往通过协商或政府出面调解而得到解决。最后，我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反正，我至今还得不出资本主义已经危机四伏，腐朽没落到行将就木的结论，我也没觉察到那里的人民正在热切等待什么人去解放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耀邦淡淡地笑了笑说，我从别的渠道也了解到一些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你谈的基本一致。资本主义诞生几百年来，已经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看来这些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适应和自我调节中，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空间，还没到垂死阶段。耀邦接着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一次革命，其核心是要消灭剥削，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逐步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光喊政治口号，只抓革命，不抓生产，不发展经济，不创造物质财富，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他沉重地说，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这么落后，老百姓还是这么穷，连吃饭、穿衣、住房这些人类生存基本条件都没有得到解决，值得好好总结一下。我看不是社会主义不优越，而是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耀邦同志越说越激愤，突然站起来，从身后的书柜拿出一本《马恩全集》读了一段，引经据典地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这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发展经济，只搞政治，基础不牢，上层建筑能巩固吗？

在当时那种诡谲难测的政治环境下，耀邦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令人振聋发聩。

我们一直聊到十点多，但仍觉得谈兴未尽。我依依不舍地与耀邦握手告别。